摘要：新闻传播“数字转向”的技术背景下，数字技术教学之外的数字伦理（Digital Ethics）教学范式应该得到重视。本文基于凸显“共振点”、探寻“均衡点”与澄清“模糊点”三个维度，提出数字技术教学范式应实现从“学”到“用”的伦理转向，以主体性的教学理念抵御数字技术异化风险，以交往式教育方法含纳学生探究与试错，以开放式教学内容推进数字学习资源再开发，以实践式教学评价提升教育效能转化。

关键词：智能化媒体 数字伦理 教学改革 教学范式

2024年1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平行会议，发布“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发展倡议”，提出“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研究范式，推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践行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伦理规范，推动建构科学治理体系”。数字伦理（Digital Ethics）是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在应用环境中，对社会道德、个体权力责任、群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数字伦理教育是数字时代公民人文关怀、媒介素养博雅教育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化专业人才的职业规范意识，规避伦理道德风险与职业失范行为，还能提升学生专业能力水平，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事业提供思想保障。但是因为技术飞速发展与伦理教育脱节、学生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使得数字伦理教学亟待强化和规范。“人机协同”一方面深刻改造了新闻传播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也伴随着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算法公正、虚假信息等伦理问题，引发专业教育对人与数据关系、人与算法边界的反思。智能时代理解与拥抱技术是必然趋势，相应则更需要强化专业价值观与责任理念。由此，数字技术与数字伦理，正成为新闻传播学数字转向和教学范式重构的“双轮驱动”。

一、数字技术与数字伦理教学体系的问题倾向

从数字技术与数字伦理教学体系的关系建构视角看，既往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存在如下两类主要的问题倾向。

1.数字技术与数字伦理教学相互割裂。课程教学的割裂，极易造成专业价值的分殊。技术与伦理深度互嵌，媒介实践溢出了传统的学科研究边界。在数字转向中，技术与伦理在互动中形塑着新闻传播的新样态，也催生着新问题。新闻业务环节流动性极大增强，打破了传统新闻编辑室的内容生产藩篱。前沿技术赋能与专业伦理约束永远是数字时代的“孪生兄弟”。液态新闻改变了新闻业态，却更需坚守专业精神。“液态新闻”时代的“公共传播”伦理价值，成为教学亟待完善之处。

2.数字技术与数字伦理教育的结合尚显机械。以往的伦理教育和研究存在“范式单一”的问题，未能全面应对技术快速进步对新闻传播活动带来的挑战。在智能化媒体环境下，数字伦理教育往往未能根据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例如，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对数字平台的理解成为“四不像”还是“多棱镜”？这取决于数字伦理教育是否能坚持综合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教学过程中碎片化和机械化叠加导致了施迪希韦所说的“碎片化分化”和“功能分化”，而不是基于“环境片段的分化，内化进学科中”的现象。

二、凸显“共振点”：数字伦理教学的基本原则

数字伦理教学在平衡数字技术与专业伦理关系时，首先需要明晰基本原则。

1.以人文关怀增进技术弹性。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Gibson）在1973年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重构了人们对技术改变世界的想象，技术提供了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动可能性”。但技术本身也是一个“悖论”，技术的工具性与“非人格性”同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技术是刚性的，而人类社会运行是富于弹性的，即便是AI技术，也无法真正复现人类的思考模式和情感反应。因而，在智能化媒体背景下，如何以人文关怀增进技术弹性，识别和调整技术在不确定、复杂或危机情况下的风险适应性，是数字伦理教学亟待回应的议题。比如，在全民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红利狂欢背后，还应理性审视“数字排斥”“隐私倦怠”“间歇中辍”等逆向使用，以及银发群体或残障群体的智能媒体使用障碍。数字伦理教学需要启发学生辩证性思维，挖掘技术繁荣表象隐含的社会公平、数字正义、权力边界等问题，人文式理解和审慎式使用前沿媒介技术，进而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转化“数字鸿沟”等为“数字机遇”，增益社会数字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