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对生态文学的隔膜和误解太深。在笔者看来，生态文学的崛起，已经对传统文学观构成了一种缓慢但坚定的挑战，我们必须好好地领悟这种挑战中暗含的启示，才能更好地从事文学事业。生态文学其实要构筑的是一种人类世的大文学观。

一

首先，生态文学是对“文学是人学”观的巨大挑战。最早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观念的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据称，1928年6月12日，高尔基在前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的庆祝会上曾说他的工作是“人学”。此即“文学是人学”的最早来源。不过，在他之前，十九世纪丹麦著名的批评家勃兰兑斯曾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其实，无论是勃兰兑斯还是高尔基都只是把世界文学史长期以来的文学观以一种质朴显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已。自诞生以来，人类的文学其实始终都围绕着人、人生、人性、人情展开，具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色。对于文学的模仿说而言，文学模仿的是人类的生活；对于文学的表现说而言，文学表现的也只能是与人类相关的情感。至于文学起源的劳动说或游戏说，也无不表明文学只关注人类的活动、情感与命运。对于绝大部分作家而言，文学的核心宗旨就是探索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是展示人类情感的参差多态，就是描绘人类社会历史的沧桑风云；即使要描绘大自然，即使要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为了给人性和人的历史提供舞台背景，或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类社会的丰富维度。

但生态文学却要挑战这种“文学是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生态文学立场看来，文学并不必然就只能围绕着人性、人情等人类世界展开，它同时也可以围绕着包括无机物、有机物的宽广无垠的自然世界展开；文学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更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文学是人类创造的并服务、作用于人类的，但是文学并不必然就只能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生态文学立场看来，最好的文学是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文学，是能够关注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的文学，是能够从万物一体的生命共同体立场来审视人、自然以及世界整体的文学。沉迷于自我中心的诗人只能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诗人，真正的大诗人必然会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与存在、与神秘、与天地万物劈面相迎。传统文学沉湎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诗人沉湎于自我中心主义，是如出一辙的；生态文学要超越的就是这种人类整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超越人类的自恋心理，引领人类与存在、与神秘、与天地万物建立有机的精神关联。在散文《蘑菇课》中，胡冬林写道：“中国如果有一万个作家在探求人生的真谛，那我这第一万零一个作家，便要执拗地、百折不回地探求构成原始森林的那些千姿百态的野生生命的生存真谛。”胡冬林这样坚定的生态作家正以他的偏执矫正着传统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偏执。

生态文学也不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生态文学认为人无法想当然地把大自然仅仅视为自己的生存背景，日月光华、苔藓草木、鸟兽虫鱼乃至无机的土壤矿物等都是大自然的某种能量形式，其实人类的个体生命、族类命运都只是大自然能量的一种运行方式。早晨被诗人吃掉的那个苹果，在上午的阳光中化育成了一首诗歌；而被小说家吞下的带血牛肉，可能终于化育成一篇反映黑暗人性的现代主义小说，甚至回响着被屠宰的肉牛的绝望和愤怒。诗人雪莱曾说：“波拿巴铁青的面孔、多皱的额头、黄浊的眼珠子、惊悸的神经系统——这些都明白地表现出了他嗜杀好胜的性格和永不餍足的野心。如果波拿巴家族世代食素的话，他就既不可能有篡夺波旁王朝王位宝座的野心，也不可能最终获得那样的权力。”当然，这也并不就意味着能够反推出素食者便不会嗜杀好胜、痴迷权力，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希特勒的素食偏好了，虽然他是出于身体健康原因选择素食。诗人雪莱考虑的其实还是肉食背后的残忍暴虐对人的性格和人类历史的负面影响。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残忍暴虐，最终一定会反馈到人类自身，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并没有安全的隔离墙。

生态文学无疑还会继续关注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但是它会把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拓展到大自然的范围去。生态文学不愿意画地为牢，而是有意在大自然的宏大秩序中来理解人性和人的命运。因此，生态文学会有意把人的审美眼光引向植物、动物乃至地球的各种生态系统。当《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样的古典小说只津津乐道、喋喋不休于历史风云、世俗人情时，生态文学还会勇敢地告诉人们，我们身边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以及山川湖海都同样值得最深情的审美观照。生态文学相信人类每每把自己的审美眼光投向大自然的万千众生时，人类才更能够超越自我中心主义，获得对生命真谛的透彻感悟。当普通作家都只为自我、个人、民族、种族、阶级乃至人类的悲欢而摇笔弄舌时，生态作家却把他们的情感共振范围拓展到了千千万万的自然生命那里去了。这并不是他们对人类、人性失去了兴趣，而是他们深切地知道人类与大自然、人性与大自然乃是生命共同体，如果不能以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眼光来审视人性，最终也不可能理解人性。

至于西方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也受到生态文学的挑战。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和比较文学系王斑教授在《世界文学的愿景和陷阱》中曾说：“生态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重视人与生物系统同呼吸共命运的关联。气候、空气、植物、山川及生灵万类，是生态文学的浩渺无际的底色和语境。相比之下，人文主义的视角就很狭隘。天地万物只有在人的功利、发展的视野中才有意义，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的背景。生态论述反其道而行之，其不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仅仅是文明自身的进化、纯粹的社会存在、政治的产物。这些人文框架在生态视野中，只不过是天演中的沧海一粟，进化恒河沙数中的一粒。”因此，王斑把生态文学视为当今世界文学的突破口，不是没有道理的。

动物叙事是生态文学的重要一翼。在既有的“文学是人学”观的视域内，动物形象几乎只能是符号化、象征性的，动物只是作为人性的种种投射，至于它们本身的生命感受、生活习性、生态位等等均不受作家的重视。但是到了生态文学中，动物开始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歧视，展现出了动物生命的内在灵性，获得了更为真实的文学呈现，例如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中的狼，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金钱豹等等，也恰恰是在对动物生命的内在性、真实性、丰富性、生态性的文学呈现中，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大自然，理解人类自身的特性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