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外部的法律规范存在“时间差”，加上新行业、新技术快速发展等因素，导致国企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仍存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防治国企腐败需要抓住本质，从结构、行权、风险、数字等维度综合施治

在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执纪审查”栏目中，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多次出现国有企业违纪违法领导干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向管理服务对象违规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境内办事、境外收钱”等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国企曾经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观。虽然腐败存量有效削减，但增量仍在发生，尤其受市场环境、技术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国有企业出现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逐渐增多的趋势，亟须从结构、行权、风险、数字等多个方面综合治理。

什么是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

新型腐败是指腐败对象、腐败形式较传统腐败翻新升级，改变了“权钱交易”的简单模式，在“权”与“钱”之间添附了其他介入因素。隐性腐败是指腐败手段更具隐蔽性、复杂性，改变了办事和收钱的直接联系，多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形式呈现。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行为人会刻意在时间、空间、方式上割裂权钱交易之间的关联，企图模糊行为性质。目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主要呈现四个特征。

一是“伪装性”，通过“市场化”搞利益输送。比如：虚设不必要的交易环节，以咨询费、服务费的名义变相获得利益；以个人良好信贷资质和职务便利申请大额低息贷款，然后转手借贷给管理服务对象，收取高额利息；以投资入股、零元持股、要素出资等方式，获取明显高于出资额应得的“分红”；签订虚假借款合同、虚假投资协议，制造有借有还、真实投资的假象。

二是“隐蔽性”，通过“代理人”搞幕后操纵。有的国企领导干部培植亲信作为代理人，或将房子车子登记在他人名下，或开设他人账户隐匿钱款，或使用他人名下账户进行消费；有的以特定关系人名义设立影子公司充当“影子股东”，上演“白手套”；还有的不直接打招呼，而是以参加饭局、出席站台、引荐相识等间接方式弱化行权，特定关系人冲在台前，本人隐于幕后，形成“我办事、他收钱”，甚至“他办事、他收钱”的敛财模式。

三是“延迟性”，通过“延期兑付”搞期权腐败。为了逃避审查，有的国企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不急于利益变现，而是等自己转岗退休、自认“安全”后再兑现利益，或有需要时随用随取；还有的在任职期间提前“筑巢”，然后非常规离职，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等外衣，到关联企业领取“定制高薪”。

四是“技术性”，通过“复杂交易”瞒天过海。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支付手段的多元化，有的国企领导干部运用虚拟货币进行腐败交易，有的利用地下钱庄、离岸公司向境外转移赃款，有的利用数字支付、科技手段贪污、挪用公款，有的利用网络直播打赏洗钱，还有的通过股票信托等金融产品“洗白”赃款。

两类腐败在国企中的特殊表现

相较于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资多、权多特征，对加强企业管理经营、完善规范运行有着更高要求。“资多”主要指资金、资产、资源、资本、资质的富集。其中，资金方面包含资金管理、借贷、拨付等，资产方面包含国有房产使用、出租国有土地使用、管理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等，资源方面包含政策资源、项目资源、工程资源、合作资源等，资本方面包含产业资本、金融（参股）、融资、担保等，资质方面包含经营资质、能力资质、特定行业的资质等。“权多”主要是指行权事项丰富且相对独立，在“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项上有较大自主权。比如，在投资管理中企业自主制定制度，对项目进入、退出、管理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还不健全；房产出租管理相对粗放，在出租条件、收益等方面还有未尽规范之处；国企采购未完全进入政采云平台，由企业组织操盘，全流程监督及信息公示机制不完善；大量工程业务由国企承接后对外发包，在招投标方式确定、条款设置、日常监管、竣工验收等方面有较大自主权；等等。

笔者梳理近年来国企领域查处的腐败案例后发现，资多、权多的特征，导致新型腐败和隐形性腐败在国企有其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