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初，一则关于艾滋病毒感染者因感冒前往湖北省中医院就诊被拒的新闻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在如今的医疗体系中，艾滋病毒感染者仍然难以获得平等的对待，这不仅暴露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偏见，也反映出公共卫生观念的不足；也有声音理解医院的做法，认为患者不提前告知会给医务人员及其他患者的健康带来风险。如何平衡医疗公平与防控安全，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艾滋病毒感染者前往医院就医在法理层面无可厚非，但现实常常与法理错位。

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然而现实中，很多已经住进医院的患者在医生得知其感染艾滋病毒后，会被以“不具备为该类患者手术的条件”等理由拒绝。

而另一方面，《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亦规定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在就医时将感染或发病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然而多数患者常常因为担心被拒诊而回避这种告知义务。

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信任危机。2024年11月底，佛山复星禅诚医院创面修复科主任胡海涛在“丁香园”社区平台上发布“你愿意收治HIV阳性患者吗”的调研问卷，共有2335名医务工作者参与了这次调研，结果显示，愿意收治HIV阳性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只有12.5%，近50%的医务工作者明确表示自己会推荐患者去传染病专科医院接受规范治疗，37.8%的医务工作者则表示不愿意收治。

在信息日益透明的今天，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已有显著提升，社会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屡屡发生的拒诊事件却在提醒我们，偏见依然盘踞在诊室。

谁“卡住”了艾滋病毒感染者？

张饱饱又被拒诊了。

2022年11月，膝盖韧带断裂两周后，艾滋病毒感染者张饱饱等到了北医三院的住院名额，这是离他最近且在骨科领域比较权威的医院，他希望能在这里完成关节镜手术。

因担心被医院拒绝住院，接受入院问询时，他否认患有传染病，但当天下午血检结果出来后，他被住院医师告知北医三院没有接待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能力，并建议他去定点医院。

张饱饱很无奈。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医三院就诊，2016年他就曾在门诊时坦白感染艾滋病毒而被拒绝过。

6年过去，张饱饱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

之后，张饱饱去了地坛医院、航天总医院、协和医院都没能入院，最后是北医三院的医务科给了他一位接受过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且做过关节镜手术的医生的联系方式，这被张饱饱视为最后一根稻草。幸运的是，电话过去，医生态度积极。2022年12月的最后一周，张饱饱终于在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住下。

在手术室里，张饱饱意外地发现，主刀医生正是当初在北医三院要为自己做手术的医生。“他说这个手术我就给你做了，你不要跟别人讲。”出院后，张饱饱发现，自己的手术小结、病历上都没有这个医生的名字。

为什么医生要偷偷跑来地坛医院给他做手术？为什么这场本可以在北医三院完成的治疗，最终变成了一场隐秘的合作？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医困难的复杂现实中。

在大多数医院的管理规则里，“传染病患者”常常意味着风险，无论是隔离病房的设置、特殊手术室的配备，还是医护人员的选择及保护措施，艾滋病毒感染者无疑被以最高规格对待，因此许多非定点医院都无法完全满足接诊需求。

“很多医院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治疗体系。”执医生涯中已有过3次接诊艾滋病毒感染者经历的胡海涛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他看来，成熟的体系包含了硬件、软件及技术三个方面，有时候并不是一线医生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医疗环境、设施以及管理机制成了阻碍。以他所在的创面修复科为例，就诊的病人多是开放性创伤，在艾滋病毒面前属于高风险易感染人群，然而目前科室慢性患者较多，床位使用率常年保持在120%，很难再有条件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单设一个空间，“这种情况可能几年也遇不到一例，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考虑，院方也不太可能去投资扩大。”

此外，职业暴露的担忧也让许多医生在面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时有所顾虑。尽管艾滋病毒的风险在规范的防护措施下微乎其微，可一旦发生职业暴露，随之而来的处理复杂性却不容忽视。从阻断治疗到心理支持，再到医院层面的保障，每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加剧医生的恐慌情绪。

阻断治疗是职业暴露后最关键的干预措施。然而，在前文提到的调研中，一些医生提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未常备应急阻断药物。“国家确实为医生免费提供阻断药，但需要先上报到公共卫生科，公共卫生科再去联系定点医院取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