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四岁，似乎是敲响了人生终结的鼓点。在这生命的冬日，我不禁回忆起那些已逝的好时光。我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习作发表于1959年，距今六十五年；第一次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在1962年，距今六十二年；1976年调入鲁迅研究室，至今四十八年。此后曾参与《鲁迅全集》1981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定稿和2005年版的编注，《郭沫若日记》1982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鲁迅年谱》四卷本的编纂，《鲁迅大辞典》2009年版的撰稿，《鲁迅手稿全集》2021年版的编审。这些都是我躬逢的学术盛事。
我个人出版的专著和文集有二十多种，其中《搏击暗夜：鲁迅传》被评为“2016年三十种好书”之一和同年“大众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为青少年撰写的普及性鲁迅传记《民族魂》，经不断修订，被不同出版社再版五六次。我因为撰写了《宋庆龄传》，一度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学术委员。因为出版了《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与蒋介石》《胡适心头的人影》等书，我在胡适研究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发表了《扑火的飞蛾》一书中那些研究丁玲的文章，我有二十年忝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因为我发表了有关高长虹和狂飙社的研究文章，《高长虹全集》出版时我被列名为顾问。这些也都是我在学术界的荣光。
我编书的数量确实记不清了：有些是市场行为，书卖得很好；有的是学术行为，书销量很差。比如我以“金隐铭”为化名编选的《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散文全编》《鲁迅杂文全编》，都是赚钱书，但我当时收的是一次性支付的编选费，所以个人的所得有限。我编的《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被陈子善誉为“一本可胜百本”的好书。因为那些写信人都是名流大咖，所以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但因销行寥落，出版方连版税都无法全额支付。
除了这本《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我还想再介绍一部《鲁迅论争集》。这部大型资料汇编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包括了鲁迅生前死后有关论争的主要文章，查阅起来十分便捷。我认为，作家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斗士型、学者型、隐士型。斗士型强调要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行文如投枪匕首，寸铁杀人。学者型强调正面立论，充分讲理，心态平和，语言严谨。隐士型往往逃离是非，清静无为，悠然散淡，清俊通脱。鲁迅是斗士型作家。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正因为鲁迅是这样一种文化性格，研究鲁迅的论争就成了研究鲁迅文化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是章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对鲁迅亦应作如是观。
《鲁迅论争集》这部书之所以编得内容翔实，选材精当，是因为此前有两本书作为基础：一本是我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另一本是我主编的《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另有两位副主编）。前者囊括了鲁迅生前亲历的论争，后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领域的主要论争。《一个都不宽恕》这个书名是表弟王平取的，出自鲁迅的杂文《死》。这个书名响亮好记，有吸引力和震撼力，出版后相当畅销——当时就出现了两种盗版，后来又再版了两次。书名是一本书的亮点和看点，对营销特别起作用。我的一些朋友钩深探赜，煞费苦心辑录了《鲁迅演讲集》，但读者限于学术圈内，印数很少。后来有一位新秀用同一材料编书，书名改为《鲁迅报告》，就在一次书市上卖火了。
我主编的其他书，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教材中的鲁迅》《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魂灵》等，都有参考价值。我主编的《鲁迅语录》（四分册）、《鲁迅青少年读本》，首先在台湾出版，是台湾解禁后鲁迅的普及性读物，在鲁迅传播史上也可以留下一笔。后来这部《鲁迅语录》印成了对开本，长七十七点五厘米、宽五十四点五厘米，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人说这种做法浪费纸张，不符合鲁迅勤俭节约的精神，但此书在1994年卖了约一百万元。我个人未收分文，全部捐赠给了当年举办的广东省文学节。
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以上工作，在两部《鲁迅研究史》中我都被列为史料研究专家，名字荣幸地置于朱正先生之后，《鲁迅史实新探》和《鲁迅史实求真录》为代表作。这肯定是出于对我的抬爱。有刊物称我为“史料大家”，我更是感到过誉。
不过，我毕生的学术追求是理论、文采和史料的统一。最能体现这种写作风格的是我的序跋文字。2017年，我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血性文章：鲁迅研究序跋集》，收录了我近三十万字的序跋文字，权当为自己留下一个纪念。下面分别谈谈我对理论、文采和史料的看法。
我说的理论指的是科学理论，相当于“史识”。理论具有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只有掌握和运用科学理论，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外来文论如潮水般涌进，导致学术界有了图新求变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传统盲目排外和囫囵吞枣唯“洋”是从，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引进新名词、新概念固然必要，但要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特别是不能食“洋”不化、盲目跟风。比如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我们就不能不顾中国作家的创作实际，把现当代小说通通视为“复调小说”。又如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运用这种理论，作家之间必须确有借鉴和交流关系，不能因为鲁迅和徐志摩都描写过枣树，就断言他们的作品有互文性；更不能因为徐志摩笔下的枣树比鲁迅《秋夜》中的枣树早出现一年，就断言鲁迅的这篇散文受到了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此外，学术理论文章也没有一个刻板的写作模式。在中国古代，一些儒家经典采用的是语录体，谁能质疑其中没有原创理论？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四言古诗写成，如诗中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含蓄”风格，谁能说它没有学术价值？在西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是对话体，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独白与倾诉的抒情语体，但丁的《致斯加拉大亲王书》采用的是书信体，达·芬奇的《笔记》采用的是笔记体，又有谁能否认其理论价值？
文采在古代文论中亦被称为“情采”。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没有真情实感作为基础，追求文采就会变成单纯堆砌辞藻，卖弄技巧。我们这一代学人很多都是怀揣作家梦考进中文系的，懂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一粗浅的道理。理论与文采相得益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口皆碑，除开其深邃的美学内涵之外，跟其炉火纯青的文字、比喻贴切的语言也不无关系。无怪乎著名学者胡绳感慨道：“读一篇极精彩的论文时，每每能浮起读文学作品的兴趣，而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又似乎能读出一篇论文来。”（《夜读散记·谈理论研究与文学欣赏》）。中国古代文论一贯重视文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开篇强调“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就是要求文章华美的文辞变化在外，真切的内容充实于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打了两个比方：虎皮和豹皮如果没有毛色纹彩，就会跟狗皮和羊皮一样；雄犀牛和雌犀牛的皮革虽然有用，但还是要靠朱红的油漆来显示色彩。
既然我被有些人认定为史料研究专家，又在全国政协担任了十年文史委员会委员，我想借此文多谈谈我对史料的看法和我从事史料研究的实践。
文史资料有不同的分类法。有人分为两类：实物史料（如文物古迹）、文字史料（如典籍碑刻）。有人分为三类：文字记载、实物遗存、口耳相传。有人分为四类：书籍报刊、文书档案、实物工具、口传回忆。无论分为几类，史料均须经过严密考证、去伪存真，使之成为能够支撑观点的史实。现在的问题是：确凿的史实是否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史学，宣布敲响了传统史学的丧钟。这种理论强调，所谓历史，就是由活人来讲死人的事，由今人来讲过去的事。这是对已逝岁月的一种叙述和重构。因此，历史的符码根本无法承载真实的过去，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拟仿物（simulacra）或语言游戏罢了。历史的“本相”我们无法直接触摸，也无法定型，其中必然会蕴含不同程度的想象和创造的因素。
后现代主义尖锐地指出传统史学中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和见解性因素，我认为这是其合理内核；但如果因此认为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进而宣布“历史已死”，这又是后现代史学的一种偏颇，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知的事物。同一事物总会有相对和绝对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属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如果片面强调事物的变动性、不稳定性，否定事物的客观性、稳定性，那史料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庄子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但鲁迅认为，似是而非总体上就是“非”，而“非”中之“是”其实就是“是”。尽管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黑夜就是黑夜。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决不能说成湖北武汉；我毕业于雅礼中学，决不能说成是明德中学。当然，我在追忆长沙和雅礼中学的求学经历时，某些细节跟事实会有出入，但基本史实还是可以还原的。这就叫作相对当中有绝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讲的事实不是个别的、局部的、偶发性的事实，而是从事实的总和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中掌握事实。否则，个别事实就可能成为任人摆弄于股掌之中的儿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蒋廷黻先生有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国士无双》，2016年8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他说印象中，鲁迅“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而在冯雪峰的回忆中，鲁迅走路的姿态总是一往无前，从不左顾右盼，更不回头观望。为什么在蒋廷黻的印象中鲁迅成了一个瘸子呢？因为他跟鲁迅接触是在1924年7月中下旬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鲁迅1924年7月23日不慎摔倒，跌伤了右膝，所以在跟蒋廷黻一起游览的过程中显得一瘸一拐。这就表明，一个人在某种特定时空中呈现的状态，并不见得就是这个人物的真实全貌。可见讲事实不能只讲局部的、偶发的事实，只有能够揭示本质的事实才能反映真实。
当前，世界出现了一种无极无序的状态，国内也存在现实利益不尽相同的群体，因此对于同一问题，彼此看法不尽相同，难以取得共识，形成了所谓“多元化语境”。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可靠的史料往往就能显示出强大的威力。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在京举办了一次“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国图整理有关文献约一百二十种，图片二百六十幅，有力证明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89年秋天，我初次到台湾探亲访学，曾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的大厅观看了“寻根探源——台湾开发史迹展览”。在台湾发现的石器和陶瓷遗物，有力地证明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有古文献记载，而且有考古学的证据。
多元化语境中，史料的作用虽然可以凸显，但史实性的错误同样具有很大杀伤力，无法用“一家之言”“各抒己见”之类的词语来掩饰开脱。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鲁迅北京时期与一些报刊的关系》，收入我的一本小册子《鲁迅在北京》，其中提到1919年1月15日《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本报之新宣言》，署名“知非”，是李大钊的笔名。其实，“知非”是蓝公武的笔名，他1917年后曾任《国民公报》社长。这件事虽然从未被人公开批评过，但于我而言却如芒刺在背。因为这是学术硬伤，有脸面丢尽之感。《鲁迅在北京》一书没有再版机会，这个学术硬伤的疤痕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我此生的主要工作是鲁迅研究，而研究的重点确实是史料。《鲁迅研究资料》创刊时影响颇大的前几辑就是金涛和我具体编辑的。《鲁迅研究资料》创刊于“文革”末期，发行于粉碎“四人帮”初期，当时还不允许探讨什么理论。学友罗宗强想在《南开大学学报》探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让学者各抒己见，几乎酿成大祸。罗兄因祸得福，回到中文系任教，成了全国闻名的中国古代文论专家。但就鲁迅研究而言，想要发现新的史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鲁迅研究前辈陈涌曾说“鲁迅研究的资料已大体齐备”。他讲的“齐备”，并不是说不可能再发现佚文、佚信、佚事；而是说，即使发现了某些新的资料，乃至于绝密档案，都不至于颠覆我们对鲁迅的基本认知。比如2021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七十八卷本的《鲁迅手稿全集》，体现了全、真、精、新四个特点，比此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增添了近一万五千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鲁迅的文化遗产。但这些也不足以改变我们对鲁迅的基本评价。这是实际的情况，也是让一些年轻学者对鲁迅研究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学无止境。鲁迅史料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鲁迅研究的新史料也时有发现。
什么叫新史料，或谓珍稀史料？当然是前人不了解或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史料。要发现新史料，首先必须对课题的前期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越熟悉越好。我研究鲁迅之前，就利用了一些工具书，比如《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之类。我根据这些书上提供的书目或篇目，到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去浏览，差不多一篇一篇地翻。这就是属于目录学范畴的知识。那时候《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还没出版，相关论著查阅起来相当困难。重要内容还必须抄录于卡片。但下了这番功夫，我才掌握了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知道哪些材料已经充实，哪些地方还有可以填补的空白，也就是所谓学术生长点。唐代王维有一首五言律诗《观猎》，其中有两句给我的印象很深：“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里的“眼疾”是形容目光敏锐。掌握课题的前期研究状况，有助于练就一双鹰眼，在杂乱无章的史料堆中一眼就能捕捉到新的史料。
珍贵史料当然多采自珍稀刊物。我写《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时，就参阅了《女师大周刊》。这是鲁迅收藏的，一般图书馆没有，当年我获北京市文化局特批后才得以查阅。研究狂飙社时，我查阅了《狂飙周刊》和《弦上》周刊。前者是鲁迅博物馆的特藏，后者是姜德明先生的私藏。如果没有这几种刊物，我研究狂飙社的文章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新意。我有一段时间想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的文学创作，如周恩来、陈毅、张闻天、李富春等。在1925年的《燕风》半月刊第二、三、六、七期上，我发现了连载的陈毅所作的四首《归国杂诗》。这不仅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佳作，也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珍贵史料。像《燕风》半月刊这类刊物，不是一般人会关注的，也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不过，真正的史料研究，不能单靠珍本秘籍为惊人之具。从一般人读到的书刊中发现一般人看不出的问题，才能显示研究者的功力。
细读易见的书刊，同样可能有新的发现。2024年11月是《语丝》周刊创刊一百年。《语丝》杂志于1930年3月休刊，共出了二百六十期。我过去就接触过这一刊物。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我从家里慌忙逃出时，腋下夹的就是两厚册《语丝》合订本。这是我从首都图书馆借出来的原刊，损失了难以赔偿。时隔四十八年，我重新翻阅，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写成了三万多字的文章，分为三篇，将在《新文学史料》《随笔》和《鲁迅研究月刊》陆续发表，读者可以参看。
搜集的资料，首先是文献资料。当年我研究鲁迅在北京的史实，就特意去首都图书馆查阅资料。该馆有一类特藏，就叫“北京地方文献资料”，让我获益匪浅。但我同时也十分注重抢救“活资料”，拜健在的鲁迅同时代人为师，通过写信和拜访的方式询问他们与鲁迅接触的情况。我询问的对象有陈梦韶、陈学昭、冯乃超、胡风、胡愈之、江绍原、李霁野、刘亚雄、楼适夷、陆晶清、茅盾、聂绀弩、孙席珍、唐弢、王映霞、魏建功、夏衍、萧军、萧子璋、徐懋庸、许钦文、杨霁云、俞藻、张静淑、张友松、章廷谦、赵景深等。2023年，我出版了一本《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收录了部分由他们提供的史料，这些口述史和信札都能弥补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
口述史和日记、信札中有不少真实而鲜活的资料，关键是要认真进行鉴别，因为这类资料主观性比较强，难免存在“误、隐、伪”的情况。“误”就是记忆有误，即使渊博如鲁迅，其作品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更何况一般人。所以，“误”属于“无意失真”。“隐”是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原因，没有将情况全盘托出，有遮掩性。大至政治问题，小到个人隐私，有些不一定适合于公开发表，这一点读者也容易理解。至于“伪”，指的是存心制造虚假信息，有些是为了混淆视听，有的是为了暴得大名。1927年4月6日，北洋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并于当月28日对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处以绞刑，事后抛出了一份《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据调研，这份汇编中的《致驻华武官训令》一文是张国忱找了一个名叫米塔列夫斯基的白俄记者，按张作霖的要求伪造的。张国忱是张作霖的亲信，米塔列夫斯基是哈尔滨《喇叭报》的主编。该文的中文译者叫王之相，译完还在俄文原件上写了“极要文件”四字。还有一种作伪是为了哗众取宠，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坛登龙术”。鲁迅作品中提到一位史济行，又名史天行，化名史岩，因为作伪，被鲁迅斥为“无耻之尤”（鲁迅1935年3月2日日记）。史料作伪者的惯用手法是“真伪杂糅”。如果通篇谎言，读者一眼即能识破，在无关处说真话，在要害处讲假话，就极能迷惑读者。
除了考证鉴别，发掘史料还要注重历史细节；再现史实，也要保存历史细节。删除枝叶就得不到花果，没有细节就无法揭示本质。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细节也可以改变历史。比如鲁迅跟许广平恋爱时，是许广平首先握着鲁迅的手，而后鲁迅才报之“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一期）。鲁迅跟许广平年龄相距十八岁，鲁迅开始认为自己“不配爱”，主动追求鲁迅才符合许广平的性格特征。这是许广平的未刊稿，由我公之于世并初次引用。我写《宋庆龄传》时，描写了1970年10月1日宋庆龄设家宴招待美国友人斯诺的场面。菜单有北京烤鸭、糖醋鳜鱼、青椒核桃炒鸡丁。饭后他们品尝了杏仁豆腐、椰子糕。这样就取得了重返历史现场的效果。为了查阅这份菜单，我通过相关部门调阅了宋庆龄秘书的工作日记，从而保证了细节的真实性。细节也可以遮盖历史。比如，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一书，1936年4月下旬，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初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说这句话时，鲁迅的声音里含有忧郁的情绪。后来冯雪峰承认，鲁迅当时的原话是：“这两年来，我被他们整得可以。”鲁迅愤懑的对象是他笔下的“四条汉子”。但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历史情况，冯雪峰不能够如实表述，这就模糊了历史的真实性。
研究文献资料，需要具备一些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乃至笔名研究，等等。
想在理论研究或史料研究上有所发现，都需要以可靠的文本为基础。若非如此，提出的“新观点”只是无稽之谈，而不能传之久远；所谓的“新史料”也只是哗众取宠，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要找准一个可靠的文本，必须有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常识。原始的文本难免有舛错讹谬，须作严格的校勘；没有可靠的版本，校勘就会失据。鲁迅著作的版本情况就十分复杂。比如《呐喊》，仅鲁迅生前就有二十二个版本，从鲁迅逝世至今的版本更是无法精确统计，进行汇校几无可能。但《呐喊》直到第十三版才成为定本，此后鲁迅又亲自订正了四十五处错误，所以第十三、十四版相对可靠。如果校勘，可以此作为底本。中国现代作家经常修改自己发表的作品，有的是为了精益求精，有的则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气候。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丁玲等人的作品都存在这种状况。如果研究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认为还是依据初版本为宜，否则研究时就容易出现误判误断。郭沫若在1928年曾把他1919年的诗作《匪徒颂》中歌颂的罗素和哥尔登改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不依据初版本，就会误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笔名是发现作家佚文的一个诀窍。鲁迅一生使用过一百多个笔名。鲁迅留日时期有跟二弟共同创作、共同翻译的经历。1907年7月至11月，在日本发行的《天义报》上，出现过九篇署名“独应”的文章，这些文章即使是由周作人执笔，也应是跟鲁迅讨论过，或者经鲁迅加工过的，文中明显反映了鲁迅的某些观点。1919年1月26日，钱玄同给鲁迅写过一张明信片，咨询治疗神经衰弱的用药问题。鲁迅是学过医的，周作人不懂医学。明信片正面收信人写的是“周豫才先生”，称呼写的是“独应兄”，落款为“浑然”。“浑然”是钱玄同的别名。所以，细读“独应”的文章，对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就会有所帮助。
做史料工作如何才能成功？我将其归结为一个“韧”字。俗话说，不怕慢，只怕站。龟兔赛跑故事中，乌龟之所以取胜，就取决于它能跬步前行——跬步就是半步，哪怕半步半步地往前挪，只要坚持不懈，也能行至千里。鲁迅在《两地书》中说：“‘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踔厉风发”就是精神奋发。鲁迅反对的是激动于一时，不能持久。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搞创作、搞理论都需要天才和生活。我说的“天才”指敏锐的思维能力和细腻的艺术感觉；“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也是思想的源泉。鲁迅是公认的思想家，或者说他的思想超前地深刻。他本人就说过，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认识并不是由于什么新兴理论的蛊惑，而是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搞史料研究比搞创作和探讨理论相对简单一点，关键在于锲而不舍。这也是鲁迅说的：搜集中国各地的民间年画，这并不需要多么过人的才智。但如果能坚持若干年，这位收藏家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定会做出一定贡献。研究鲁迅，离不开了解他的同时代人高长虹。为了了解高长虹跟鲁迅失和之后的经历及其卒年，我走访了不少高长虹的亲友，比如高曙、高淑萍、闫经继、郑效洵、高戈武、姚青苗、舒群，苦苦跟踪了二十五年。鲁迅博物馆收藏了鲁迅亲自装订的《小说译丛》，内收鲁迅留日时期读过的十篇俄国小说，这对于研究鲁迅早期的文学取向至关重要。但鲁迅看到的并非俄文原著，而是日文译件。明治时代日本翻译家的风格叫“豪译”，并不忠于原文，还常做大刀阔斧的删节。比如把屠格涅夫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译为《妖妇传》，把莱蒙托夫的《歌手阿希克·凯里布》译为《森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请教了精通日文和俄文的专家孟庆枢教授，我才终于查明真相。这种工作，是鲁迅笔下的“愚人”才会去做的，“聪明人”是不愿意也不屑于做的。激励我坚持不懈的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的一句话：“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做史料工作是寂寞的，青灯黄卷，清锅冷灶，甚至还会有不同程度的风险。胡适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傅斯年甚至提出“史料就是史学”。但现行的评估体制重理论、轻史料，这是一个现实困境。《鲁迅全集》无论在社会科学界，还是在自然科学界，被引用的频率都非常高，但为这部全集作了大量艰苦的编辑、校勘、注释工作的学者有哪些呢？除开圈内人，一般读者恐怕都不知道，反而对当下那些网红如数家珍。
谈到风险，从古至今都有。文天祥《正气歌》里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要把重臣崔杼弑杀齐庄公的史实写进史书，崔杼恼羞成怒，就把这位太史和他的两个弟弟先后杀了。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过因为秉直笔、讲真话开罪于人却是常见现象。2018年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横滨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的专著《日本窃取钓鱼岛始末》，该书利用日本官方公开的《日本外交文书》及其他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被他的某些同胞骂为卖国贼。他说：“我虽被骂，但无所谓。我的书中最珍贵的部分，也就是这部分史料。”
我此生因为研究文史资料，特别是鉴别回忆录的正误，也得罪过某些得罪不起的人，遭到报复，尝到苦果，曾经有怨，至今无悔。因为史实需要维护人，历史需要记录者。摩天大楼固然被人仰视，但兴建时肯定也离不开砂石。大厦的尖顶无疑光彩夺目，但充当一木一石又有何妨？我总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激励自己。《门槛》描写一位俄罗斯姑娘，她明知迈过一座巨大建筑的门槛后，等待她的可能是轻蔑、嘲笑、憎恶等等，而打击她的人不仅来自敌人，还来自亲友，但她仍然想冲出历史的雾障，义无反顾地迈过这道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