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重庆大轰炸”。有时候，一天用一两百架飞机来轰炸重庆；有时候，用三五架，甚至一两架，从早至晚施行“疲劳轰炸”。“五三”、“五四”大轰炸震惊中外，“六五”大隧道惨案导致重庆两千五百多名无辜百姓窒息死亡。抗战时期，“跑警报”成为大后方独有的一番景象，也是老舍在重庆的日常生活必修课之一。

日寇进攻武汉后，老舍携“文协”总会印鉴，与何容、老向、肖伯青一道乘船驶向重庆。“卢沟桥事变”后，老舍离妻别子，逃离齐鲁大学的一幕再次上演。正如老舍所言“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老舍在重庆工作生活了近八年，作为“文协”总务部主任，组织并参加文艺界抗敌救国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为全民抗战努力宣传。

“五四”大轰炸来临时，多日未曾出门的老舍正在赶写剧本《残雾》。连日的空袭未曾打断他的工作。当天下午，周文、宋之的和罗烽找他商谈“文协”工作。没多久，防空警报就响了。对此，老舍已经习惯了，他不慌不忙到院中观察一番后，又返回屋中继续谈话。一个小时后，防空警报再次响起。这时，大家才离开房间到地洞中躲避。在“跑警报”时，老舍还不忘把未完成的剧本《残雾》紧紧抱在怀里。晚上七时，警报解除，他才从洞里慢慢地出来。对于当晚大轰炸的惨状，老舍在《“五四”之夜》中这样描述：“不错，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的火光！多少处起火，不晓得；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老舍看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他痛惜“那美丽的建筑，繁荣的街市，良善的同胞，都在火中”，但他也相信，“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可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这些文字有着很强的画面感，老舍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是因为亲身经历，感触极深。大轰炸炸毁的是砖瓦土木之城，而在火光与废墟中升腾的是众志成城的民族抗战意志，而重庆也在大轰炸中一遍遍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