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王瑶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中，对友人感慨：“进《宰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在朝不保夕的战乱岁月里，念兹在兹的却只是身后的名声。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真正能做到青史留名，垂范后世者，少之又少。立德、立言、立功，成为一代代读书人心心念念的不朽事业，其根本动力，估计还是在于中国人追求传世的执念。但以流芳青史为初衷，却遗臭万年者，历来不乏其人。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一说为回族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朝，弹劾过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受过廷杖，贬戍辽西。明清鼎革之际，持何立场，所经何事，均无史载。让他出名的，是清朝建立后，他屡次上书朝廷，诬称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意图谋反，需要将天主教信徒“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杨光先虽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但不妨碍他激烈反对西洋历法，写出《辟邪论》等文章阐明自己的主张，其核心思想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杨光先的上疏，得到辅政权臣鳌拜的重视，审议结果，著名传教士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南怀仁被流放。在孝庄太皇太后斡旋下，汤若望凌迟之刑未能执行，但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如李祖白等，皆被处决，史称“康熙历狱”。

汤若望（1592—1666），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到澳门，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之一。除传教的本职事业外，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火攻挈要》一书，传播了欧洲十六世纪的火炮制造知识，是明末有关西洋大炮的最权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他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定名为《坤舆格致》。全书分十二卷，涉及矿业和相关冶金工序的每个阶段，惜未及刊行，遗失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

汤若望对华最重要的贡献，是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翻译、编撰。《崇祯历书》共计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潮流。

1645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清廷定名为《时宪历》，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至现在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史载，汤若望与清廷皇室来往密切，与顺治帝、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有深厚的友谊，与幼时的康熙皇帝也关系亲密。

顺治帝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中“爷爷”的意思），并批准他可随时入宫叙事，不用太监传唤，也不用行叩见大礼。顺治帝还多次降下天子之尊，到汤若望家中看望。汤若望也青云直上，在成为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之后，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顺治帝赐号通微教师，先后加封其为通议大夫、光禄大夫等，为朝廷正一品大员。1661年，感染天花的顺治帝病危。临终前，再次召见汤若望，希望在立太子的事情上得到他的建议。

汤若望认为，只有立出过天花的皇子为储君，才是国祚稳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