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甚至更早，面对外来的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凌厉攻势，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力图寻求自强自救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制度和西方制度的态度不断变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对我国传统制度一度几乎全盘否定。近代部分学者认为，秦代以来传统政治无不是黑暗专制。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萧公权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清末，“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即使是倾向传统的新儒家张君劢，在晚年也断定中国古代政治为“专制君主政治”。照此逻辑，落后挨打都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要自立自强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对此，钱穆自然进行了长期深刻的思考，并做出了系列回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他的回应之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选择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从“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入手，分析评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这四项制度，绵延两千余年，汉代的制度最受钱穆的肯定。一开篇即论述“皇室与政府”的关系：“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照此看来，皇帝只是“虚君”，宰相对皇帝有监督作用，简直等同近代的君主立宪政体。接下来还有例证的史料：皇帝的秘书机构“六尚”，相对于宰相的秘书机构“十三曹”，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职责、权力等都小得多；宰相可以管到皇室的一切，如少府掌管皇室经费，而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皇室经济也由宰相支配。其他如中央和地方关系、地方行政制度、官员选拔制度、赋税制度、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更加受到钱穆的推崇。“‘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汉武帝以后的太学制度、乡举里选制度，突破了封建世袭，有利于读书人进入政府且良性流动，实现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和考试的全链条衔接。汉代公私分税、盐铁专卖、田赋三十税一，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理想状态。汉代到中央做“卫”兵，来回旅费由中央政府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待，平时吃穿都是国家负担，待遇十分优厚；到边郡做“戍”卒或者原地服兵“役”，只要服役三天，也可以交钱代替，人人平等，宰相的儿子也去戍边。钱穆注意运用史料，注意与西方国家的对比，增强说服力。

汉代制度大致如此，后来的朝代尽管有败坏，有改进，但基本制度还是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租庸调制度等明显是进步了，钱穆对“定旨出命”“五花判事”“涂归”“封驳”“驳还”“政事堂会议”“斜封墨敕”等很看重，作为相权制约皇权的重要例证。对于那些明显异化甚至走向反面的制度，钱穆联系时代变化来分析原因，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但是，明代废除了宰相，清朝变本加厉设立军机处，皇帝一人独裁走向极端，对此如何辩护？钱穆创造出“法术”这一概念：“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