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跟历史上所有的暴君一样，没有自信，要剿灭异己，诛灭一切不表忠、不颂圣、不效力、敢于蔑视威权的人，并毁灭其思想。出乎他的意料，他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敢于挑战他的正气凛然的大丈夫方孝孺。

方孝孺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就显示出其硬气，对朱元璋制造的宋濂、宋慎祖孙冤案表示愤愤不平。洪武十三年（1380），宋慎牵连进胡惟庸案，被捕入狱，不久被杀。方孝孺撰《宋子畏圹志》，云宋慎“才智奇雄”，对于他的被杀，人们都不知其故，但愿世事巨变之后，“有爱才者悼其不幸”，守护他的坟墓。宋濂受宋慎案牵连，被定下死罪，虽然皇后和太子合力救了他一命，全家仍被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经过夔州府（今重庆奉节）时，宋濂一病不起，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上吊自杀，含冤死去。作为宋濂最欣赏的门人，方孝孺写悼诗追怀，云：“安知事乖谬，元造独何忍？”意为宋先生受到了错误处置，老天爷怎么能容忍这样做呢？又说“是非属公议”，相信宋先生的功过是非，世人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方孝孺用他的方式对朱元璋的专制、暴虐表示了抗议。他蔑视朱元璋的威权，当然也能蔑视朱棣的威权。

朱棣不仅要消灭方孝孺的肉体，而且要消灭他的思想，但方孝孺的思想、精神不死。胡适先生说：“明成祖杀了方孝孺，灭九族，灭十族，甚至对留有片纸只字的也有罪。成祖那样摧残言论自由，但方孝孺的书在他死了一百年后，又都出来了。”

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就下令：罚为官奴的方孝孺等人的家属，恢复平民身份，发还被没收的土地；被罚戍守边疆的外亲除留一人外，其余均放还。对受到方孝孺等人案子牵连的人“落实了政策”。万历十三年（1585），神宗下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这是明王朝对被冤杀的方孝孺等人的公开平反。

方孝孺殉难后，尽管“文禁甚严”，其门人王稌（《明史》作“王稌”，《四库全书总目》作“王稔”）仍冒着杀头的危险，抄录、汇编方孝孺遗稿成《缑城集》。宣宗宣德年间，此书开始流传，距方孝孺遇难不过二十余年。方孝孺集的刻本此后渐渐多起来，保存至今的明刻本有成化十六年本，正德十五年本，嘉靖二十年蜀藩本，万历四十年范惟一、王可大本，崇祯十六年本等。《四库全书总目》评方孝孺及其《逊志斋集》云：“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都濠《南穆诗话》曰：‘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

方孝孺的文章，我最喜欢读的是收入《古文观止》的《深虑论》。

著名作家、书评家雷雨先生曾问我：“你对方孝孺的《深虑论》怎么看？”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方孝孺的《深虑论》是关于历代王朝灭亡的深层次思考。有人说，方孝孺连自己的死都没有料到，还谈什么‘深虑’？我要反问一句：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预测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何原因、以何方式结束生命？不能因为一个人不能预料自己的死，就说他没有资格谈‘深虑’。方孝孺知道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就要死，也知道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就能生，在生和死两者之间，他选择了死。他为坚守信仰而死，为捍卫人格而死。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深虑论》不屑一顾。”

方孝孺的《深虑论》，不但文辞优美，而且议论透辟。对历史上朝代兴替、王朝执政风险，虑之深，思之切，发他人所未发，足以警示世人。这样的文章，不是那些有“头巾气”的迂腐的读书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深虑论》开头就振聋发聩：“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