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历史贡献：“他和刘伯承、贺龙同志率部解放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参加领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工作，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和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领导西南人民，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斗争和建设，为迅速改变那里的混乱面貌，为开创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深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致电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并川南区党委，指出：这次西南战争虽很快结束，但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在合理负担、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直到分配土地等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去表演，而且这个战争（或‘名’之为尖锐的斗争）要在土地改革完成时才会结束。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西南问题至为复杂”，“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

1950年1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邓小平题为《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专论文章，明确指出西南建政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9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再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

他概括提出了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和提高“六十万”的任务。改造“九十万”，就是对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90万国民党军队人员进行改造；发动“六千万”，就是组织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基本群众；提高“六十万”，就是提高西南地区现有的60万部队的质量。

邓小平指出，对于收编的国民党人员不仅要给他们饭吃和住所居住，更要从思想认识上对其进行深刻改造，使其在学习中认识到我们党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对首先起义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适当照顾；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嫡系部队，分别调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与人民解放军混编；其他临时拉起来的部队、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则就地整编，一部分编入人民解放军或留作县武装，大多数人员遣送回乡参加生产；将级和上校级起义军官，集中到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军政大学各分校研究班学习。为改造、团结这些起义、投诚部队和人员，人民解放军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各起义、投诚部队，开展民主和诉苦教育运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

如何以混编方式对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进行平稳改编，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改编过程中，坚持实行团结士兵群众、争取军官的方针，除剿匪之初叛变的三四万人外，90万之众的起义投诚部队基本稳定下来。各地还在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置专门的收容所，收容流落的国民党部队官兵，不仅让他们吃饱饭，还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有关政策。这对避免出现大规模兵匪合流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造整编中，按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政策，对他们中的高级将领均在军队和地方作了较高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1955年西南军区、四川省军区转地方安排的87名校级以上军官中，其中：由省委统战部安排在省和成渝两市参事室的有57人（将级39人，校级18人）；由省委组织部分配到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6人（将级1人，校级25人）；因民愤大不便安排的，发生活费养起来的有4人。20余名起义将领担任了人民政府地级或人民解放军师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有校级以上军官1200余人陆续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人民政协或在国家机关工作，很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对7万余名上校以下起义军官也作了适当安置。一大批有技术专长的青年军官则分配到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机关工作或送进学校深造。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功的，如刘文辉、邓锡侯、裴昌会、李振、陈离等数十名国民党起义将领，被授予解放勋章。另有多人被授予解放奖章，以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

许多起义投诚的将领和人员本着爱国主义的初衷，铭记着党和人民的鼓励与期望，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参加剿匪战斗、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和地方建设，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军区党委电，转发这个电报给各地参考。

切实调整城市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经济

1950年5月14日，邓小平就剿匪、征粮、调整工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报告，并报西南各省区市党委。邓小平提出，西南工商业困难的特殊原因就是因土匪而来的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西南局从公私、劳资两方面作适当的调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这里的四项任务中有三项是经济工作，而且主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生产。他认为，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

1950年5月，西南地区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并实现财经统一之后，进行了第一次工商业调整，比全国范围的调整早了一个月。邓小平强调，调整工商业“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具体提出，政府要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生产的东西销不出去的，要指导转产。

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工作，1950年12月8日至22日，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后称西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地方召开的第一个城市工作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城市工作的情况、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和城市建党问题。21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城市工作政策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西南局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指示精神。

邓小平把城市工作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