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不到18岁就参加革命，25岁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6岁不幸被俘后英勇就义。

在罗亦农八年的革命生涯中，有接近一半时间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度过的，这段经历也对他的革命历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罗亦农曾称赞当时的莫斯科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大本营”。在东方大学，他不仅学习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还积极从事中共旅莫支部的领导工作，努力将自己和支部成员培养成为“忠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

中共旅莫支部的设立，要追溯至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培养干部而设的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吸收了很多来自湖南、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青年入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边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为留学苏俄做准备。1921年5月，外国语学社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被选派赴莫斯科学习。“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东方大学开学后，罗亦农等中国学员组成东方大学中国班，并成立旅俄青年共产团，罗亦农（当时名为罗觉）被推为书记。是年冬，由于学员俄语水平不高，与校方沟通不畅，经共产国际特别批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依托中国班建立，旅俄青年共产团更名为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罗亦农、刘少奇等成为旅莫支部的第一批党员，罗亦农还成为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为今后回国革命时的安全起见，罗亦农在莫斯科期间主要使用俄文名字—布哈罗夫。

带头刻苦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后，党支部负责制定制度和宏观管理，团支部负责训练事宜。党支部、团支部同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管理，并接受东方大学外国班党委会和外国班检查委员会较为松散的管理和指导。中共旅莫支部最初有30余名成员，实行集体主义和委员会制，权力集中于支委会。支委会对支部训练、工作分配、何时归国等问题拥有决定权。罗亦农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少奇、彭述之等四人担任支部委员。团支部归党支部领导，任弼时担任书记。

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后，罗亦农等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是部分学员对于委员会制的挑战。当时，中国、苏俄乃至全世界都有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和流行。东方大学中国班成立之初，学员成分复杂、来源广泛，一些学员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尚未确立”，不满严格的制度，要求采用“普通的团体组织法”。学员蒋光赤提出：“我们反对执行委员会，并不是人的问题，实在是制度的问题”。罗亦农等支委成员和一些党员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立场，强烈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罗亦农指出：“委员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说反对委员会，便不是共产主义者。”袁笃实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执行委员的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激烈，一时间相持不下，只得“请付表决”，结果反对委员会制的票数占优势。此后，罗亦农一方面继续“苦心竭虑用各种方法去进行说服工作”，一方面按规定如实将情况向校方进行汇报，并指出团体内的无政府主义现象。不久，在校方的干预下，中共旅莫支部再度实行委员会制。后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曾专门出席旅莫支部会议，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委员会制。

关于委员会制的争论平息后，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逐渐走向平稳有序。罗亦农等人也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学习。东方大学的课程主要围绕政治理论方面进行设置，尤其重视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俄语、有关国家的革命运动史（中国班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等。其中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理论（教材为斯大林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是最为重要的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苏俄由于多年战乱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东方大学的生活环境也异常艰苦。罗亦农等中国学员与苏俄普通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们必须跑步到广场列队操练，其后用冷水洗漱，吃一点黑面包后便去上课。晚上，大家必须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周日则需要进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想要退学。罗亦农作为支部书记，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采取很多方式做学员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克服生活困难、努力学习知识。尽管并不富裕，罗亦农仍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常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接济其他学员。由于长期紧张地学习和工作，他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带病学习、工作。

罗亦农带着“铲除恶势力”的强烈愿望，来到莫斯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艰苦生活的考验面前，他以“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激励自己，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苦中作乐、坚忍求知的精神。他的英语、俄语基础都比较好，来到莫斯科之后继续刻苦学习语言，因此是能较早听懂俄语授课并阅读俄文书刊的中国学员。他住的房间，也变成了中国学员共同学习、研究俄文的固定场所。他还经常帮助当时在东方大学任助教兼翻译的瞿秋白解决某些哲学、社会科学术语的翻译问题。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情况，1922年暑假时，罗亦农带领一些学员来到乌克兰地区的农村，走访农民家庭，同农民们一起劳作、生活，获取了关于苏俄农民的第一手情况。

1923年，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成立，罗亦农由于表现良好、语言能力强，出任语言组书记，负责东方大学所有中国学员的组织工作，并兼任翻译和讲授唯物论的教师。他组织领导大家一起翻译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及其他理论著作。他告诉大家，“研究应先从浅近的着手，不要务高”。“关于主义和普遍的问题”，他则要求学得比较好的学员作总结报告，帮助其他学员提高。罗亦农的一系列提议和举措，不仅有益于旅莫支部的学习活动，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度重视支部党员的训练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重要基地，东方大学中国班从1921年至1928年共培养了400余名学员。他们主要由中共中央从国内或旅欧支部选拔而来。1922年底，中国班仅有42人。陈独秀考察东方大学后，对学员的学习状况十分满意，1923年起，中共中央选派学员力度增大，中国班人数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