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沈安娜奉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机要速记员多年，为我党搜集了很多重要情报；父亲华明之在另一掩护机关工作，从旁指导、协助、掩护母亲，他们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夫妻情报组。

1949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二月夜，当时我们一家人住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南旅社（中南旅社是母亲秘密潜伏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在南京的职员宿舍），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熟悉的男声轻声喊：“大哥大嫂，我来了！”开门后，我和哥哥、弟弟高兴得大喊：“六爷叔来了！”父亲母亲更是高兴，赶快把“六弟”让进来，关上门。

“六弟”就是华藻，当时30岁不到，可长得老成。他常用胡子蹭我们小孩的脸，逗得我们咯咯笑。他与父亲长得非常相像，斯斯文文的，却把自己打扮成“跑单帮”（旧时对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的一种称呼）的“小滑头”模样，嘴上叼着烟，说着江湖黑话，常提着上海奶油蛋糕来南京我们家，回上海时又提着南京板鸭走了。长大后我才知道，他是上级领导吴克坚和何以端特选特派的沪宁之间一对一的专职秘密交通员，将上级的指示和母亲搜集、父亲整编的情报，伪装密藏在上海大蛋糕和南京板鸭里送来带去。为避开特务巡警的盘查，他通常不在南京下关站上车，而步行走到下一小站上车。到上海也不在北火车站下车，而是提前在一个小站下车，步行走回家，冒着极大危险，往返“跑交通”。

这天晚上，六爷叔特别高兴，我们也开心地围绕在六爷叔身旁。不一会儿，爸妈叫我们出去。母亲特别指着我说：“这个小姑娘，耳朵长、嘴巴快！到外面去！”我和弟弟都撅着嘴还想耍赖，可也只有听话。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每次都是哥哥庆来“识相”，拉着我和弟弟出去，把房间留给大人。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晚华藻向我父母郑重地传达了吴克坚同志的指示：大军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上级党组织指令，沈安娜与华明之不要随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南迁，相机撤回上海。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老骨干，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工作。这样的好消息，让潜伏敌营14年的父母心里燃起了一团火，兴奋了好几天，也纠结了好几个晚上。最后父母决定，由父亲先带老人和孩子，适时跟随自己潜伏多年的机关—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部分人员，先期撤回上海。母亲继续留在南京反动老巢，获取胜利前最后有利于我的情报。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你一个人留下，我带孩子先走。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从重庆转移到南京，是你带孩子先走，我后走。每次分别，都有可能是永别……还像上次那样，拍个全家照吧。”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在照相馆，紧张地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母亲还卷了发、化了妆，在南京留下了一张临别时的全家福。

在此后的日子里，母亲独自在“龙潭”崩溃的前夜，继续担任国民党在南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最后几次“中常会”的速记员，获取了蒋介石拟与中共和谈及打算退位等等的重要内幕情报。有一次，等不及六弟华藻来南京家中取，母亲独自拎着藏有密写情报速记本的小皮箱，胸前挂着“中央党部”的徽章，大模大样坐火车回到上海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的华家。母亲顾不上与已到上海家的父亲和我们孩子亲热一下，便把自己关在二楼亭子间，迅速将速记符号整编成汉字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