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和拓荒者。他自青年时期，便立下了以科学技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1956年起，聂荣臻分管科技工作，从此将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在主管尖端武器科研工作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总结出“科学工作十四条”成功经验，充分调动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分管我国科技工作的过程中，他逐步摸索出一系列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吸收借鉴的关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新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聂荣臻分管科技工作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苏联方面尽管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逐渐扩展到国家利益范围。为确保我国科技事业能够顺利发展，聂荣臻坚定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明白，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统的依附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经过7年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虽比不上世界先进水平，但也有一定的基础。1956年，我国共有独立的研究机构410个；通过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初步改造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余人发展到19603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我国可以在空气动力、推进器、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美国1954年研制的战术地对地导弹）一类的火箭。这也给了聂荣臻坚持自力更生的底气。

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在给周恩来、彭德怀的关于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周恩来当天便将这份报告转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并批示：“拟予原则同意”。这一方针成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乃至我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方针。

在分管我国科技工作过程中，聂荣臻多措并举，积极培育国内的科技队伍。一是将分散在教育系统、产业部门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技战线。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中选调1000多名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课题的人补充到科研系统中，安排高级研究人员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加以培养。三是在高校中开设科研急需的专业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举办业务大学、夜大学等，加速培养科技人才。通过多种方式，到1962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9.4万多人，其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2800多人，助理研究员7700多人，实习研究员5万多人，形成了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培养人才队伍的同时，聂荣臻还对现有的研究机构进行整合，形成以中国科学院为火车头，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参加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为我国科研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支撑。

在培育国内力量的同时，聂荣臻还不失时机充分利用外国资源。一方面，他充分重视我国派出的大量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并坚持让学成归来的科研人员学以致用。在国外深造的爱国科学家也是聂荣臻极力争取的对象。

他们心系祖国，更愿意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聂荣臻特地出席外交部召开的大使工作会议，请各驻外使馆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一批赴海外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的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在推动尖端科技攻关、填补科技领域空白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聂荣臻还将目光投向外国专家，邀请他们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截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重点领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还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但是我国的人力、物力还处于比较匮乏的阶段。只有平衡好科技发展的重点项目以及各方面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领域，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随后，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我国开始着手编制《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聂荣臻也参与其中。周恩来曾对这份规划提出要求：“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在讨论中坚持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从国家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科技发展规划。当时，还有人提出按学科进行规划的方针。聂荣臻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出现两大缺点：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