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华大地，正处在开启经济建设热潮、迎接科教春天的历史关头。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整顿恢复的繁重任务，急需大量经济建设人才。城市还面临着数量庞大的返城知青的安置和大量年轻人无法升学的问题。如何满足广大青年的求学渴望、为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大学分校创办缘起

针对“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科技教育界面临的急迫而严峻的拨乱反正形势，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强调：“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中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重要转折。

8月，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30多位科学界、教育界专家强烈要求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试，邓小平表态：“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经过一番努力，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12月10日，积聚10年之久的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高考，被誉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这一次高考原计划招生21.5万人，录取率非常低，多个省市向教育部反映并要求增加名额。1978年2月28日，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自1977级新生起，在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增加招生名额，增招的走读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的待遇与住读生相同。招生工作3月结束，新生于4月入学。各省、市、自治区挖掘潜力，共增招新生6.2万多人，除青海省外，都招了走读生。

这一年高考，北京市报考人数达158996人，考生们分散在全市195个考点的3600个考场。根据考试成绩，北京市最低录取线定为260分，在校高中生最低录取线为327分，全市参加政审、体检的人数为17183人。区县初选后，剩余16277人。经过第一次在京录取新生6908人和增招录取走读生2057人，再加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设立分院并录取新生590人，北京市1977级高校招生共录取新生9555人（其中文科2916人，理科6639人），比原计划6342人多录取新生3213人，其中文科多录取1312人，理科多录取1901人。

1978年暑期，全国开始第二次招生工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上应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地区报名人数共94000多人，当年北京市录取17445人。尽管录取人数比1977年有较大增长，但仍有大批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未能进入大学，其中高考总分300分以上者有1.6万人，而当年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数线不足300分。

1977年、1978年的高考招生，对于刚刚结束十年浩劫、财政十分困难的国家而言，已经是尽量采取传统挖潜方式来扩大招生了，但仍然无法解决供需失衡的困顿局面。事实上，政府和大学都有办学的积极性，也都希望扩大招生，但校舍、教室、场地、师资等都是制约因素。天津成为率先创办大学分校、探索解决供学矛盾的城市。1978年，林乎加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后，于7月27日专门召开教育部门会议讨论高校招生问题，决定采取自筹经费、高校办分校、学生走读、实行电视教学的办法进行扩招。8月13日，邓小平就此事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让天津办，创点经验。”于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8所分校招收了6600多名学子，当年11月27日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天津市办走读大学分校的启发下，北京市委也提出，依靠高等学校的帮助，依靠地方的财力、物力来发展走读制的高等学校。征得中央领导和教育部的同意后，北京市派人分赴各地调研大学分校举办情况。市革委会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赴南京、上海调研，黄宗煊赴天津调研。经过比较，教育工作部一致认为可以按照天津模式创办北京地区大学分校。

为什么选择天津模式？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各条战线的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工程交通、建筑系统的技术人员，平均只占职工总数的5.5%，农林、财贸等系统中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更低，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差距很大。只靠现有的大学分配毕业生，每年只有几千人，很难满足需求，而天津提出的大学分校能短期内满足一大批青年上学的需求，同时解决上述问题。于是，经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仿照天津市的办法创办大学分校，初步设想是把当年考试总分在300分以上、体检和政审合格的约2.6万名考生都录取，即除按照国家计划录取约1万人外，增办的大学分校再录取1.6万人左右。

1978年9月20日，北京市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大学扩大招生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2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意见》，肯定了天津市利用地方资源举办大学分校的做法，要求各地学习天津高等教育改革经验，挖掘地方力量发展教育事业。

同样是在10月，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却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响更强烈。林乎加到任后不久，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创办分校的做法，赢得了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接着，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各大学校长会议上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北京市委办分校的决定。他的提议当即得到大学校长们的支持。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后决定：北京市解决办学经费和校舍，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教学设备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

确定职责后，接下来就是动员部署。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召开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相关区、局和大学的负责同志。16日，与会人员回各单位分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