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虎禅，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情报人员。在时代的洪流中，他本着爱国救民立场，参加维新派，做过保皇党，支持孙中山，营救李大钊，给杜月笙当过师爷，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由旧式文人到共产主义者的华丽转身。

上下求索而不得

杨度生于1875年1月10日，父亲是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村的普通农民，30岁时便撒手人寰。剩下孤儿寡母，幸得伯父杨瑞生接济，才渡过难关。杨瑞生早年参加湘军，因战功累升至朝阳总兵。他很喜欢聪明懂事的侄子杨度，视如己出，聘请塾师授其学业。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精心点拨下，杨度刻苦攻读儒家经典，树立远大志向，16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度”，意做度量天下之人，建立不朽之功。

1893年，杨度第一次乡试便考中举人，旋即赴京参加会试，朝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正途迈进。但由于不屑于作八股文，尽管文章思想出众，终因不合规制而名落孙山。就在杨度苦闷之时，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杨度痛心疾首，与在京湘籍考生一道参加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虽未能成功，但就此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开始走上救国图存的道路。

1895年，回到湖南的杨度拜师名儒王闿运。历经三年研习，自认洞穿“帝王之学”，再赴京城参加会试，竟二度落榜。深受打击的同时，又亲见百日维新失败，杨度痛定思痛，断然抛弃科举，开始攻研西方哲学、政治学等知识，希冀找到实现治国安邦宏愿的新路径。

1902年，杨度东渡日本，负笈游学。他目睹也曾经受人欺压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繁荣富强景象，思想上受到巨大冲击。他一边埋头学习《天演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政治理论名著，一边深入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发展状况，系统研究英、法、美、德、日等国政体，尤其推崇日本的君主立宪制。1907年，他在《中国新报》上连载《金铁主义说》系列长文，详尽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体制，对内扩张民权，大办工商，对外加强军事，巩固国权，从而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

杨度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以辅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到达日本时，专门派随行参赞熊希龄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报告。杨度倾心尽力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文章，将自己为中国未来勾勒的君主立宪蓝图清晰地表达出来。看过文章后，袁世凯、张之洞两位权臣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

33岁的杨度从一介书生成为朝廷命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但是，他没有看清，腐朽的清政府从未真正想过放弃君主专制，不过是借立宪之名缓和统治危机罢了。三年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清朝寿终正寝。杨度通过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梦想化为泡影。

民国已立，杨度积极参与南北议和。他以袁世凯私人代表身份，到上海秘密会晤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力劝孙中山自解大总统之职，以保国家之统一，为促成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随后，他支持袁世凯称帝，出任“筹安会”理事长，为复辟帝制效力。当袁世凯读完他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时，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匾额。

然而，洪宪帝制仅仅存在了83天，就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中被迫取消。三个月后，袁世凯命丧黄泉。杨度也不得不潜入幕后，淡出人们的视野，遁入空门，法号虎禅师。当张勋复辟时请杨度出山，被他一口回绝。此时的杨度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君主立宪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

半哭苍生半哭公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此拉开序幕。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随后成立的共产党纷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身虽在野的杨度，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当他看到蓬勃而起的工农运动浪潮时，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自袁世凯倒台以来，他目睹民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感受到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任何旧的政治势力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只有唤醒民众，实行民主革命，国家才有希望。他想起1905年在日本东京会见孙中山时的场景，当时他提出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