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兵学大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深入考察世界列强盛衰之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的国防理论和实现国家自强、抵抗外侮侵略的完整方略。他为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而专研兵学，又因通达兵学而更加坚定“中国必胜”的理论自信。他是一个满腔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心中只有中华民族，胸中只有民族大义。他不亢不卑，尽管游走于不同的军阀门庭间，但始终气高骨硬。他是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在抗战至暗时刻发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激扬呐喊，鼓舞无数国人奋起反抗。他的儒雅风范、远见卓识和家国情怀，使他在中国军界享有盛誉、备受尊崇。即使到今天，他的高风亮节、治学精神仍值得人们学习；他的一些国防建设理论和军事学研究方法仍值得人们研究。

学贯中西，创立先进国防理论

蒋百里（1882年—1938年），原名蒋方震，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后赴德国深造，广泛涉猎西方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名著与战例战史，深入钻研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俾斯麦等著名军事统帅或军事思想家、理论家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1918年—1919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军事，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等国的胜败之道，切身感受到了战后欧洲各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他曾在1927年和1933年，两度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深入了解日本对华政策。1935年，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赴欧美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重点关注德、法、美、意的军事思想和国防建设成就，如德国的战备经济建设、法国的战略战术、意大利的空军建设、美国的国民总动员等。1937年—1938年，再次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出访意、德等国，从事抗战外交。经过多次的留学深造和游历考察，蒋百里不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国防思想、军事理论有深入研究，而且对欧美、日本的军事动态和国防现状了如指掌，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国防与军事的发展大势。在此基础上，蒋百里积极引进、大量介绍国外先进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如资产阶级战争观、义务兵役制、总动员思想、军事辩证法、总体战理论、“杜黑主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似乎稀疏平常，但是在那个封建帝制刚刚垮塌、国家封闭落后、外国列强环伺、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1912年，蒋百里完成第一本军事著述——《参谋勤务书》。书中对比分析了德、日、俄、美等国军队参谋部，提出在共和政体下，中国如何建设参谋部的构想和方案，并详细论述动员、谍报、侦察、给养、兵站等参谋部勤务和军事教育。众所周知，作为19世纪初普鲁士人首创的重要军事制度——总参谋部是现代军队的“标配”，直接关系作战行动的效率与胜败。其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旧中国在艰难中走向共和，这一军事著述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实权派编练、发展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蒋百里又完成《军事常识》一书。书中广泛论述了近代军事与国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包括战争理论、建军原则、国防原理、兵役制度、武器装备、编制原则、教育方法、军队管理等，介绍了国外最新军事与国防动态，引进西方先进军事理论成果，并依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中国国防制度改革的方案或建议，精心描绘出一幅富国强兵、振兴国防的宏伟蓝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此时蒋百里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书中号召中国应“以日本为最大假想敌”，加紧练兵备战。

1922年，蒋百里进一步完成《裁兵计划书》。这里的“裁兵”，并非主张削弱国家防御力，而是将“裁兵”作为“扩张国民防御力的惟一手段”。这涉及到蒋百里首创的国防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换言之，经济要与军事融为一体，“一切必要的战时工业、后方补充乃至人民粮食，都要加意努力，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中国有土地有劳力，表面看似乎缺乏资本，但只要实行裁兵，就可以把纯粹消费、等同“死物”的军费，变成生产性资金，就可以把消费性军队转变为生产性组织。“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此又何愁国防不兴呢？此外，书中还提出中国要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构建“全民皆兵、兵民合一”的国防体制，并提出抵御日本侵略的缜密的作战构想，涉及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工业布局调整、国防工程构筑等诸多根本问题。在当时，这些国防思想具有急迫的现实指导意义。

1934年—1935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的暴露，蒋百里提出诸多实案化建议，他的国防理论也进一步充实完善。例如，他拟定了一份抵抗日军侵略的紧急方案，建议将国家工业布局调整至内地山岳地带（以湖南为中心），加紧开发中国西北石油，并在庐山、衡山、川湘边界山洞内置池储油。随后，他在上报国民政府的《总动员纲要》《总动员之意义及其实施办法纲要之说明》等报告、文章中，借鉴欧美各国经验，对中国如何实施总动员展开详尽阐述，为支持长期抗战作整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