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啄木鸟》杂志，我才小学三年级，我的父母是这本杂志的第一批读者。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我的未来会和这本杂志有那么深的机缘。如今，这本杂志四十岁了，我也五十岁了。我不再是少年，而这本杂志正当年。

从读者到文学爱好者，再到作者，我和《啄木鸟》之间发生了很多难忘的故事。与《啄木鸟》互动的过程中，令我收获最大的，从自身工作角度来说，就是实现了从公安新闻到公安文学的跨越，而这个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公安文学创作又有效反哺了公安新闻写作，极大提高了我的新闻写作和公文写作能力。

我觉得，以《啄木鸟》为代表的公安文学，恰恰就是公安新闻写作的深入和继续。对此，我有深刻的感悟。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崔道植事迹宣传案例最为典型。

我把报告文学创作策划当成重中之重，专门来北京与杨桂峰主编进行了交流。按照杨主编的要求，我第一时间完成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在《啄木鸟》杂志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题刊发。接下来，在中宣部全面推动下，崔老的事迹宣传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公安新媒体矩阵等二百余家主流媒体的一系列报道中，采用的素材绝大部分来自《啄木鸟》刊发的近五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五万字的“文学驱动力”，在崔道植事迹宣传整体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紧接着，《啄木鸟》又开始策划图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