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转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花木兰”系列电影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在转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较为明确的阶段分野，不同阶段文化符号的使用从物质文化层向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升级，这一过程也是文化符号从具体到抽象、从孤立到整体的传播应用过程。“花木兰”系列电影带来的启示是：转文化传播是持续性的文化传播活动；深入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能提升转文化传播效果，促进新文化的诞生；文化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主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适结果；警惕文化杂糅转型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文化虚无主义问题。

关键词：转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 “花木兰”系列电影 文化误读

“花木兰”的故事经迪士尼三次翻拍（1998年版本的动画电影《花木兰》、2004年版本的动画电影《花木兰2》、2020年版本的真人电影《花木兰》），已成为学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经典案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研究者将“花木兰”系列电影视为以中国文化符号为表、以美式价值观念为里的文化输出行动的成功实践。而对于“花木兰”系列电影中出现的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扭曲和误用，学界多持批判态度，将其视为跨文化传播中难以避免的文化误读现象，应当在未来的传播活动中逐渐加以改善。但跨文化传播理论作为一种带有明显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理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释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亟须引入转文化传播视角加以审视。

一、“花木兰”系列电影及其转文化传播视角

学者史安斌、盛阳认为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架构已经无法充分涵括和解析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并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转文化传播的特征是异质性文化的“文化杂糅”，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在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一理论超越了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文化输出、以一种文化观念取代另一种文化观念的二元对立思路，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赋权”和“世界平台主义”为关键理论支撑点，不仅更便于我们理解不同时期“花木兰”电影的文化符号选择策略，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价值观念与行动目标。

在中国，“花木兰”系列电影的口碑经历了一个下滑的过程，三个版本的“花木兰”电影的豆瓣评分分别为8.0、6.4和4.9分。而后两部影片的差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西方误解中国文化的批判；二是对电影情节和结构的不认同。这也说明了后两部电影并未完成向他国输出美式价值观念的目标，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理解“花木兰”系列电影并不恰当。与此相对，“花木兰”系列电影在海外专业影评人眼中的评价则相对较好，1998年版本在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美国专业影评网站）的新鲜度为86%，2020年版本为72%，2004年版本则未获评分。

转文化传播活动并不排斥为满足文化交流与融合目标而进行的文化杂糅与转型，这与跨文化传播将这种杂糅与转型定性为“文化误读”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后者的标准下，不论是1998年版电影中的“木须龙”形象，还是2020年版电影中的女巫、福建土楼等形象，均被视为一种误读中国文化的文化符号，然而，转文化传播却将其视为在调和、兼容不同类型文化过程中进行的主动调适和改编，而非一种被动出现的谬误。在三个版本中，人物形象经历了从实现自我到追求真爱再到追求真我的转变，使用的典型文化符号也发生了较多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转文化传播的阶段特征与演化规律，能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一个美美与共的解读视角。

二、“花木兰”系列电影的文化符号使用与转文化传播流变

学者程裕祯将文化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综合；第二个层次是制度文化层，指人在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第三个层次是行为文化层，指人们长期在社会交往中约定的习惯和风俗；第四个层次是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