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老师出了本书叫《西书东藏》，记述了他买到的中国现代37位文化名家曾经读过、收藏过的外文书，书上基本上都有他们的签名、印鉴甚至写下的笔记。这37人里，最著名的当数周作人、梁漱溟、吴宓、徐志摩、钱锺书了，另外还有乔冠华、梁宗岱、萧乾、赵萝蕤等人。

这些人大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而且因为年代关系，他们读过的书往往背后都有令人神往或者感慨的故事。刘老师探究这些藏书的来龙去脉，不是为了八卦、追星、搜集传记资料，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些书展开了一种书籍文化的拓扑结构、一份全球知识流动的地形图”。

我们看看文化名家展示或印证了哪些读书治学的方法。

聪明人也要下苦功夫

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1944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精通日语、英语、梵文等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三四十年代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用功颇深”。

李孝聪《记与周一良先生相处二三事》一文中记述过周一良的一个有趣说法：“治史学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家里要有钱，有钱能够买书，有书看才能治学；其次，要有闲，而不是被许多琐事缠身，才能有时间读书；第三，要有兴趣，如果对史学没有兴趣，无论怎么努力也难于成就；第四，学习要勤奋，肯于下苦功夫；最后是聪明。”

有钱、有闲、天生聪明，这是客观条件；有浓厚兴趣、勤奋，这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周一良都满足，都是父母给的。主观方面，读书上，他是下过苦功夫的：除了日语、梵语，他还学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他读的《语言及诸语言》，全书436页，其中354页都做了画线、批注。

张申府是北大、清华的哲学教授，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1920年年底，张申府到法国留学；1922年，又到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