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故乡，您第一时间会想起什么？是晨曦中户户升起的炊烟、祖宅里那段斑驳的老墙，还是村庄后墓地里密布的坟茔？是此起彼伏的过年鞭炮声、老支书在大喇叭里的喊话，还是车把式甩响的马鞭？是和蔼可亲的父母、大树下纳凉的老老小小，还是当年一起嬉闹玩耍的伙伴？答案可能因人而异，或景或声或人，但总有一样从脑海里跃然而出。对故乡的思念埋藏在我们记忆深处，如同袅袅轻烟，不绝如缕。这种情感，每到年关、每逢大事、每有闲暇就愈发浓烈，不时迸发出来。

一

遥想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人聚村而居、终老是乡，逐渐养成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农耕民族看惯了春生夏长，习惯了秋收冬藏，讲求日子安稳，乐于固守田园。人们在寒来暑往、循环往复中一步步成长、一天天变老，似乎“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才是完美的人生。故土难离，乡情难断，到异地他乡闯荡需要极大勇气。“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是革命领袖、仁人志士才具有的气魄和胸怀，非凡夫俗子可及。

爱乡，就要赞美她、就会思念她。因为爱得深沉，所以觉得“月是故乡明”；因为爱得热烈，所以才“近乡情更怯”；因为爱得真挚，所以“少小离家老大回”而“乡音无改”。我蓦然发现，故乡是古往今来文人骚客最为钟情的赞咏主题。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总能引发游子的共情共鸣；柳宗元的“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形象描绘出了思乡的百结愁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乡土观念又是家国情怀的天然养分。余光中先生的那首著名的《乡愁》，托物思情，一唱三叹，读罢让人泪洒衣襟、肝肠寸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则是于右任先生发自肺腑的呐喊。

离乡，有时代之分、起因之别。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怀揣梦想离开家乡，欣然奔赴四面八方。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离乡背井是苦难的代名词，往往与战乱、天灾相伴相生。时序越千年，北方地区的人民数度南迁，高山大川的阻隔，危机四伏的旅途，一路漂泊，四处辗转，客家先民不知经历了多少苦难。从明朝中期绵延至民国初年的山西等地“走西口”，始于清末持续至新中国成立的山东等地“闯关东”，起于十九世纪中叶延续至二十世纪初的东南、华南民众“下南洋”，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人的漫漫征程，是何等的艰辛与悲壮！这些特定时空下的离乡迁徙，无论其客观影响和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说到底还是为生存计、为生活所迫。古代有一种刑罚叫“流”，正是基于乡土观念而设。“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成于隋唐、延续至清末，在宋代有“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之说，可见“流”在当时是降死一等的重刑。“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试想一名人犯听到“流三千里”的判决时，是何等的崩溃！勿说沉重的劳役，仅流放至远方边地本身就是极重的精神惩罚。

归乡，是爱乡人的行动表达、思乡者的脚步丈量。故乡是大海，能容纳走出去的所有游子；故乡像母亲，能包容每个孩子的成败得失。无论是扬名立万、富可敌国，还是一事无成、行囊空空，故乡都会敞开温暖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