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八月，苏轼从湖州任上被押解到御史台受审。在那个被人们称为“乌台”的地方，一代文豪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事件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从皇帝到狱卒，以及苏轼自己，生前身后又各有一番怎样的自白？或许只有那只无处不在的乌鸦，能印证世人的良心。
题 记
要是世人能辨假，真人何须诉明神。
——百尾生《三梦记》
引 子
关于乌台诗案的案卷，很多人认为它已消失于靖康年间的大火中，但随后浮现出来的案卷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据说是御史台一位不知名的台吏从开封逃出时，带上了“真案”，也就是乌台诗案的案卷，一路逃到了扬州。随同案卷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未完成的话本。这份案卷辗转多人之手，流传至今，而那个话本却不知所终，其作者更是无从稽考。
第一章 起话
在台收禁，听候敕命断遣。
——《诗案·勾摄》
台 吏
史书中，我要么没有存在过，要么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台吏”，就像一张沙子塑出的面孔，风一吹，破碎，消失。我也有自己的名字，就像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一只鸟，来过这世上。
神咒浪出，不过刹那，我已经活得太久。我只是害怕如果要在死后再来讲这个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的那个黄昏，他从湖州任上被押解到御史台。那时他叫苏轼，还不是后来的苏东坡。人们称那里为乌台，是因为森森的柏树之中，有众多的乌鸦，那天它们好像已经消失不见，只有蝉在嘶嘶直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再平常不过的聒噪而已。
那些年，我们几乎忘了寒冷是怎么回事，却没想到转眼就冷得够呛，北方的金国越过结冰的黄河直逼东京城。而我，和很多人一样，像被开水浇了窝的蚂蚁，四处逃命。那时，我随身的包袱里除了乌台诗案的卷宗，还有一个没有写完的话本。
靖康二年，金瓯覆，汴京破。我沿着汴河一路往东水门逃，四处都是火光和浓烟。街道上，那些酒楼、分茶店、脚店、药店、炊饼店，仿佛是长卷中的黑色碎片，带着死亡的腥味和焦煳味，乌鸦一般飞散。御街上的樊楼也着了火，曾经多少个夜晚，彩楼欢门，灯烛相照。而现在，那件写着“天之美禄”的酒旆正尖叫着消失。汴河里漕船的桅杆带着火焰咔咔直响，那些船就像一只只鞋子，缓慢地往下沉。汴河中，一片片灰黑色的尸体一起一伏，仿佛死者仍在奋力泅渡。
奔跑中，我被绊倒，定睛一看，只见一具尸首身着戏服，打扮成秦叔宝的模样。旁边，是一把断裂的朴刀。他浑身涂满血污，脸上那道狭长的伤口仿佛多了一张嘴巴。他的眼睛却睁着，黑豆一般，呆滞而茫然。在他身边，还有几个穿着戏装的人，有的扮成尉迟恭，有的扮成程咬金，还有个女的，扮成了花木兰的样子，都倒在地上。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六甲神兵”，扫了一眼，才想起他们都是瓦子里唱戏的。
正当我发愣的时候，那个穿花木兰戏装的女人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一只带着火焰的飞箭嗖的一下从空中穿过，正中她的后背。我吓了一跳，包袱散落在地，装着案卷的黑色匣子破开，那个薄薄的话本更是脱了线，几张纸犹如蝴蝶一样向火光飘去。就在这时，一块石头从天上飞过来，砸在我伸出来的手上。
黄昏时，下起了雨。此刻，我在一个离东京城千里之遥的河边小镇想起这些事。陪着我的，只有一条老黄狗，还瞎了一只眼。这些天，我带着它在河堤上走来走去，看着那些烟雾里的松树、无患子树和苦楝子树，听着它的叫声在夜雾中消散，不知道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我以前是一个浪子，什么双陆象棋、拆牌道字、六博蹴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也因为这个，我才认识了我的娘子。她是“眉寿”酒的“库妓”。别想歪了，虽然挂了个“妓”字，其实只不过为美酒当招牌，卖艺不卖身。即使她曾做过这类营生，我也不会嫌弃，像她这样有情有义的女子，世间哪有多少。我记得初识她的那一天，正是仲春时节，她骑着一匹花斑马，沿着御街从朱雀门往南薰门去，她的嘴角微微翘起，像汴河潋滟的波光。我一下被迷住，一颗心荡悠悠地没了个去处。
我的娘子早已经离我而去，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要承认这一点很难。令我恐惧的是，这些天，她的那张脸好像已经消失，甚至和以前我在栀子灯下见到的女人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个年头，要在东京城找一个销魂的所在，只需去找挂着四盏栀子灯的地方，在那上面，无论晴雨，都会放着一顶斗笠。我记得这些，却想不起娘子的面孔。我不停地咒骂自己，但是这并没有挽回我那日益破碎的记忆。她那张脸像是隐藏在河流之下，手一抓，什么也不会捞起。很多时候，我几乎认为她甚至没有存在过，就像话本中的一个角色，只是出于我的虚构。而那个话本，正是我和娘子一起写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羞愧和恐慌，我得尽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乌 鸦
如果你们是我，那么也将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那时东京城的一天是这样的：五更相交时，寺院的行者开始敲铁牌子、打木鱼，铁牌当当，木鱼笃笃。随着东京城的各处城门、吊桥和街市依次开放，这个城市好像从一个梦里醒来，又准备进入另外一个梦。
从州桥往南，出东雀门，一直到龙津桥，沿街有很多商铺，商品一年四季花样不断。夏月，有砂糖冰雪冷元子、生淹水木瓜、荔枝膏、梅子姜等等，有的放在乌黑的托盘里，有的盛贮在梅红的匣子中。冬月，有旋炙猪皮肉、野鸭肉、煎夹子、滴酥水晶鲤鱼、王楼前獾儿、脯鸡、现卖的羊白肠、批切的羊头。街坊里的那些妇人，绾着高高的发髻，腰系青花布手巾，笑着打趣，换汤，斟酒，献果子，弄香药。
沿街的饭庄铺子，卖着粥、饭、点心。吃不了的那些大骨头，就用荷叶裹着。街巷里有不少这样的人，打着饱嗝，托着荷叶包，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孩子们拿着梅花包子、蜜饯之类，推搡着，一会儿钻进某个巷子，一会儿又从州桥那边冒出。
瓦肆那边，全是唱曲的、说书的、耍宝的。唱曲的唱得好的人不少，尤其是那个孙三四，重起轻杀，浅斟低唱，唱到得意之处，眉毛总是一挑。说书的人更多，什么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真是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数千回。南薰门一带，每天有上万头猪进城，却只有十几个人驱赶，人嘶猪叫，和街市上的吆喝声混在一起。那些吆喝声有的高得像铁弦子，刺溜一声，飞得老高；有的拖着尾音，尖叫着，久久不肯消失。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场景，说是乱糟糟的，对于我，却经常一看就是半天。这种古怪的乐趣从何而来，我也说不清楚。
大相国寺开集之日，那叫一个热闹，金山金粉地涌过来。你们不知道在那时，我是多么喜欢对着那些物什，一个个地念出它们的名字：绣作、珠翠、花朵、头面、领抹、冠子、幞头、丝绦、香药、土物、书籍、玩好、时果、腊脯、鞍辔、弓箭……我的舌尖混合着唾液，像一遍遍地品尝着这些注定要消失的秘密。
此刻，红日正恹恹地往下落。当日头越来越接近青晦色山峦的时候，它突地一坠，就像趔趄了一下，掉进了浅灰色的天空。当夜色弥漫，最后的一丝光亮仿佛长蛇分叉的舌头，在黑色的青石板上悄然一舔，倏忽不见。
正是此时，我看见皇甫遵押着那个人进了东澄街御史台的大门。和别的衙门不同，御史台的门是朝北开的，取的是阴杀之意。模糊的夜色中，那个被押的人穿着官服，像鸡鸭一样被绑着，脸上闪烁着疲惫、沮丧和惊恐的表情。他就是苏轼。前些天，在湖州的衙门，中使黄甫遵带着两个兵士将他当场逮捕，二十一天后，他们回到了御史台。在蝉声的嘶鸣中，我听见黄甫遵对着那些人说：我当时站在湖州的公堂上，什么也没说，他都吓得快尿了，不敢出来见我。
黄甫遵身边的一个兵士，长着一副马脸，也觍着脸，带着笑恭维：是啊，大人那时可威风了，苏轼磨蹭了好一会儿，才穿好官服官靴出来。黄甫遵双臂抱在胸前，他的脸上有一道红色的胎记，远远一看，仿佛在流血。
皇甫遵说：直娘贼，那家伙一路上还想着自杀，幸亏我们早有安排，没让他得逞。旁边的兵士也说：那日官船行到太湖，苏轼一下子跳将起来，他们一拥而上，像按一只扑腾的鸡，把他按到甲板上。他们边说边比画，不时哈哈大笑。御史台的人一会儿说大热天办这趟差不容易，一会儿又说，这趟差办下来，日后少不了奖赏。
人群中，我看见一个身着青衣的男子恍恍惚惚，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从他的衣服来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吏罢了。在这个地方，我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在这个故事中，他们将轮番上场。而这个台吏的名字，就连我这只乌鸦，也不想知道。
这时，我看见苏轼回过头来，结果遭到了一顿呵斥。那个马脸的兵士还扬腿踢了他一脚。刚才那个年轻台吏转过脸来，他的脸被柏树枝丫的影子交错覆盖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天已经黑了，黄甫遵带人把苏轼押进了大牢。起风了，我嘎嘎叫了两声。就在这时，一块石头朝我扔来，差点砸中我，我慌忙飞走。
没有一只乌鸦不怕石头。
御史中丞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反派，但是，一个故事不到结尾，谁也不知道谁是怎样的一个人。
去台狱前，我听了黄甫遵的复命报告。没想到名震天下的苏轼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躲。这一路上，苏轼还两次试图自杀，幸亏黄甫遵他们机警，没让他得逞。这次命黄甫遵去湖州捉拿苏轼，还是应该多派些人，一是捉拿苏轼，二是到他家里抄出那些通信和手稿。等我派的第二批人赶到，苏轼家里的人已经烧了不少诗稿、书信和文件。不过，他越是这样，越证明他心中有鬼。
七月初，先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说是苏轼到任湖州的谢恩表语涉诽谤朝廷，什么“难以追陪新进”，语多讥讽。何正臣之后，舒亶上奏，在弹劾的奏章中还附有苏轼的诗集，至于借燕子和蝙蝠的争论说事，更是居心不良。我也趁热打铁，上了弹劾状，列举了苏轼的四大罪状。加上国子监博士李宜之的札子，官家很快就下了令，免去苏轼湖州太守一职，捉拿到御史台归案，命我和知谏院的张璪主审。
我叫黄甫遵前去歇息，只带了个台吏随我去台狱。其实，我并不需要去，也许只是黄甫遵的那些话让我有些好奇。月亮是红色的，还带有黑点，挂在天上，像一块烧焦的石头。只要稍微走动几步，就是汗流浃背。我正了正领子，继续大步往前走，跟在后面的台吏说：中丞大人，这都多少天没有下雨了。我瞪了他一眼。
台狱在另外一个院子，顺着旋转的台阶，我下到栅栏边，看见了一个影子。那个影子侧对着我，仰着头，好像在看月亮，有一刻，他举起手，好像要去抓流水般的月光。光线从他的额头上倾泻下来，经过他的鼻子，又流过他似笑非笑的紧闭的嘴唇。我特别讨厌他那种笑容，看起来是在嘲笑自己，又像是在嘲笑别人。他突然转过身来，朝我们这边看过来。我身后的台吏打了个寒噤。我甩了一下衣袖，说：走。台吏跟在我后面往外走，还差点绊倒。没用的东西，我说。
我打发台吏回家，自己留在签书房。这几年，官家交办给御史台的案子一个接一个，像什么祖无择案、李逢谋反案、郑侠案、相州案、太学案等等。每一个案子都牵连甚广，案件中的那些人，轻的罚铜，重的去职，甚至发配到沙门岛，有的还被处以极刑。而当下御史台正在办的案件，除了苏轼这个诗案，还有另外一个大案，那就是陈世儒案。在那个案件中，不仅我会出现，舒亶和何正臣也会出现。这两个大案同时要办，办得好是应该的，办得不好就要受罚，因为办案子而受罚的官员还少吗？这些年，官家专门设局，重修法典，敕令格式，越修越细，各种禁令无所不在。想到这里，我的身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那乌鸦叫得真是让人烦心。
官 家
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讲上三遍，我的也是。即使贵为天子，我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夜深了，周围的一切慢慢地隐入黑暗，只有眼前的这幅《早春图》除外。在画中，主峰赫然立在当中，俯视着万物，主峰下面是近峰、次峰，松木下面是小卉、女萝、碎石。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多久。
元丰以来，我独断乾坤。在这件事上，从熙宁年间，无论是新党旧党，早有呼声，不过意思却完全相反。王安石劝我要“独断”，无非是要借我的权威开路，而司马光那些人是想要我抛掉王安石。
此前，苏轼就不断上书反对新法，熙宁年间的万言书还说什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此前让他不入国门，已经给了他一个警告，没想到到了湖州任上，还是不改那个臭脾气。上任表上，语带讥讽，李定的奏状说他出言狂悖，真是一点没错。上书我也忍了，为什么要用诗文这种形式，还刊行于世！以前还可以说是冲着王安石去的，但如今，这是冲谁来的？
如今，天下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天下了。北边，西夏、契丹环伺，边事未宁。南边，还有大理、交趾，纠纷不少。内政上，也是官制冗杂，法令不行，苏轼名声越大，越是坏事。以前王安石就反对“异论相搅”，说是要“一道德以天下同俗”，做到“人无异论”。此人不责罚，政令如何推行？
我背负着祖宗的期望，也背负着祖宗的债务，尤其是我那父亲，他好像一直在黑暗中看着我，用他那病恹恹的却不服气的眼神。想起父亲，我总是免不了心酸。
父亲的谥号是英宗，他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哪里有什么英武可言！谥号一个字，就是一把刀。至和三年大年初一，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以往的大礼之年，会有七头大象在宣德门和南薰门之间的御街走个来回。在宣德门楼前，七头大象还会团转行步，向北舞拜，叫好的“有巴、有巴”声不绝于耳。但是那一年，没有大象，没有焰火，什么也没有。没过几个月，仁宗皇帝大薨。在传遗诏时，父亲惊叫道：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后来他还得了病，不能上朝。仁宗皇帝的曹皇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
这位曹皇后也是个奇女子。她是本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本来是要嫁给画家李植，不仅立下婚约，而且已经过门。李植醉心于神仙之道，对她爱搭不理，结果一天晚上，曹氏翻墙而去，没有完婚。这事有段时间传得有鼻子有眼，那些说书人好像就站在围墙下看见这一切似的。后来曹氏被立为皇后，这些流言才慢慢消失。
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父亲跟我说起翻墙这个细节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那种暧昧的笑容。传言有时像风中的叶子，没个来由；有时又像水中的石头，言之凿凿。有人说，父亲得病后，出言无状，总是忤逆曹太后，还说什么“太后待我无恩”。这些话当然没人敢在我面前说。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几岁，心里清楚我必须装着不知道的样子。
父亲登上大宝只是四年，就撒手而去。那些事情梗在我心里，我不想说，也不能说。以前母后总是笑着说我身体里一定住着一个老人。本朝的大臣也惊讶我那时在王安石面前怎么会如此礼让。我乐意展现出谨慎而老练的形象，我要证明父皇这一支血脉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我的身体里居住的也许还有一个小孩，一个总是盼望着大象的小孩。但是，我决不能让这一点暴露出来。
福宁殿前，风吹丁零，更添一片寂静。祖宗们并没有逝去，他们就环绕在我的周围，注视着我。
第二章 入话
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诗案·供状》
……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再勘方招外，其余前后供析语言因依等不同去处。
——《诗案·勘状》
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验问看若干人闻奏。
——《诗案·御批》
御史中丞
名字。更多的名字，更重要的人的名字，我要的就是这个。
当时官家一下旨，我就派舒亶和何正臣到各地搜集证据。证据并不难找，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的时候，那里的书商就开板雕印《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从熙宁年间一直印到元丰年间，越印越多，还出了续集。真是妖言惑众，鼓动流俗。除《钱塘集》外，舒亶又找出市面上流通的苏诗“印行四册”。何正臣更厉害，他搜罗到不少尚未刊印的苏轼诗文，包括和他那些朋党之间的往来作品。张璪见了这些“诗账”，大呼：你们还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当时官家下令让我和张璪一起审问苏轼，我还有些担心，毕竟他和苏轼是同年进士。他本名张琥，后来改名张璪，在陕西凤翔时，和苏轼共过两年事，交情甚好。那时苏轼给他写过一篇文章《稼说》，里面有两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甚是有名。不仅如此，苏轼还让他把这篇文章带给苏辙，也算是把他当兄弟了。这两天，张璪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有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让苏轼愣半天，那副惊讶的表情好像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这次，苏轼所涉的罪名不小。按照本朝律法《宋刑统》，如果“指斥乘舆”的罪名成立的话，那可是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条“大不敬”罪，“情理切害者”，当斩首；如果达不上“情理切害”，处以二年徒刑。更为重要的是，前者是遇到大赦也不能赦免。从目前涉及的证据来说，牵涉的人很多。这些人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文字后，不仅不上报，还阴通货贿，甚至拊掌击节，真是岂有此理。
但这几天，审讯并不顺利。苏轼这人果然奸猾，对所涉诗文，要么避实就虚，要么大事化小，好不容易吐出了几个名字，也都是通判这样级别的货色。像什么旧党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人，提都不提。
对此，舒亶十分愤怒。有那么一刻，我感觉他甚至会扇苏轼几个耳光。按说舒亶也是文人出身，但嘴上总是挂着什么“断柴”“夹帮”之类的话。他在临海当县尉时，有个弓手喝醉了，在县衙里大呼小叫，舒亶用鞭子抽他，那个人还笑，被改为杖脊，还是不服，叫嚷着：有本事把我给砍了。没想到舒亶上去就是一刀，那人的头颅骨碌碌地滚到地下，脸上还留着惊讶的表情。舒亶虽被弹劾，却因此名声大噪。他被王安石看上了，办了好几个大案，像画《流民图》的郑侠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相比起舒亶，另外一个御史何正臣总是阴阴的。说实话，我宁愿和舒亶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愿意见到何正臣笑嘻嘻地迎面走来。但是现在，我可不能这样说。手头上这两个大案，少了谁都不行。
深夜里，我一个人留在御史台，看着那六扇屏风，那是我的前任蔡确大人请郭熙画的。这些年，郭熙真是得了官家的恩宠，皇宫、行宫都是他的画。郭熙的画要比苏轼的画好太多。苏轼画的什么丑石奇树，石头浓墨一团，树也是光秃秃的，七扭八扭，像一只挣扎的手。
蔡确大人赴任参知政事时送了我一句话。他说：资深啊，你接任御史中丞这个位子，有一点要记住，不要恨你的敌人。我当时一愣。蔡确大人是办案子的高手，连相州案那么难办的案子都办下来了，而我却卡在这里。
看来，我得想个办法。其实舒亶此前曾经说过，像程老三这样的货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一下。何正臣也笑着点头，摸起了胡须。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挥了挥手，好像是要把这突然浮上来的一幕赶走，又好像只是为了驱赶那些在灰黑色光线中乱飞的蚊虫。
台 吏
天气太热，空气好像在发虚，颤抖着，发出嘶鸣。我一度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这些天，御史台一直在审讯苏轼，而我负责记录。审讯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知谏院的张璪，御史中丞李定，还有御史何正臣、舒亶轮番上场。他们围着苏轼，不停地问，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意思。听起来不像在审讯，反而像是在开一个诗会。我坐在条案后面，一边记录着苏轼的供状，一边翻着那些作为罪证的书册，手都有些颤抖。以前的罪证五花八门，要么是作案的工具，要么是仵作的验尸报告，或者是受害人的血衣之类，而现在，就是一本本从街面上搜罗来的书册。它们有着如此清白的面孔，又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威胁。
苏轼身着囚衣，戴着镣铐，摆动着手，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枝丫颤动，青烟直冒。光斑在不同人的脸上闪烁，一会儿移到李定他们的脸上，一会儿移到苏轼的脸上。就这么几天，苏轼好像已经瘦了不少，颧骨显得越来越高，像岩石一样反光。
我一边记录，一边却在走神。惹上麻烦的不仅有苏轼，还有我。前些天，开封府的两个皂吏找上门来。来的是一老一少。他们问我平时干什么，我一时有些发蒙，没有说话。那个年轻的说：你是牙粘住了？我说：平时在御史台当差，闲的时候，陪着娘子去瓦子看看热闹。那个老的笑了笑说：只是看看热闹？我一头雾水，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皂吏又说：你前些天是不是去了平通书坊？
前两天，我确实是几次找过平通书坊的陆老板，但这和开封府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去找陆老板，一是为了讨钱，二是上次印的那个话本，错漏百出。这个陆老板平日里卖书，自己也有几间雕版印刷的作坊。作坊在南薰门那边，我还问过他，为什么要把作坊放在这样一个屠猪的所在，多臭啊。他笑了笑，说我不懂。我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书坊和作坊都关着门，问旁边的街坊，说是前几天还开着，不知道怎么就关了。
两个皂吏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厨房里，有一个竹编的蒸笼，那个年轻的皂吏也用佩刀戳开，好像里面有蛇。到了后来，那个老的皂吏说：你那个《三梦记》呢？
我有些惊讶，他怎么知道《三梦记》？我说：烧了。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有一天，我看着那本印得乱七八糟的《三梦记》，想起陆老板那张胖脸，一气之下，扔在铜火盆里，刚烧着两页，却被娘子一把抢起，噼噼啪啪地灭了火。
那个年轻的皂吏说：你恁地是故意的吧？
我说：公人，遮莫和《三梦记》有什么干系？
那个老的皂吏阴笑了两下，说：迟早你会知道。临走时，那个年轻的皂吏扔下一句话：有那个姓陆的任何消息，立马报告。
那天我唯一庆幸的是娘子不在家，她去给庙里读书的小弟送衣裳去了。开封府找我的事，我一直没对她说，说什么好呢？这是她第三次怀孩子了，前两次都没保住。我可不想让她担忧。
那天晚上，我一直想着《三梦记》的事，怎么想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叫柔奴的市井女子，梦见了一个千里之外的书生。她孤身上路去寻找梦中情人，却在淮河边遇到了水贼。那些水贼是五通神的教徒。在传说中，五通神本形如猿，却可以化为多种体相，冷如黑铁，阳具甚伟，被他们侵害过的女子，往往会浑身痉挛，陷入狂乱的状态。
巧的是，正在此处，她遇见了那个书生，他也被水贼所擒。后来，她抓住一个机会逃生，并到官府报案，官府出动官兵，剿灭了水贼，书生获救。她告诉他梦见的一切，书生却嫌弃她已经被水贼所污。女子伤心投水自尽。她的魂魄荡悠悠一路飘到地府，始终不肯投胎，咿咿呀呀地唱着。阎王听了，派遣小鬼把已经高中进士的书生勾摄到地府来。两人喜结连理，回到阳间过上了好日子。
当时写完已是深夜，我激动地在小院里乱转。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隔墙之外，有人在叫卖杏花，刚下了一场雨，叫卖声显得很辽远。我忍不住叫醒了娘子，等到故事说完，她像猫一样打了个哈欠，说：那个书生后来就不嫌弃她了吗？
我一愣，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不嫌弃。
娘子也不觉得我这句话有些古怪，说：好吧。不过名字取得不好。
我一时有些不解，说：什么名字，《三梦记》吗？
娘子说：那个女人的名字啊，叫什么柔奴。
我说：市面上的话本不都这样吗？文奴、俏奴、画奴什么的。
娘子说：奴啊奴的，多难听。
我有些诧异，本想继续说，看了一眼她的肚子，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说：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娘子脸上有些愠色，说：花斑马，你是看我怀了孩子才这样说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叫柔奴叫什么？
娘子笑着说：她哪里柔了？叫苏胜仙如何？那天，她穿着鹅黄的襦裙，光线停留在她的脸上，让她看起来像春天河边的柳树。
听了这话，我也笑了，说：这个好。
她有些不相信，说：当真？
我说：当真。不就是一个名字嘛。
她说：这是名字的事，也不是名字的事。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故事都是你们男人讲的。
听了这话，我一冲动，说：要不你来写一个故事？
她一听，又笑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现在想来，我并没有把那个念头当真，娘子也好像忘了那个事，而开封府的公人来找我，更说明那是个馊主意。不过，一个话本能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我又没有像苏轼那样写什么朝廷的事。
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说服我。这天，又是审到深夜，当我穿过院子交接文书的时候，节级程老三匆匆而来，差点和我撞到一起。他骂了一句，甩身而去。这个程老三最喜欢提着一根长长的鞭子在牢房里边走边说：唉，好久没用了。说着，手突然一抖，鞭子啪的一下抽响，吓得那些囚犯直低头，而他却哈哈大笑。这些事都是牢子梁成告诉我的。在御史台，我有时会和他扯扯闲话。他说，如果一个地方流了血，即使经过很长时间，只要用醋浇在上面，那些血痕也会慢慢浮现。说完，梁成突然骂了一句：程老三这个直娘贼。
我呆呆地看着程老三的背影，这一次，他又去干什么？
苏轼会死吗？想他死的人可不少。
节 级
相州案之后，我升为节级。这都算不上是一个官，但是，给我程老三任何官我都不换。
械、枷、纽、锁，多么硬气的名字，我的口腔里弥漫着血气，身体兴奋，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个妓女。其实，面对那些女人，我有时毫无感觉，那些令人沮丧的经历甚至让我感到恐惧。很多个夜晚，我走向那些女人，并非是出于欲望，而更像要证明什么。
在台狱，我不需要这么做。这是我的地盘，听着那些喘气、颤抖、号叫，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些声音让任何瓦子里的曲子都显得造作。看着那些扭曲的面孔，我会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这是我的沙书地谜、歌舞百戏、踏索上杆。
御史中丞大人李定一定会骂我狂妄，他是一个书呆子，哪里知道这些。况且他太心急了，粗暴就意味着粗糙。惩罚是一门艺术，不允许任何荒腔走板。在这方面，蔡确大人才是大师，他平时也喜欢写诗作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习得这门手艺的。很多人以为只要往死里整就行，多么肤浅。这就像写诗一样，在这个行当，只有零星的天才，要成为顶尖的高手必须要有对冷酷细节无止尽的胃口，才能化腐朽为神奇。
办相州案时，大理寺的官员抓了一大批，戴着枷，在日头下暴晒了五十七天。除此之外，蔡确大人还把各种刑具摆在犯人前面，自己带着笑，轻言细语地说这个枷是怎么用的，那个箍上紧的时候脑骨会像杏子一样噗的一下炸开。说完，他还张开手，好像真捏爆了杏子。
当时的御史中丞邓润甫深为不满，上奏给官家，说“蔡确深探其狱，滋蔓不已”。在奏章里，他还说在深夜里，亲耳听到过囚犯发出的惨叫。官家派了三名官员到御史台按验，但是问遍了相州案的数百囚犯，却无人承认，也没有伤口作证。邓润甫只能承认自己“奏事不实”。那些惨叫是真的，相州案的囚犯无人受到拷打也是真的，这事我最清楚不过了。蔡确大人只是轻轻使出一招“移花接木”，就让邓润甫掉到沟里去了。
元丰元年六月，案子结案。去官的去官，降职的降职，坐牢的坐牢。邓润甫被免去御史中丞一职，贬去抚州。最终的大赢家当然是蔡确大人，他从知谏院兼判司农寺升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御史台，他又办了几个案子，很快升任参知政事。他走后，御史中丞就变成李定大人。蔡确大人一定会当上更大的官，而我程老三，做一个节级就够了。
苏轼进来的时候，没有交常例钱。我没有生气，我不需要生气。我对他说：苏大学士，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说完，我扭头就走。此前，梁成曾经跟我说过，苏轼没有什么钱。听了这话，我倒是笑了。他还真把这里当成修行的地方了吗？另外，我也搞不懂苏轼，他堂堂一个太守，怎么会没钱？不是说写个墓志铭，就能捞上一大笔吗？不过这些天审讯下来，说起苏轼借钱的各种事体，倒不像是假的。他收养了不少孤儿，还把俸禄捐了，建什么医馆，取名为安乐坊。别人安乐了，他自己倒欠了一屁股债。
案子不顺，看到御史中丞大人李定抓耳挠腮，我心里就觉得好笑。这可比蔡确大人差多了，更大的官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怎么到了苏轼，反而没招了呢？在台狱，只有一个人给我惺惺相惜的感觉，那就是舒亶大人。有一次，他说起了断柴、夹帮之类的话，我一听，心里乐坏了，就像一个酒徒听到了“眉寿”酒。
这些话外人一般听不懂。所谓“断柴”，就是做到受刑部位表面好像只是一点瘀肿，里面的骨头其实已经断了。而两块木头夹在脖子上，就叫“夹帮”，厉害之处就在于木头之间的缝隙让犯人生不如死。而“脑箍”是用绳缠住脑袋，用木框框住，这一点和“夹帮”很像，不过一个针对脖子，一个对付脑袋。而所谓“超棍”，就是把犯人的胳膊反绑，让其跪在地上，再用短小的竖木别着，不出半晌，膝盖必碎。
这一次，也是舒亶大人找到了我。我一开始以为也是要来些硬货，但没等我说两句，舒亶大人就打断我，说：这些手段使不得，会留下外伤。
他问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对付诗人的方法？
听了这话，我咧开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