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关于孩子的恐怖数据——

现在每七个中小学生里，就有一个人有抑郁风险。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风险会更高。

这份数据来自《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数据显示，在10-16岁的中小学生中，大概有14.8%的人可能会患上抑郁症。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021年教育部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26岁的文莉在这一年，入职了一所县城中学，并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但她根本没想到，当她真正见到学生后，她发现有什么正在阻止她拯救这些孩子——

作为心理老师，她反倒先一步抑郁了。

“看客InSight”记录了文莉在这所县城高中看到的一切，并整理成故事。

时至今日，她仍希望能有人救救这些孩子。

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某偏远地区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主科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主科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行政人员，需要额外承担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县里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

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上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