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岁追上来之前，汤妍终于上岸了。

她心惊肉跳地回望过去的职业生涯，名校本硕毕业，从中小厂产品经理到阿里系P7，一路过关斩将，在杭州置业买房，也目睹互联网从意气风发到“裁员广进”。

5年前，她觉得大厂能给她更多安全感，但30岁、35岁，年龄危机步步紧逼，心态发生了逆转。

身在职场，35岁是一个临界点，职场晋升空间在萎缩，投简历被淘汰风险增加。因此，这个非整数年龄的到来，被广泛称为“35岁危机”。

面对“35岁焦虑”，汤妍觉得，与其等着被“大环境”优化，不如主动出击—离开大厂，考编。在她看来，除了前途相对稳定以外，更关键的是公平。

考公考编普遍适用双盲机制，即面试官和考生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面试时除了能力测验，任何个人信息都不会被提问，包括你的姓名、年龄、婚育状况、之前的薪水。这条以廉政为初心的规定，恰恰给了所有应试者公平竞争的机会。

“铁饭碗”减轻了年龄危机带来的焦虑，但考公考编其实有着明确的年龄限制—过了35岁，可能再也没有上岸的机会。根据《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考公的基本条件是“年龄为35岁以下”。不过，变化正在发生，去年开始，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在省考招录中释放年龄扩宽信号。

今年1月，四川率先发布《征求意见稿》，或从文件上明确要求，取消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限制，调整机关公招年龄上限，支持事业单位适当放宽招聘年龄条件，鼓励企业放宽用工年龄限制。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表示，延迟退休后尽快遏制35岁就业歧视现象。

这给社会传递了一种信号：35岁危机背后的就业困境，的确到了该破除的紧迫时刻了，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就业市场需要对经验丰富的“大龄求职者”宽容一点，公平一点。

焦虑的前奏

对35岁的焦虑，很多人在30岁、甚至更早就开始了。

“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公司会进来很多年轻的，跟你同级别的人。”30岁以后，年龄焦虑就开始包围汤妍，她开始不断寻求新的机会。这种焦虑，不源于她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不自信，而是源于整个就业环境。

大厂裁员、面试失利、考公无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35岁的零点钟声敲响，这些困境就会扑面而来。

事实上，与“35岁危机”矛盾的是，人们进入职场的时间，正在不断推迟。

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而2016年“十三五”以来的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7年。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开始工作的年龄在不断推后，他们往往只有更短的时间，去应对很快就要到来的35岁危机。

因此，35岁焦虑的前置，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一个正常毕业的本科生，通常是22—23岁。如果选择考研，那么面临就业时，已经来到24—26岁。假设还经历过“二战”“三战”，TA最终走出校园时，也许会是28岁。

而TA将面临的，是与1200多万应届生“同学”竞争就业。不过，此时TA只有一次以应届生身份签订三方协议的机会。如果选择失误，要么放弃校招途径，要么赔付违约金。

7年后，当社会时钟拨至35岁，TA获得了更丰富的阅历与经验，距离退休至少还有20年。但留给TA的岗位选择，反而更少了。

此外，年轻人还会以继续进修考博、考公考编等方式，延迟“就业”的到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23年，18.6%的大学生选择了“慢就业”。

2023年，吴易读完美术硕士，至今仍在坚持脱产考编。年龄眼看就要“奔三”，但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获得更多的选岗机会，吴易不敢随意就业。维持生活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利用周末在画室代课。由于无法交社保，吴易最大的担忧是生病。

近一年来，逐渐有考公考编取消应届生身份认证的呼声和举措。吴易反而更焦虑了，因为这意味着过去两年的“牺牲”，有可能换来更激烈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