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节祭扫将至，默元想起他已故的爷爷，一个持牌照的脚踏车师傅。上世纪80年代，在连接湖北和江苏的328国道边上，爷爷日常蹲守在公交车上落亭外，就像今天的出租车司机，只不过当年主要是用二轮自行车载客到附近目的地，偶尔还会用人力三轮车驮两个氧气钢瓶或其他货品，从苏中“里下河”低洼区南沿的老家，送到省城南京或“小上海”无锡。往返约400公里的路，紧赶慢赶要花两三天。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江苏境内公路四通八达（过长江通道就有近20条），从默元老家开车去无锡只要2小时，去大上海也只要3小时。“在路上”的中国人，不难从路桥网络、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中，察觉“时空在压缩”，“车轮驶过的世界”在变大；满溢的幸福之上，如今还流淌着一些关于节假日出行的“甜蜜的烦恼”。

从“通上路”到“全国一盘棋”

公路作为“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当时公路建设处于萌芽状态，多为军用或地方集资修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公路基建仍不发达，公路标准低，高等级路和大江大河上的桥梁数量稀少，平均行车时速仅约30公里。

默元后来听长辈说，八九十年代，家乡不少人天蒙蒙亮出发，坐长途汽车去无锡、苏州、上海等地打工。那时候，老家没有机场、铁路，公路几乎是唯一的出行选择，但也是一段走走停停的艰难旅程。当时苏南纺织业发达，有人带话让默元的母亲也出去打工，但她怕路途波折，加上不愿放弃社办厂（后来叫乡镇企业）的工作，没去。

1988年，在“要想富，先修路”的舆论氛围中，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连接上海市区与其卫星城嘉定）建成通车，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前来剪彩。此后，全国掀起公路建设热潮，且目标从“通上路”转向“建好路”。沈大高速、京津塘高速、京港澳高速随后几年陆续建成。至2001年底，中国高速通车里程达到1.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

不过，这一阶段农村公路仍较落后，多为石子路、水泥路，少见沥青路；河运在水乡地区仍扮演重要角色。默元老家的院前自留地，紧挨着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通扬运河。默元依稀记得，80年代末镇上建自来水厂时，一船船物资从这条河运过来，打井工人们就在默元家“付费吃大锅饭”，由默元奶奶做饭。村里本家邻居的长辈中，还有半辈子做船夫的老人，显示上世纪河运在“里下河”一带仍有不小市场。

2003年起，农村公路进入为期10年的全国重点建设期，促进了农产品进城和城市商品下乡。光是第一年，全国就建成农村硬化路19.2万公里，一年的建设量超过此前50多年的总和。默元大学毕业后与高中同学聚会，就听说县里开通了不少新的农村公路和公交线路。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外贸大爆发和集装箱运输的普及，公路网的规划从局部走向全国一盘棋。尤其是2013年更新的“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国家高速公路网由“7射、11纵、18横”等路线组成。其中“7射”指7条首都放射线。经过顶层设计的公路网，打通了物流的堵点，且愈加重视客流的走向。

新时期公路网的布局更加科学，从放射形、三角形到并列形和树杈形不一而足。截至2023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占公路总里程的3.4%。预计在未来10年，国家高速公路会将地级行政中心、城区人口10万以上的市县，以及重要的陆路边境口岸，全面连接起来。

默元老家所在的县2018年改设市，如今借助“一纵一横”的G15沈海高速和S28启扬高速，实现2小时车程内通达8个机场，加上盐通高铁过境，巩固了该市“长三角北翼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正所谓区位优势不变，变的只是交通的形式和速度。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公路的变迁是一部流动的史诗，记录着时代脉动和无数个体的命运。从“乡土中国”迈向“流动中国”，方向盘的每一次转动，都成为个体与时代双向奔赴的象征。而在新能源车发力前，中国“铁公基”就已经驰名天下了。

速度的狂欢

早在2012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就已达9.6万公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高速公路建设高潮始于1956年《联邦援助高速公路法》，艾森豪威尔受德国高速公路启发，推动建设覆盖全美的州际公路网；至1970年代其基本成型，绝大部分路段免费，由联邦燃油税和州财政支撑。

如今，中国公路总里程已超5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超过18万公里。这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速度狂欢。典型如京新高速，似一条巨龙横贯戈壁，将北京与乌鲁木齐的距离压缩至12小时车程；港珠澳跨海大桥则以55公里的跨度，将珠江口两岸的时空重新定义。

盈盈是湖北恩施州巴东县人，她向外省人介绍家乡时，会说“就在宜昌边上”。宜昌作为三峡大坝所在地，知名度显然高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提“宜昌”有方便对方理解的一层用意。从地理上看，位于重庆湖北交界处的巴东县，尤其江北部分，距离宜昌城区也比到恩施州府近，说“在宜昌边上”也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