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震动整个朝堂，催生了180多位文臣被打伤、17人被打死的左顺门血案，严嵩、夏言、杨廷和和张璁等人相互倾轧。

现代人看起来似乎寻常无奇甚至有些无聊的“大礼议”，实际上关乎权力、制度和文化的角力，也是明朝中晚期政治衰败的标志性事件。

大礼议的背景和事件本身都相当简单，正德帝身后无子，由朱厚熜继位，也就是嘉靖帝。文官系统想干一件事，就是请嘉靖帝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朱祐杬为叔。嘉靖帝不愿听从百官，一心追尊其生父母，自此引发“大礼议”。朝中形成两大阵营，“人情论”强调人伦亲情，主张“继统不继嗣”，“濮议论”坚持宗法正统。

除了不惜以武力制造左顺门惨案之外，嘉靖在法理和言路上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包括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

最终，嘉靖帝成为胜利者，博弈多年后，他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被破坏，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为操控群臣，大张阁权，几易首辅，朝廷政治风气日下，为党争愈演愈烈创造了条件。

大礼议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是否入继大宗问题，它有着更深层的角力：皇权与士大夫之争，皇权与礼法之争。群臣希望“法在君上”，嘉靖希望“君在法上”，嘉靖希望的是通过这件事告诉群臣，自己的权力大于礼法、大于群臣。

能够在这场长时间的政治角力中夺得胜利，嘉靖帝的精明和韧性一样都不会缺。在传统认知中，嘉靖帝是典型的昏君，多年不上朝，将政务弄得乱七八糟。

但实际上，嘉靖帝智商极高，只是高开低走：15岁时只身从湖北入主紫禁城，年幼时并未有过耳濡目染和太子式的政治训练，但却能迅速适应自己的新位置。在大礼议之争中，他一步步突破老臣的管控，达到自己的目的，继而又对朱元璋创建的礼制进行大改革。

他将朱元璋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朱棣升格为“成祖”，降低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文宣王”称号去掉，改为只是“至圣先师”的道统地位。尤其是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确认了皇权的诠释经典权，这一步在现代人眼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却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