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是个不宽也不长的巷子。巷名文源，自是有底蕴，有来头的。东边是历史悠久的省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至清末，馆名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紧挨着的是省演艺集团及省歌舞剧院，省歌的《黄河儿女情》曾名震华夏。西边是省晋剧院，从“丁牛郭冀”到“晋剧皇后”王爱爱，名家数不过来，丁果仙那代人是进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过的，转过身是省京剧院，为数不多的省级京剧院之一，不能说名气多大，每届中国京剧节都有作品参加，且多得奖。一溜穿插布局的，还有三个剧场，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巷子之中，坐北朝南，有一座灰色的四层楼，这就是省文化厅。楼前的院子，宽不过四五米，由铁护栏与街道隔开。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这座灰色小楼不免有几分寒酸，就像一个饱读诗书而又少实力没气派的书生。然而，人不在衣装，山不在高。作为文化部门，身处这样一种格局和氛围，恰是协调而惬意。有三年半，我在这座小楼里工作。每当坐在三层东侧的办公室内，那浓郁的文化意蕴，就像空气中的氧气一样沁入身心，这个小巷子，反倒是透出一种别样的厚重和宽广。

对自己而言，文之源，也是文之缘。缘在内心，缘自童心。人生最初的记忆都在农村，而最灵动的就是音乐，就是琴声。我们院对门有一个盲人，他的名字不知道，也没人叫，都叫他“瞎子”，是那样的自然，就像常人叫乳名一样亲切。他人性很好，脑子聪明，每天都要挑一副水桶，穿过街道经过我们的院子，再拐弯过一道门到后院，来来回回给家里挑几担水。而打水，是要用绳子将水桶放到井下，左摆右摆吃满水，再一把一把拽上来。整个过程就像一段旋律那样流畅。最让人惊叹的是他会拉二胡，不知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也不知是谁教的。他经常坐在家门口的一个石墩上拉二胡，夏季更是天天如此，我们在院里家里都能高高低低地听见，不知不觉中过着一种有伴奏的生活。现在能记起的曲子只有《小开门》，后来知道是晋剧曲牌，听上去心醉身酥。有一次，我从大哥家的箱子里，找到一把二胡，就想自己也拉一手。想办法把弦整理好，因为不懂乐理知识，还可笑地猜想1357在里弦，246在外弦。大哥异地工作，只有星期天才回来，但我从未见他拉过二胡。后来在瞎子的影响和帮助下，二胡在我手中也拉响了。母亲还讲过，那年她带我回河北看望姥姥，在火车上，听到播放音乐时，我的手就会动起来。当时母亲还怀着大弟，我应该不到三岁。

大姐毕业于师范，是最早教我识谱的。印象最深的是打着拍子教我《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也是第一次接触四三拍。小学的音乐老师是吴秋霞，在操场上教我们唱“三首革命歌曲”，并亲自指挥，演唱录音还在喇叭里播放。后来才知道她是北路梆子名家贾桂林的女儿，应是插队来到我们村。我到省文化厅工作时，她作为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已经退休。我曾去家里看望她。我们村当时就有两千多口人，是公社所在地，在样板戏盛行的年代，村里组建过一个“永红”剧团，排练了《沙家浜》《白毛女》等样板戏，不时在本村和邻村演出，大姐还当过一段时间演员，她说戏词很难记，但唱戏挣的工分高。剧团解散后，村里组建了一个文艺队，排演些小型文艺节目。我被选进了文艺队，是乐队里唯一的学生，当时还在上初中。文艺队定期不定期在村里戏台的后台排练。尤其是到了冬季，中间垒一台大火，我们分坐周围吹拉弹唱，炭火的暖光和音乐的氤氲融会在一起。今天记得的还有晋剧《龙江颂》中江水英的一个唱段：“几年前，这堤外荒滩一片……”“咱们想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在省文化厅期间，曾问过几位省晋剧院的演员，他们对这一唱段都很陌生，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们村的文艺队有幸参加了全县文艺调演，因限制人数，乐队要减人，我以为会被减掉，结果减去的是另一个人。那感觉不是兴奋，而是难受，因为未能参加调演的那位同事比我大好几岁。两个节目参加了调演，其中有表演唱《姐妹们喜晒战备粮》，那旋律至今刻在心里。十分难得的是，演出结束后，文艺队竟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就在不久前，二姐的一位同学，当时的“姐妹们”之一，把这张照片发给她，说这里面好像有你弟弟吧。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参加文艺活动，也是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其实，那时对二胡只是喜欢，其水平也就能简单拉出个调调，只会52弦。上高中后，县里在我们中学开设了一个文艺班，全县招生，才见识了什么叫专业水平。一位二胡老师演奏《赛马》，开弓后就把你带到草原上，掀到马背上，一溜狂奔，壮阔酣畅，说自己被惊讶得目瞪口呆毫不为过。尤其是第一次见到了小提琴长笛等西洋乐器，那些人的气质也洋气得很，吹长笛的反扳手指快要碰到手背，看着让人害怕。每当从文艺班的教室里传来美妙的音乐，我就被感染甚至陶醉，如果在课堂上还会走神。《地道战》中几段经典旋律，经常从文艺班的方向传来，过去只在电影上能听到的乐曲这时就在身边响起，先则不可思议，继之心潮如涌。当时高中主要是社会实践，实际就是生产劳动，我还萌生了上文艺班的念头。然而很快恢复高考了，便投入复习备战中。

有一天，离我家不远处的邮电所买回了一台电视机，全村人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天，两个电工以英雄般的姿态，在高高的电杆上安装天线。那一刻，我才懂得了什么叫自豪。几个农民扛着农具从田里回来，先问干什么，然后仰着头说：电视挂那么高能看见吗？那几年，年前总要买一份广播电视报，把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用笔划出来，盼望着，到点时就准时收听，有点像后来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对喜欢的歌曲和乐曲，还要把简谱抄下来，如《洪湖水浪打浪》《二泉映月》等，都当作宝贝不时翻看。那个年月，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郭兰英唱的《绣金匾》。一首歌，就抒发了或者说容纳了对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三位伟人的敬仰、爱戴、思念，加上她独有的声、情、哽、咽，唱出了全国人民共蓄心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