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踱步阳台，俯看着三层楼下，那条朴素、古旧、既不宽也不深的小胡同，只见一些熟悉的或陌生的身影走进走出。是时，不经意间就会有一阵爽朗、洪亮的笑声，掠过耳畔，接着就是一个迈着轻快步子的老人，或是拐进办公大院或是走出胡同。他戴一顶黑色礼帽，穿一件呢子大衣，手里提着或挥着一根木质拐杖，一边咳喘着一边跟相遇的人打着招呼，一串笑声伴随着他，无形的气场追踪着他……这就是晚年的胡正老师。

胡老师已经离开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边；2024年是胡老师诞辰100周年，在纪念会上或是平时大家的追忆中，他似乎依然活在人们之中，活在东四条胡同里。

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一直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大本营。有三四栋办公小楼，七八栋低层住宅楼。有人戏称“南华门村”。“山药蛋派”老作家，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五老”，有的曾经在此居住，有的一直居住在这里。赵树理生卒年是1906—1970年，他比“五老”大12—18岁，虽然同属“山药蛋派”，其实是两代人。“五老”中李束为年龄最大，生于1918年，比马烽、西戎长4岁，比孙谦长2岁，比胡正长6岁。胡正是“五老”中的“小兄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五老”渐次谢世，最早是李束为（1994），接着是孙谦（1996）、西戎（2001）、马烽（2004） 。胡正2011年去世，享年87岁，他比其他四老活得长久，也更长寿。“西李马胡孙”的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革命和文学的道路大致类似，后来多有重叠。而他们的形象、性格却各不相同、多姿多彩。马烽老师的严谨、刚正，西戎老师的真诚、敦厚，李束为老师的理智、沉稳，孙谦老师的本色、淡泊，是省作协的人们深有感受的。而胡正老师，由于他不拘一格的领导艺术和方法，因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不断开拓、超越自己，他与院里的作家、编辑以及职工的关系，就更为深厚、密切一些，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印象，就更为鲜明、独特一些。

我跟胡正老师，中间隔着两代作家，也未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认识他却很早了，调到省作协当编辑后，又有多次接触、交往，他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深切地影响着我，让人铭记在心，难以忘却。

1975年初冬，我第一次见到了胡正老师。那年我被选拔推荐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此时文学创作已有所活跃。因我在农村时，就开始写小说，大学又学的是中文专业，课外就试写了一篇小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语境中，我的小说题材也同样是激进的、主题是概念的。但我满怀信心地寄给了刚刚复刊的《汾水》编辑部。没过多久，编辑部就打电话请我去一趟。我第一次走进了南华门东四条胡同，在新建的一栋当作编辑部的宿舍楼里，见到了责任编辑。责编先给我谈了审稿情况、意见，又带我分别见了在家办公的段杏绵、西戎老师，两位老师谈的意见较为具体，如情节上、语言上的问题，让我回去再打磨、修改一下。最后见到了胡老师，而他却没有多谈稿子，问了我在学校的学习、读书、生活情况，我在小说创作上的感受、想法等等。当时他只有五十余岁，从灵石农村回来不久，调到了新成立的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并和几位老作家开始复刊《火花》，改名《汾水》。他显得那样年轻、俊朗、潇洒，边随意谈话，边哈哈大笑。我感觉浑身放松，如沐春风，如对父辈。家父与胡正老师是同龄人，似乎还小一岁。在返回山西大学途中，我的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耳边还回响着胡正老师的亲切话语、朗朗笑声。随后我把那篇小说作了细心修改，发表在第二年的《汾水》第二期。

九年之后的1984年，我第二次见到了胡正老师，见识了他独特的领导艺术。当时，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忻州地区文联，在《春潮》杂志工作。边做编辑边写评论，已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受到省作协的关注。为了活跃全省的文学评论，省作协决定创办一份理论杂志，由董大中老师牵头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