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难得有闲整理储物间，正翻着，手机提示羽绒服发货了。这时，角落老樟木箱锈扣松开，一件碎花棉袄带着陈旧樟脑味，滑进我怀里。摸到后襟那道浅牙印，想起七岁流感发烧，烧得迷糊咬出了印子，我裹着这袄躺了半月，母亲守在床边，用艾草煎水一遍遍擦我额头。窗外雪粒子敲打玻璃，恍惚间，我好似听到儿时停电蜡烛燃烧蜡油掉落的噗噗声。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教室玻璃漏风，后排男生挤作一团取暖，你推我搡。前排女生对着窗户呵气，冰花被吹得七零八落。我搓着冻红的手，不经意间瞥见窗外蓝棉袄的人影在招手，是母亲。她缩着脖子站在榆树下，双手紧揣胸前，像捧着宝贝。她解开细绳捆扎的粗布包袱，腾腾白气蒙住我的眼镜片，说：“小，快穿上，我塞了个暖水瓶给你暖着呢。”

父亲是石油工人。这袄是用父亲的工装改的，前襟留着原油痕迹，内里衬着母亲陪嫁红绸，针脚细密。

隔壁桌小胖笑话我穿得像土包子，像个麻袋。我没搭理他。第四节课，寒风灌进教室，穿透他的名牌羽绒服，他冷得直哆嗦，偷偷把板凳往我这边挪了半寸。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温暖，只记得午后阳光斜照进教室，棉袄里的棉花像晒过的云朵，软乎乎的，裹住了我十几岁被三角函数和化学方程式填满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