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也称“典当”“质库”“长生库”“解库”“质肆”“押店”等，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传统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主要是指老百姓将自有的衣服、玉器、金银首饰、书籍等物品，送进当铺来抵押换钱，以解燃眉之急。一般而言，当铺的抵押物大部分为动产，很少以房屋等不动产进行抵押。实际是以“济民”为招牌，行牟利之实。故在旧社会常有“穷人离不开当铺”之说。

据吴世良、陈永桢主编的《太原金融史稿》载，山西典当业历史较为悠久，但究竟当铺始于何时未知。至清末民初，由于黄金、银锭、银元、铜元、制钱等更换频繁，供需市场的状况经常发展变化，以及市面上百姓对资金周转有需求，给当铺业的发展带来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据了解，清末时全国约有当铺2.2万家，约有五分之一聚于太原和晋中地区。民国10年至15年（1921—1926）间，是太原典当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兵败下野，晋钞迅速贬值，太原的当铺业也步入了衰落。到民国24年（1935年），太原城内仅有当铺10家。

据1990年6月由太原市政协文史委编印的《太原文史资料》和2011年3月贾立进主编的《民国太原》中，由崔汉光编撰的《太原民国年间的典当业》一文，对民国中期的太原当铺业进行了全面记述。日军山岗师团所著的《山西大观》载，民国23年（1934年），太原城内有当铺11家，资本共计62640元。而据《太原指南》（阎锡山亲自把关并题写书名，民国24年五月一日刊印），1934年，民国太原市政公所批准注册的当铺有10家，两本书统计差一家。《太原指南》中登载的10家当铺具体为：元隆当（四岔楼）、晋和当（红市街）、晋义当（棉花巷）、隆记质店（上肖墙）、义隆当（上肖墙）、聚积当（三桥街）、广和当（东校尉营）、广益当（西夹巷）、庆丰当（开化寺街）、济人当（上肖墙）。这些当铺里全是曾在祁县、太谷、平遥担任过钱庄、票号、当铺伙计的老店员，担任着当铺的二掌柜或柜头。

据曾在棉花巷的晋义当供职过的老店员艾富源所述：七七事变前，太原城内的当铺约有十四五家。在小店、北格、向阳店、黄寨、兰村等也有规模较小的当铺，有些由城内的大当铺出资的“代当”。日伪统治时期大多为“小押店”的性质，质押的日期一般为三至五天，有的时间长的也仅是十天半个月，大多是由朝鲜人（当时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营。仅在旧城街的四道巷和察院后，吸食毒品处一带就有七八家当铺。新道街的六号院，在日伪时期也被朝鲜人所强占，开设了“质店”（日伪统治时期，典当业均改称为质当业）。

当铺的外在布置颇具特色，门前一般都挂有幌子，幌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的幌子，将经营内容的“当”“质”“押”之类的单字，用醒目的大字书写在墙上，吸引顾客；第二类是标志幌子，即通常说的招牌，是以特制的巨大络钱两串，悬挂在门前两侧来作为当铺的标记；第三类是象形幌子，在当铺前竖立一个大的牌子，上书“某某当铺”，还有的是在店门前竖立旗杆，或设置牌坊，有的还在旗杆或牌坊上挂有木制的大钱两串，上面悬挂红布的飘带，更为引人注目。

当铺的内在构造也有讲究，通常而言，当铺的门槛比一般的店铺高很多，如福生当铺的台阶就有8级，主要是防止下雨时造成水淹进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