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电子支付要比现金支付方便许多，所以很快赢得人们的青睐一样，纸币支付也比携带贵金属乃至绢帛等等价物支付要方便很多。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明清社会，人们还是使用银子和铜钱来交易，却不见纸币的踪影呢？这种奇怪的现象，要从明朝极为失败的纸币政策开始说起，那就是“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的诞生

纸币在北宋获得了成功，那么后世朝代当然有样学样，金朝和元朝都延续了宋朝的纸币政策，将纸钞作为国家货币制度的核心，这一时期被称为“纸钞时代”。

对于生于元朝、长于元朝，在元朝活了半辈子的朱元璋君臣来说，元代纸钞不仅是他们不可能回避的经济制度遗产，也是他们个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重要经验。对明朝开国君臣而言，发行纸钞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过朱元璋以雄才大略一统天下，各项制度均重新厘定，暂时无法顾及纸钞的事情，而是以元末重新复苏的铜钱为主要货币，铸行洪武通宝在全国使用。到洪武八年（1375）三月，朝廷终于宣布，发行大明宝钞，并启用重钞轻钱政策。

大明宝钞的形状呈矩形，长一尺（34厘米），宽六寸（约20厘米），颜色统一为青色。宝钞外围有龙纹，上方六个大字“大明通行宝钞”，另有篆书所写的“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个字，这些要素与今天钞票差不多。大明宝钞的面值有六种，分别是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张宝钞正中间都有若干钱串，一串代表一百文，若是十串那就是一贯（一千文）了。后来在洪武后期，朝廷又发行了从十文到五十文不等的五等小钞。

大明宝钞有着必要的防伪措施。首先，每张宝钞上都写着一段话“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当然，这种话吓不住真正要财不要命的人，毕竟那个时候又没有水印和激光防伪，还要在纸钞本身上下功夫。每张宝钞上都有钞印，以防伪造。如果被发现在钞印上动手脚，《明会典》有明确规定，要处以死罪。

发行与管理纸钞是事关国家经济根本的重要事项，必须设置专职管理机构才能保证纸钞发行、流通环节中的稳定性。早在大明宝钞正式发行前半年，明朝就首先设立了宝钞提举司，一开始为正七品衙门，但很快就升为正四品衙门，体统不可为不高。然而洪武十三年（1380），宝钞提举司却突然被罢去，六年后，朝廷再设宝钞提举司，但其品级已经降为正八品，只是可怜的小京官衙门。钞法固然由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统筹，但专职纸钞的衙门宝钞提举司，不仅罢废无常，而且地位低下，本质上也是明代纸币政策严重不稳定的表现。

大明宝钞的财政掠夺本质

大明宝钞在发行的时候，留了一手，它有一个相当无赖的规定：老百姓可以用金银兑换大明宝钞，却不能用大明宝钞兑换金银，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单程票。单向兑换是什么意思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是为了从老百姓手中合法掠夺金银，二是为滥发货币、应付财政支出留好后手。很快，大明宝钞就成了明廷应付财政支出无底洞、向民间转嫁压力的有力工具。

在详细解释这一目的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明朝面临的财政情况。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那就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朝宣布将丁银永远稳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据上，其实是学的明朝，也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定额主义财政”的表现。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或是出于体恤民力，或是出于排斥市场，制定出定额主义财政理念，整个大明王朝，上到户部，下到各县，每年征收多少赋税，本色（实物本身）交多少货物，折色（折合成货币）交多少白银，都有明确规定，写进各类文件里，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只能按照规定的额度征收。我们一想就明白，这种无视社会经济发展、刻舟求剑的理念是明中后期财政崩溃，也就是“收不上税”的罪魁祸首。

但对于明初朝廷来说，更要命的问题在于，这种财政政策的灵活性非常差，因为国家在制定预算时是按照“一切无事发生”的正常需要制定的，但是大明王朝这么大，难免要出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比如这里闹洪水了要救济，那里敌人打过来了要调兵，这些计划外开支的额度是非常惊人的。更何况，这是在开国之初的洪武朝，百废待兴，南京、中都凤阳都要大兴土木，北边和蒙古打仗，年年都要消耗大量军费，全国各处卫所屯垦事业和移民事业如火如荼，这些都需要海量资金，明朝一时面临非常大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