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5年后，“离婚冷静期”再遭舆论热议，万千声音中，存废之争仍是焦点。

2025年3月初，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删除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

这项自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生效的制度，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协议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撤回申请；期满后30日内需双方共同申请离婚证，否则视为撤回。

2020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蒋胜男，在参加民法典草案的审议时，曾建议删除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5年后，她再次呼吁删除。

她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冲动离婚的问题，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离婚自由，强制全体离婚当事人承担额外成本，剥夺公民自我负责的权利。同时，她还指出，离婚冷静期可能加剧家暴、财产转移等风险，对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尤为不利，甚至有女性在冷静期第13天被丈夫当街杀害。

蒋胜男的意见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人无法理解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可改变并不容易。

“保守一点的方案是，在实践中出一个司法解释，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直接删除相关法条，难度确实不小，但对其进行限缩处理是可行的。

“今年有代表能够提案删除（离婚）冷静期，让大家都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陈碧说。

离婚何须冷静

为防止轻率离婚，是设置“离婚冷静期”缘由的主要解释。

主流婚姻法学者大都认为，在设立“离婚冷静期”之前，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离婚太容易了—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到离婚登记机关就可以现场离婚。而其他多数允许登记离婚的国家会附加一些特殊限制条件，如结婚达到一定年限、需要分居一定时间，甚至有些国家只能通过法院完成离婚程序。

有意见认为，如果对协议离婚（登记离婚）不加任何限制，会导致协议离婚比例逐渐提高，离婚率持续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等的研究也指出，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与离婚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他们比较我国不同政策阶段的离婚水平变化发现，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类似离婚冷静期）缺位时，协议离婚水平迅速升高、潜在离婚需求得以释放，助推了离婚水平的整体上升；而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在位时，离婚水平则相对平稳。

在2003年颁布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之前，国内的登记离婚需要单位或村镇出具的介绍信，需要经历“一个月”的审查期。2003年，这些限制或延缓性措施均被删除，只要夫妻双方达成合意，民政机关可当场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证“立等可取”。

上述研究指出，2003年取消离婚审查期制度后，离婚率快速上升，从2003年的1.05‰攀升至2019年的3.36‰。

此外，从2003年开始，登记离婚占离婚总数的比例也持续走高。1984年至2003年，登记离婚占比在34%～52%之间徘徊，期间的平均值占各年离婚总数的40%左右。到2007年，登记离婚占比达到69.4%，2020年达到最高峰86.10%。

主流意见由此认为，没有门槛的登记离婚导致离婚太过简单和随意，使得轻率离婚、政策性的假离婚现象变多，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婚姻的长期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