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不仅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关键阵地，也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党报党刊研究持续升温，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24年，一系列会议相继召开。其中，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课题组主办的第三届“中共党报党刊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四川日报社携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省级党报国际传播业务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青岛电影学院新闻传媒学院、传媒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等会议成功举办。在这些会议上，党报党刊研究者聚焦党报党刊改革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国际传播等领域，共谋党报党刊的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对知网关键词检索，以及对新闻传播类重点期刊人工查阅的方式，选取了2024年度45本学术期刊，收集332篇与党报党刊相关的研究论文。根据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对这些论文的创新性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主题视角进行梳理，勾勒2024年中国党报党刊研究的基本脉络，具体情况见表1所示。
党报党刊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以来党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高度概括，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为党报党刊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2024年，学界围绕这一主线，聚焦党报党刊经典理论与发展前沿，不断拓宽党报党刊理论研究视野。
党报党刊经典理论的当代启示。研究者通过对党报党刊经典理论的再思考，为新时期党报党刊实践提供参照。“政治家办报”是党报党刊的核心理念之一。陆洪磊、杨鹏成（《新闻春秋》2024年第6期）将该理念置于历史语境中，梳理其演进过程，结合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提炼出“政治家办报”的当代意义，并提出将培养“政治家记者”作为新时代践行“政治家办报”的实践路径。杜贺（《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年第5期）则通过分析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办报的实践过程，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互动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关键路径。这对我们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同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也是研究者的聚焦点。“全党办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钱婕、张德超（《新闻春秋》2024年第2期）从体制建设的角度，发现“全党办报”在延安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改革开放后不断演化，并在新媒体语境中形成了新的实践方式。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总结了“群众路线”的发展历程和内涵。武志勇、徐星星（《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基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演进，指出其内核不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变的是对群众主体性认知和新闻宣传工作时代价值定位的与时俱进。在实践中，“群众路线”直接表现为“群众办报”。马宇涵、郝雨（《新闻春秋》2024年第3期）指出，延安时期“群众办报”通过把握新闻真实、尊重新闻规律、开展调查研究和典型人物报道，将科学话语、建设话语与党性话语相结合，既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需求，也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和党报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赋予党报党刊新的文化使命。《中国编辑》《中国出版》《未来传播》等众多新闻传播学期刊开设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的专栏。
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传媒观察》2024年第1期）分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提出新时代传媒工作者必须从文化高度重新审视传媒业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对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主流媒体提出了组织政党、整合社会、争夺话语、传承文化的功能要求。为了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周玉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2期）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党报党刊党媒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指出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助于推动全党更加重视运用党报党刊党媒。丁柏铨（《现代传播》2024年第8期）认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和引领下的新闻舆论工作，可从促进人的现代化、凝聚人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诸多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业。朱鸿军、王涛（《新闻大学》2024年第8期）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索提出了将“全党办媒体”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适配理论，并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了新的阐释。
党报党刊史研究视角的多维拓展
党报党刊史相关的研究在具体案例、历史事件、研究范式三个方面作出探索。
以具体案例发掘党报党刊发展规律。2024年，党报党刊史研究以《红色中华》《向导》《晋察冀日报》等具体案例探讨党报党刊发展规律的较多。汪金汉（《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3期）探讨了《红色中华》的图像通过情境接合、符号表征和文本互文三个机制，有效生产和传播“扩红”运动的视觉话语，以动员群众参与红军。辛岳、魏国强（《传媒》2024年第10期）认为《红色中华》在进行战争动员宣传时从人民立场出发，强调“服务群众、来自群众、贴合群众”。张朋（《新闻界》2024年第10期）发现《向导》《布尔塞维克》《红旗》等党报党刊在不同政治环境下，从偏向党外宣传转向兼顾对内指导的政治功能演变。潘祥辉、王学敏（《未来传播》2024年第5期）通过对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报刊改名现象的研究，发现这30年间，许多报刊为了躲避审查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党的声音，应时而变，采用伪装刊名的策略，以服务工农革命、促进党组织建设和宣传党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