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初春的山西晋祠，树叶尚未遮挡视线，才行至献殿，远处圣母殿的一角，已经可以看出举折之檐和月梁造曲间蕴藏的宋构之美。90年前，建筑学家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路跋涉在山西寻访古建时，正是在从太原去汾阳颠簸的汽车上，透过车窗远远望见圣母殿一角的惊鸿一瞥，让他们改变了行程。
后来林徽因在文章里回忆说：“我们惊异地抓住车窗，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爱不忍释……那样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到汽车过了对面山坡时，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
20世纪30年代，梁、林两位建筑学家和营造学社同仁对彼时战火中数以千计古建筑的发现、测绘和研究，都源于一本“天书”的发现——由宋代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木经》基础上编成的《营造法式》，这部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也是迄今为止存于世界上的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走到宋代，已经由唐代的热烈奔放而渐渐变冷从而收敛自己，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复在《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中所描述的：“犹如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转而遥望明寂之星空，显得宁静而沉滤。”与生活密切且广泛联系的建筑深深地烙上了宋型文化的痕迹，不同于唐代的雄浑，尺度缩小，注重装饰，对建筑细部的刻画与推敲更加深入，一梁一柱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且在庭院里创造园林的意境之美，假山、流水、岩壑、花木……由此，在政治生活之外，士大夫阶层才得以焚香点茶、抚琴弈棋、挂画插花，属于他们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
宋代建筑美学中强烈的人文精神，甚至成就了中国审美之源，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受益于千年前宋代匠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细节的极致理解与追求。
“天书” 《营造法式》
20年过去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李路珂仍然记得2004年自己刚开始读博士，第一次造访山西高平开化寺在大雄宝殿见到宋代彩画时的激动——书里的内容变成了实物，大殿梁、枋、斗拱、拱眼壁上都有彩画，虽已年久剥蚀，但仍有许多图案保存相对完整。
那时，拍摄素材需要单反相机、长焦镜头和胶卷，每拍一张照片，哪怕稍微变换视角，都需要重新调整三脚架、镜头甚至曝光，李路珂每拍一张照片都至少需要5分钟，在大殿待了整整一下午。静寂的空间里，隔着上千年光阴，那些第一眼看上去模模糊糊好像很残破的色块、纹饰、图案，在镜头里长时间的凝视下展现出了更多细节和隐约的痕迹，李路珂恍惚觉得，它们在组合、拼接并和《营造法式》中的内容贴合在了一起，“就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或者亲人，你看到了一些他照片的碎片，有这些碎片已经够了，它们在你的脑海里恢复出了熟悉的影像”。
尽管当年仅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路珂已经意识到，它们是《营造法式》彩画部分的重要遗存。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从《营造法式》这部奇书背后的故事讲起。
1925年，远在美国宾大攻读建筑学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天书”，书的扉页上留着父亲的字迹：“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这便是《营造法式》，作者是宋代主持了尚书省、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众多大型皇家工程项目的建筑学家李诫，他参阅大量经史群书，历访数百位一线工匠，将过去口耳相传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书面材料。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正式颁布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手册，还在书中系统而详尽地规定了各类建筑的设计标准与施工规范，更难得的是，李诫团队高超的绘图技能使其显示出宋代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建筑图像学成就。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大为惊叹，在其1971年出版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4卷中说：“书中所出现的完善的构造图样实在已经和我们今日所称的‘施工图’相去不远……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图——也许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现。”
这本书曾被编撰入《永乐大典》，后又毁于战乱，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它已经失传，直到191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南京图书馆参观时发现了宋抄本《营造法式》文本，将其缩印出版。
梁思成首次见到《营造法式》，在一阵惊喜之后又感到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它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倾尽半生研究、“破译”《营造法式》，甚至将婚期定在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3月21日，他们的儿子也取名“从诫”。
《营造法式》反映了当时中国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上承隋唐，下启明清，正是这部古书的现世，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1932年，林徽因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对于中国古建筑之美总结出结构的自然和理性主义以及“操纵色彩可谓轻重得当”，从那时起，结构和装饰就作为建筑研究的综合二元体。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的带领下采用二重证据法的现代科学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也就是综合以《营造法式》为主的古代建筑文献，再加上实物调查，在实物中寻求证据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
但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建筑结构方面，装饰问题涉及不多，原因无他——实例缺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林和营造学社走遍了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其间测绘和拍摄2000多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梁思成一直寻找早期彩画，但是“彩画作实例可以说没有”，或是被后世的重修“油饰一新”，或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褪尽色彩。
此后的数十年，学者们在地上建筑和地下考古方面均有重大发现，然而关于《营造法式》彩画的实物资料仍然极其有限。在1961—2006年国务院分6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宋辽金时期的木构建筑有百余座，其中十余座建筑零星保存了原有彩画，而较完整地保留了同时期建筑彩画的建筑，目前仅发现一座，即位于山西高平的开化寺大殿。有了珍贵的具体案例，北宋时期的彩画装饰元素在建筑中的构成方式就可以探讨了。
“追求意义与美的均衡”
高平开化寺虽然不是皇家建筑，但他所处的长治、晋城地区与北宋核心城市洛阳、开封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是北宋时期河东路与东京交通的重要途径，接收了中央地区的文化。黄河和太行山又为晋东南隔绝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使这里的建筑未在改朝换代时毁掉，再加上平均1200米以上的高海拔，当地气候、地质稳定，晋东南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不少包括宋构在内的早期建筑。
开化寺大殿里的彩画就这样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拱眼壁上的彩画最先吸引李路珂注意，她拍摄的前三张照片，就是拱眼壁，整个大殿的彩画中，这部分的彩画绘制最为细腻，风格最为统一，用色方式属《营造法式》所记的“五彩遍装”，纹样则属于“铺地卷成”。拱眼壁内绘制的海石榴、宝装莲花、卷叶等图案，每一种颜色都运用多种明度的色阶来渐次形成叠晕，由深到浅，由浅入深，利用颜色制造出了花瓣翻卷向背的立体感和光影效果。
接下来拍斗拱、梁架，梁架上的色彩大部分已经脱落，但还是可以在仅剩的几笔中辨认出《营造法式》里的“毬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