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拜入项楚门下的学生们，记忆中都有这样一幕：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靠窗的位置，头发花白的项楚正在凝神细读厚厚的佛学典籍。

恂恂如也的读书人，这是人们对项楚的一致印象。

项楚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研究横跨敦煌学、佛学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评价，如果说季羡林、周一良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项楚的武器是浩瀚而精密的文献研究。不同于传统校注学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的勘校写得环环相扣，全无艰涩的掉书袋气，读来像一本侦探小说，只不过需要侦破的是敦煌文献中的怪字、俗字和已消失的字。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一句“游泥伽蓝”，曾让项楚苦苦思索好几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灵光乍现。他悟出，“游泥”实为“淤泥”，因字形相近而误传，“伽蓝”在梵文中指寺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弄脏寺院。他曾几次在佛经中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这才融会贯通。

2025年2月4日清晨，85岁的项楚病逝于成都家中。他的一生游于伽蓝，也融于伽蓝了。

“真正的士君子”

项楚从来不追忆往事。他去世一个月后，在书柜的角落里，夫人何建华仅找到他留下的一份往事大纲。

这份大纲从他参加工作写起，写到在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分配到中学当老师，进入《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到调回四川大学开始敦煌研究为止。文具店里最常见的一元一个的笔记本，一共只写了十几页。何建华推测，这大概是他前两年住院时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过。笔迹仍工整不苟，但字里行间已经带有体力不支的颤抖。

往事大纲只记录着时间、事件和人名，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冷静地切开那个纷繁动荡的年代。这让何建华想起项楚当年的铅笔画，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个人来，形神俱在。但项楚从不画自画像。他也不写自传，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不吹牛，不回忆，不张扬，不争。和我的老师启功一样，是真正的士君子。”这是川大中文系老同事谢谦对项楚的评价。

谢谦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0年项楚正式调回川大，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人称“杨大胡子”的杨明照，杨明照捋着大胡子说，项楚是要做大学问的。谢谦写信给项楚，项楚早已诸多“学科带头人”加身，回信时却以平辈相称，叫他“不谦老弟”。

2019年春天，项楚快80岁。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他的全集，项楚反复强调只收录个人独作的学术文章，杂著、演讲稿和早年的文艺作品一概不收。学术全集一共11册，以雅致的素色封皮一字排开，皇皇五百万字，只附了短短的前言，用以商榷治学方法。没有请人作序，也没有按照通行做法附上自己的肖像照。

“干干净净的，就像项先生的为人一样。”项楚的学生、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蒋宗福说。文学出版界一向有请名人作序的风气，项楚是前辈大学者，找他作序的人甚多，但他总是婉拒，几乎从不替人作序。

那些寒暄的场合，项楚总是寻一个角落坐下，做完自己的事，向众人摆摆手就独自走开，哪怕这个饭局就是为他设的。

有一年，项楚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和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同乘一辆客车。当时项楚在敦煌学界已声名鹊起，中华书局也多次出版了他的学术论著，但两位先生都生性内向，各自坐着，遥遥相望，开完会又各自安静离开。何建华说，项楚开会就喜欢坐在“卡卡角角”（四川话角落之意），按现在的话是个“社恐”。

尽管没有当面言谢，但项楚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华书局表达着心意。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全二册）》等重要著作都是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寒山诗注》的初版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前执行董事徐俊回忆，彼时收到书稿，常看见项楚用钢笔竖写的、粘贴在书页边的一张张纸条，上面是对文稿的补充。密密麻麻的批注旁，项楚还会再批注“俟再校”，意思是还需要再仔细核对。

“老一代学者致力的文本校勘注释研究，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似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但我想借此呼吁，让我们重新回到最基础的研究中来。”2019年徐俊在《项楚学术文集》的首发仪式上说。

被事先“镇压”的“批判”

196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项楚考取了四川大学研究生，攻读六朝唐宋文学。毕业后正逢“文革”，校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项楚竭力置身事外，埋头读书。

他被分配到成都市西北中学当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