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24年9月开始，一条标语以不同形式频繁在北京的各条胡同里出现，它们有的是潦草的手写，有的是贴纸，有的是涂鸦，内容取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戈多明天准来。”

这不是人们约定好的快闪，也并没有明确的起因和影响，一句被不同的年轻人悄悄留在胡同里的标语，像某种无害的病毒一样复制、粘贴、传播，跟它的出处一样难以理解，但易于感知。

3月中旬，北京。我在距离东四十条仅两公里的工体，见到了两个“鼓楼青年”。他们跟我谈论自己的电影，提到《等待戈多》时，我想起了这个标语。

大豆和阿毛，两个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的外地青年，在2021年，因为太无聊了，拍了一部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无聊”的电影。

电影叫《东四十条》，这也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电影的两个主角，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他们在排一个不知所以的队的时候，碰巧穿了一样的裤子，莫名其妙成了朋友。有天他们在胡同捡到一张寻找走失赛鸽的广告，悬赏有十万元，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在北京找赛鸽。

2023年，《东四十条》在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红毯上，紧随那些国际知名的电影人、华丽耀眼的明星，出现了四个摇摇晃晃、手脚僵硬的年轻人，他们是《东四十条》的四位主创，导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东四和十条的扮演者杨凯航和钱赓。

今年4月，《东四十条》在全国院线上映。大豆分析了标记“想看”的用户画像，“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喜欢看文艺片、经常去独立书店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有人笼统地称这个画像群体，为文艺青年。然而对大豆和阿毛而言，毋宁说这是一部关于“边缘”青年的电影。

《东四十条》是从边缘发出的呓语。但你仔细听，里面好像又有一些能被所有人理解的声音。

活动家与宅男

在大豆的讲述里，“共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有段时间，她跟几个玩乐队的朋友合租，感觉他们那种一起弹琴聊天共同创作的模式特别吸引人，后来她想，她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以玩乐队思维拍了《东四十条》，再大白话一点，就是“一起玩”。

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辞去工作，从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开始她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附近，这片俗称“小西天”的区域，是北京的文艺圣地。在资料馆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开眼戒》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在资料馆看电影，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包括后来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独立电影导演徐磊。

徐磊制作电影的方法让大豆第一次意识到，拍电影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时总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钱去拍个电影”。

恰好这对大豆来说不算难。

她喜欢热闹的生活，再准确一点说，她喜欢感受人与人的连接，喜欢观察生活。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楼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们把空出来的房间拿来做民宿，以此覆盖房租成本。某年中秋节，大豆叫了8个朋友来家里，计划每个人吃6只大闸蟹，准备了48只，结果朋友带朋友，那天晚上来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个人，她后来的搭档阿毛就在其中。

文艺青年扎堆的泛鼓楼地区，被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也是电影里东四和十条常常混迹的地方。

阿毛跟大豆不一样，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点，喜欢在家里打游戏，当他需要解释一下生活，他总是拿游戏当比喻。2007年，他从广西来到北京上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过北京。从动画专业毕业后，阿毛并没有选择去动画公司工作，据说这个行业里，加班现象特别严重。后来他短暂地在一家APP研发公司工作过，但因为总是迟到被开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险系数极高而回报率极低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上班有危险，所以阿毛选择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直住在雍和宫附近。

两个人聊起拍电影这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什么组成搭档的意识，只是因为对方恰好跟自己一样没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大豆想得很简单：“有剧本，有导演，有摄影师，灯光可以没有，但要有录音师，还有一个人管饭——凑齐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