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南昌

“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

1926年8月，我五岁，正跪在方凳上写字，其实是描红，就是在印了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把红字描成黑字，忽然二堂兄来叫我，说是模范小学招生名额不满，要我同涵弟去参加考试，看看是否合格。

模范小学后来改名实验小学，简称“实小”，校址在樟树下，离石头街大约要走一刻钟。石头街是南昌西城从北到南的大路，经过东西路都司前街和南北路高桥大街，再走过小校场，就到了樟树下。

我到了实小，穿过大厅和小操场，来到在两层楼上的教室。考试只有口试，老师拿出字角问我认识不认识。我因为母亲生前教过，所以全都认得，结果编入一年级甲组；涵弟不认得字，需要从头学起，编在晚一学期的乙组。我们就这样入学了。

实验小学进门是个大厅，左边是几间一年级教室，右边是室内体育场。每天上午上课前，全校学生要在那里集合，排列次序是从一年级乙组到六年级甲组，班次低的在前，高的在后；各班站队的顺序是高个子站前面，矮个子站后面。

开会前由各班班长或值周生向值日老师报告到会人数，然后唱歌。歌词记得最早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一句是“世界大同”。后来改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虽然直到小学毕业对歌词都不太懂，但因为天天唱，多少有了一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

1931年年底，我从实验小学毕业。

升入南昌第二中学之后，我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喜欢的课文有朱自清的《匆匆》，记得的句子有：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失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用植物的美和动物的美来衬托人生的美，我觉得比平铺直叙要好得多。

又听弟弟渊深唱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和冷风本来不美，但是显示了不怕严寒的精神；野火和暮色带来的是自由的光和热，催促暮色成为黎明；西天和残霞更是把地上的野火烧成了天上的晚霞，使西天闪烁着离情别恨。

朱自清的散文，赵元任的诗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古代“赋比兴”手法的妙处。

至于外语，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

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就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

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此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

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时感觉不到的。

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塔似的。

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结果英文得了85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

西南联大

“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

1939年1月4日，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

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十八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

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