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文，1926年生于山东金乡，1948年11月到《人民日报》工作，任编辑、记者，河南等省记者站站长；1958年至1966年在中央办公厅任研究员、刘少奇秘书。“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被下放到山东省兖州拖拉机厂工作，任总厂副指挥、党的核心组成员。“文化大革命”后，调入山东省农委工作。1977年重返《人民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农村部主任。202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我在山东金乡度过的童年

我原名姚一鹤，生于1926年。长大以后我知道自己的原籍在山东巨野县，父辈迁居到金乡县城。父亲在济南一家银行当职员。追溯家世，曾祖父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后来家境日渐败落。我幼年的时候，家里还生活着一个伺候过曾祖父的义仆，70多岁了，我一个小娃娃居然叫他“大哥”。

我1岁的时候母亲去世，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继母抚育我长大。她是在我4岁的时候进门的，没过两年父亲就去世了，继母哭得很惨。痛苦的样子我不愿意回忆。

之后我和继母相依为命。继母待我很好，她很有个性也很坚强。当时家里还有60多亩土地，由亲戚代管。我这个大家族是当地乡绅之家，世代耕读。我的表兄弟姐妹中先后有十几人参加了革命，有几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高级干部。

我6岁上小学，在一年级两个学期里把四年初小的课都上完了，7岁上了高小，1935年9岁的时候就小学毕业了。我少年时喜欢数学，9岁那年我到济宁报考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还因为数学考得好加了分，通过考试被录取了。面试老师看我那么小，问我：“晚上尿床不尿床？”

当时，家里人都觉得我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家去济宁上学。再加上那年闹水灾，家庭经济吃紧，我也就放弃了去济宁求学的念头。回家以后，我到一个私立学校上了一段学。1937年夏天我到了省城，打算报考济南一中。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我没有考试就回了家。

我们全家人都拥护抗战，哥哥姚一士是金乡县抗日救国动员会第一任负责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过秦皇岛市一中的校长。

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济南。有段时间我总是跟着继母逃难，住在不同的亲戚家。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名著，还有许多武侠小说，等等。

一篇文章使我走进新闻队伍

我的家乡金乡逐渐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我15岁了，进了湖西抗日民主中学，就算“入伍”参加革命了。这所学校其实是抗日青年干部培训班，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指导员都是从延安过来的。

我的多数同学都想学习结束后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仗，我却做着科学梦。我特别喜欢数学，我的理想就是最好有机会到延安去，进延安自然科学院学物理学数学。我发觉凡属文科的东西，比如语文、音乐、美术，自己的成绩都不算好。

1942年底，日军对鲁西发动了“梳篦式”大“扫荡”。这次“扫荡”规模大，时间持续长，“扫荡”中发生了吕楼惨案。日军将百余名抗日民众包围在吕楼村，强迫被俘农民供出人群中的抗日干部。这些淳朴的农民没有一个吐露实情。疯狂的日军将被俘民众推进一间民房，放火将他们烧死。大火燃烧后，屋内民众暴动，有几个人逃脱，将吕楼惨案的情况传播出来。

这时我刚刚入党，听到日军的吕楼暴行非常激动，满腔悲愤地写成一篇文章《凄厉的吼声》，发表在1943年10月边区出版的文学刊物《平原文艺》上。

一个从延安回到冀鲁豫边区工作的干部读了这篇文章，受到感动，想看看是谁写的。当时我在鲁西南专署文教科直属的抗日高小当老师。这位干部找到了我，非常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他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报社，或者到文艺单位去工作？”我说：“这事我可没考虑，我听从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到哪儿就到哪儿。”

这位干部走后不久，我被调到冀鲁豫行署文工团，一两个月后，又调到冀鲁豫日报社，这已经是1944年8月了。

前去报社报到的路上，我想，报社是个有文化的地方，可是我的文化太低了，要努力学文化，那就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吧。路上，我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姚力文”。

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战争烽火中拿起了采写新闻的笔，也就不再想学物理学数学当科学家工程师的事情了。

从人民日报社进了中南海

冀鲁豫日报社集中了一批新闻人才。

当时，我对新闻写作算得上什么都不知道，问科长报道该怎么写，他说：“你就比着葫芦画瓢吧。”意思是先看看别人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照着写就是了。

我是“赶着鸭子上架”当记者的，“笨鸟先飞”，注意学习文件，遇到问题虚心学习，注意记录农民、战士的语言。在《冀鲁豫日报》，我因报道老区土地改革有成绩，被评为乙等模范。大约一年后，我成了报社正式记者。

1948年春天，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办了。1948年10月中下旬，我奉命到河北平山县里庄的人民日报社工作。

报到的第二天，社里就组织学习中央领导人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其中包括刘少奇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党中央领导人讲话。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会成为刘少奇的秘书！

来到《人民日报》，我真切感受到党中央机关报的新气象。这里有活泼的民主空气，有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出我们党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时那种欣欣向荣的风貌。我也在这里成长起来。

我到《人民日报》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了。我没有同大批同志一起进北平，而是另有任务。我把简单的行李交给报社的同事，去了山西老区。在平顺县西沟村，我采访了太行山劳模李顺达。我另选角度，写李顺达的家庭氛围好。我写的通讯《民主之家》，努力体现老解放区新气象，刊登在1949年5月15日的《人民日报》1版上，获得同事们的称赞。

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总编辑邓拓找我谈话，说现在《人民日报》还没有驻莫斯科记者，是不是你去呀？有什么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谢绝了。我说自己没有俄文基础，如果去还得找一个人当翻译，要两个人才行。要是找一个会俄文的，去一个人就行了。邓拓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半年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在这年12月跟随记者部主任李庄到前线采访。

我到了战斗部队，于1951年2月11日随同志愿军一个团，穿插敌军后方阵地，打垮韩军第八师指挥所。这回，我写出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钢铁战士曹希泉》等战地通讯。

朝鲜归来，我参加采访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次国际大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写出的报道受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好评。不久，我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然后回到《人民日报》，当了派驻河南的记者。

1958年5月，我结束了《人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负责人的工作，从郑州回到北京。正在这时候，胡乔木办公室给《人民日报》打来电话，要抽调两个一定级别的编辑或记者到中央办公厅，到设在中南海内的胡乔木办公室工作。结果，商恺和我这两个“抗战记者”被选中了，当月就进了中南海。

商恺当了胡乔木的秘书，我则被安排用一年时间做1957年的重要文件选编，其中包括反右运动中的文件和文献。我接触到了大量历史文献，最后编成一部30多万字的书，只印刷了几十本。我想，今后如果有研究者发现这部书，一定会有收获，可惜我没有给自己留一部，许多内容已经渐渐忘记了。

转眼到了1959年5月，胡乔木把我叫去说，现在党和国家主席这两个主席要分开，少奇同志已经在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少奇同志会面临许多新的事情，工作更忙了，你愿意不愿意到少奇同志那里去工作？

原来这是在征询我的意见。这时我感到，对这件事情，胡乔木一定已经征求了刘少奇的意见，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个工作意义重大，能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是莫大的光荣；另一方面也胆怯，不太勇于承担，这以前我远远地看到刘少奇，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生怕做不好秘书，耽误了少奇同志的工作。

我向胡乔木推辞，说我到少奇同志那里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我觉得自己文化不够高。但是胡乔木鼓励了我。我心里想，自己心里很崇敬刘少奇，胡乔木也支持，那就试试看吧。

当上了刘少奇的秘书

事情定下来以后报告了中办主任杨尚昆。他办事果断，马上吩咐综合组组长何均把我带到刘少奇跟前去。这一年，我33岁。

刘少奇住在怀仁堂西南角，办公和生活都在一幢房子里。见面以后，刘少奇的第一句话使我感动。他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所以请你来帮忙，是来延长我的眼和手。我现在文件看不完，稍有活动文件就积了一大堆。你来了，主要帮助我看国内文件。你和王光美同志要有一个分工，她主要负责国际方面的文件，你主管国内事务文件。

刘少奇的话总是非常简短，最后他说：“我有时忙起来的时候，也可能把你忘掉了，你不要在意。”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奇怪，心里想：“我当了你的秘书，你怎么会把我忘了呢？”在真的当了他的秘书以后，我才理解，少奇同志一投入工作，真的就把和工作无关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来到刘少奇处的时候，他只有我和王光美两个秘书，我来到之前的秘书事务，主要是王光美在做。后来就忙不过来了。我到了以后，她负责外事，我主管国内事务。

除了王光美和我这两个秘书外，“二组”（刘少奇处是“二组”，毛泽东处是“一组”）还有专送和保管文件的机要秘书，算起来总共4人。我听说进城之初人员还多一些，后来就减少了。

除了我们几个秘书，刘少奇身边还有1个医生、1个护士、1个卫士，还有1个服务员，其实卫士也参加服务工作。如果还要有什么服务需求的话，那么有专门的机构设在中央警卫局，可以随时调遣。

刘少奇的日常生活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节奏安排的，与常人相比是颠倒的。他通常早晨11时起床，12时用餐，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午夜11时再用餐，接着工作到早晨3—4时左右，平均每天睡眠时间约6—7小时。1963年以后，年事渐高了，刘少奇调整作息，逐渐改为白天办公。

但是，刘少奇的工作规律经常被打乱。老同志告诉我，“二组”有个惯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组”通知开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少奇同志睡下了，都立刻把他叫醒去“一组”。

情况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刘少奇刚刚睡下，都睡着了，毛泽东那边打电话来要他过去商议什么事情，秘书或警卫、护士马上把他叫醒，穿上衣服就走了。

怎么处理文件呢？刘少奇吩咐，你先看文件，可以决定哪些文件要我处理，哪些可以不送我处理。然后你告诉我，哪些文件是我非看不可的，要先看，有些则可以不看，或者有点空闲的时候再看。有的文件很长，你可以做一些摘要给我。究竟怎么做好，你工作了一段之后就会熟悉。

我逐渐熟悉了工作，经我处理的有大量各个大区和省区市报送的文件，我由此发现各地领导人的不同特点。

比如中南区负责人陶铸，他是会提出问题的。还有陶鲁笳、王任重，他们的文字功底比较好。还有纪登奎，他有理论修养。对这几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都欣赏。在他们中间，王任重会在见面时向我了解领导人正在关心或关注什么，读什么书等等。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将源源不断送来的文件分轻重缓急，重要急件先看，放在桌子靠近刘少奇的地方。放到刘少奇办公桌上的文件大都是重要的，刘少奇一开始办公就整天把头埋在办公桌上。由于长年累月这样工作，他的颈肩不舒服是难免的。

刘少奇几乎完全没有个人的闲暇生活，除了短时间散步，工作就是他的全部。只有到了周六的时候，护士会让刘少奇的孩子去找他，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算是休息一下。

刘少奇临睡之前，会走出屋子散步片刻。这时候，他往往会听取我的汇报。他从来只是听取我汇报，从来不和我聊天。

到刘少奇身边工作以后，我认识到刘少奇是重视学习、善于思考的人。只要他醒着，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就连吃饭时也在考虑问题，所以王光美总是把刘少奇喜欢吃的或应该多吃点的东西放在靠近他的位置，因为他总是顾不上那些放得远一些的菜。

随刘少奇参加庐山会议

我当上刘少奇的秘书后第一次跟随他离开北京去外地，就是到江西参加庐山会议，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桩大事，我记忆很深。

1959年6月27日，我跟随刘少奇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然后上庐山。从北京到庐山的还有我们“二组”的李静。

从武汉到九江航行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睡了，外边风很大，船身有摇晃，突然发现我们船的前方有一只小船呼救。这时候跟着我们负责警卫的一位部队的大校把情况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少奇毫不犹豫命令停船。

船长报告说，风浪很大，停船有危险。刘少奇坚决要求停船救人。他说：“正因为我是国家主席，你才得去救人。”

我们的船不大，要是停下来，船不稳翻了怎么办？我们几个听了都不吭声，心想还是不停为好吧。但是刘少奇催促说，不要再犹豫，停船救人！船长听从命令，停船救人了。后面的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是刘少奇命令停船救人的时候我就在他面前。

我们在6月30日到九江，7月1日上山。上了庐山，李静就回北京了。

在庐山，毛泽东住芦林一号，刘少奇住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天，周恩来总理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出现了，还穿着拖鞋，当然是有事要和刘少奇商量。周恩来问我，少奇同志在吗？他非常客气，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马上向刘少奇通报了。

庐山会议的前期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发生“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毛泽东马上批示，转发彭德怀的信。

转给刘少奇的彭德怀的信，正是我接收的，因为当天恰好是我值班。我签收了彭德怀的信，按照规定先读了一遍。当时我觉得，彭老总真敢讲话，讲了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如果会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我们国家就会发生积极的变化。我看完之后，马上就给刘少奇送去了。

当时，我不知道刘少奇对彭德怀信件的态度。不过我明确地知道，彭老总提出的问题，刘少奇也察觉到了，而且是希望认真解决的。对彭德怀的信，刘少奇一开始并没有特别重视，而且还说了一些比较相近的话，比如他在7月16日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

非常不幸的是，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庐山会议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江青原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但在彭德怀上书之后，她上山了，一个接一个地拜访中央领导人，到刘少奇处来了，周恩来那里也去了。对江青在庐山上的活动，很少有党史方面的记载和评介，我看很可能是带来消极影响的。

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彭德怀被批判，刘少奇也附和了，而且很不恰当地批判了彭德怀。

回到北京以后，“二组”人人检查，我也违心地检查了。我说，彭老总在庐山上书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可是挖出了彭德怀这个定时炸弹，将来就可能转变为积极因素。

其实，我完全说错了，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消极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同时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想起1959年庐山会议，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看到了许多我当年没有接触到的历史文献，更是深深地为庐山会议的结局遗憾。

跟随刘少奇回故乡调查

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的极度艰难深深震撼了毛泽东，当然也震撼了刘少奇。

在1961年初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到基层去调查。他直接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去不同省份，陈伯达率一个组，和他一起到广州，田家英率领一个组到四川，胡乔木带一个组去湖南，三个组完成调查后都要向毛主席提出调查报告。

得知毛泽东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刘少奇决定亲身调查，而且是回自己的家乡—湖南宁乡县，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看看，作一番调查。

刘少奇这次回湖南视察，包括回到自己的故乡宁乡，我一直跟随在他身边，感受很深。

我们这一行人被称作“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其中包括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和刘少奇结婚以后还没有去过丈夫的故乡。

从广州来到长沙，刘少奇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

当时，63岁的刘少奇肩痛大作，很不舒服，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他还是按计划去湖南。我们离开长沙以后，先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湖南农业的一面旗帜，据说这里各项工作都做得好。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猪场的空房子里，当地为我们工作人员找来柴草搭了地铺，给刘少奇搭了大门板做床。

在这里，我见到了《人民日报》的老领导—副总编辑胡绩伟，他是春节过后带着《人民日报》几个编辑记者编成一个组来的，已经在这里调研了一个多月，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

胡绩伟根据这个报告向刘少奇汇报，说这里大队干部很好，工作不错，比周边的一些生产大队农民饿得面黄肌瘦，看了触目惊心的情况要好得多。虽然天华大队的农民生活也很穷苦，但大食堂还继续办着，可以吃上红豆稀饭或者是玉米粥，田里的庄稼也长得比较好，社员还有生产积极性。调查组看到这些很满意了，也相信大队干部们提供的数字和情况介绍。报告说，照着天华大队的经验做，农村就可以摆脱困难。

刘少奇没有表态，随即亲自调查，找农民谈话。我们的调查组和农民接触后发现，胡绩伟的报告不扎实，因为这里的农民不敢说实话。这个大队近年来连年减产，农民生活很困难。

原来，在调查组进村之前，县和公社干部专门来到这里作了布置，补助了一些粮食，还强调农民不能向调查组诉苦告状。结果调查组听到了大量的假话，还信以为真。

刘少奇看出了问题，否定了《人民日报》调查组的报告，要求重新调查，重新撰写报告。

由于受到刘少奇批评，湖南调查组总负责人胡乔木决定，胡绩伟的《人民日报》调查组作为刘少奇的助手留下来，继续在天华大队调查。胡绩伟等人5月初才回到北京。

后来胡绩伟撰写回忆录，说到了这件事，还和我有过交流，说在这件事上刘少奇使他猛醒过来。

刘少奇对天华大队的调查断续持续到4月底，其间还返回长沙，同到了那里的毛泽东交换意见，然后又回到天华大队继续调查，发表了许多讲话。对于是不是办公共大食堂，在听取农民意见以后，刘少奇的明确意见是，农民不愿意办这样的大食堂，就不要再办下去了。对这些情况，《刘少奇年谱》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5月2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到了宁乡县城。第二天午后，回到他的故乡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坚持住在自己老宅的屋子里，他说已经40年没有回到家乡了，回来了就在老屋里住一住。

回到故乡，他一定感慨很多。记得有一天，王光美和我说话，显得高兴极了。她说，和少奇同志结婚13年来，少奇从来没有向我系统地讲过自己家庭和家族的历史。这回回了老家，他一口气讲了很多，说明他对自己家庭的历史很了解，很关心。

刘少奇和王光美住自己的老宅，这个大院落里房屋很多，我们随行的几个秘书、警卫找了个屋子，搭了一个大地铺，挨着睡了。

住进刘家老宅的那天，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只带了一个卫士，别人都不带，由王光美带了些吃的点心，提着去看了刘少奇的亲姐姐。

在宁乡，刘少奇找到他的亲属，听他们反映问题。刘少奇还找到了给他写信反映问题的人个别谈话，接着再召集座谈会。刘少奇看到农民由于饥饿身体很差，心情很沉重。

他在座谈会上问乡亲，他家有两个塘，现在还有水没有？有一个农民告诉他，还有水。刘少奇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一般的旱情。只要这个塘里还有水，说明旱情还不算大。我小的时候，有一年这个塘里没有水了，那是真的大旱了。

刘少奇回家乡，和当地人完全用宁乡话交流。当地农民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开完了这个座谈会，刘少奇心里有数了。他说，我来到家乡以后，感到听到真话很不容易。我离别家乡40年了，才回来看看，实在对不起家乡父老。现在中央的工作，我是在一线，毛主席是二线，工作中出了问题，我在第一线，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真的要对家乡百姓负责的话，我建议，立上一块碑，要退赔的钱一笔一笔写上。

这个座谈会开出了一个结果，就是刘少奇决心解散食堂。他为这件事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当时他对我说要给主席写信，并没有对我说要写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当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见到了这封信，才知道是一封要解散食堂的信。

这次回去，刘少奇对家乡的灾情摸到了底细。其中一部分认识，他在来年（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了。

跟随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准备七千人大会

从湖南调查完回到北京不久，刘少奇开始重点关注我国的林业生产。他对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砍伐树木去炼钢”非常不满，认为树砍了，钢却没有炼出来，还使农民饿了肚子，结果把子孙也连累了。

1961年7月12日，他召集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杨延森汇报东北地区的林业工作。他表示，砍了多少树，应该很快栽起来。刘少奇有时候说起话来是有点冲的，他对这三位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刘少奇决定亲自去东北林区视察，这次视察时间长达一个多月，7月16日出发，8月11日才回到北京。我是随行秘书。

视察林区走的不少是林间小路，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状态有所下降，特别是冒雨步行的时候容易滑跤，毕竟他是六十三四岁的人了。

这次从东北回到北京，刘少奇开始改变自己的作息，慢慢地调整到以白天工作为主，早晨起床，中午开会座谈，和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毛泽东在夜间有招呼，仍然是随叫随到的。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累得我非常难受。好在那时候年轻，也就挺过来了。

我那时工作很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中南海工作的人也吃不饱了。

当时对高级干部是有补助的，13级以上干部每月有一条烟，一斤糖，还有一点肉；17级以上干部，有一点黄豆。当时刘少奇有4个秘书，两人浮肿了，一个是夫人王光美，还有一个是刘振德。刘振德有3个孩子。刘少奇的级别高，但是王光美的级别并不高，他们家的孩子多。我是12级，每月有一斤食用糖。王光美15级，因为吃不饱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其实王光美只管自己是不会浮肿的，她是把自己的粮食和供应省给孩子吃了。

有一天朱德夫人康克清到刘少奇家串门，看到孩子们因为饥饿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刘少奇对康克清说，经济困难要让孩子们知道，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干这样大的蠢事了。

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议论，要给王光美一点补助。我们的机要科长级别很高，是副部级别的待遇，他听说王光美挨饿了，向我们提出来，把他院子里的草坪开出来种花生。因为刘振德就在办公的地方开了一小块地，种了些花生补充食品不足。我们提出，给刘少奇的夜餐补助提高一点。刘少奇不同意，他说在夜里工作就是我的正常工作，为什么提高补助？

我们从东北回来，就知道省市和基层缺粮相当严重，京津沪三大城市的市民口粮都已经告急，出现了两次断粮的危机。周恩来总理整天忙于从各地调配粮食，被我们称为“粮食调度员”。

京津沪三大中心城市的储备粮食已经见底，粮食危机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刘少奇和周恩来商量，调不上粮食来怎么办？于是决定在北京举行一次粮食工作会议，把六大区书记都召到北京来，当面确定调粮任务。书记们都来了，11月10日开会。结果，他们的表态十分勉强，因为他们往下分配指标，地委书记们也是磨磨蹭蹭不痛快。

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叫到北京来，便于打通思想。

毛泽东同意陶铸的建议，感到中央调不上粮食是大问题，干脆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也召来，一起开会。中办主任杨尚昆发通知的时候，他建议把重点厂矿的书记、厂长加上来。毛泽东也同意了，这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由来。

所以说，会议的第一个动机是把各地余粮调上来，由中央统一调配。后来，规模变得那样大，准备工作显得仓促。

确定开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会议以后，刘少奇逐渐起主导的作用，这个大会原打算由邓小平作报告，在扩大到县委书记的规模后，明确由刘少奇作报告。

参加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组织了一个报告起草小组，有23人，是智囊小组，其中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有大区的个别书记，还有知名的“秀才”。刘少奇来到起草小组作了一个小报告，讲话中有两句原话我记得很清楚：“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初稿完成以后，刘少奇又向小组讲了一次话。

起草小组23人中间，有17人讲到建设成绩的时候是抽象的，但是讲缺点的时候是具体的。说明这个会议比较务实。

但是，临到大会快开幕的时候，1962年1月9日或10日，刘少奇把报告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还在1月11日要求将报告印发全体与会人员听取意见，不在大会上宣读了。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就不作报告了？也不是，毛泽东要求刘少奇离开讲稿，在大会上作一个口头报告，对已经下发的报告作补充。

结果，这个从1月11日开始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没有开幕式，会议开始以后按照省区市地域分组，讨论下发的工作报告。这等于是把地方的会议和讨论搬到中央来了，不同的是会场上有来自中央的工作人员参加听会，中央领导人也可能出现在会场。

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参加的，开始分区讨论的时候作为中央办公厅人员旁听，带有“二组”联络员的性质。六个大区分成六个组，六个组都有中办的人参加。办公厅有一个综合组，还有农业组、工业组等等，成员中有级别较高资历很深的负责人。

当时我熟悉的中央办公厅人员，大部分比我年长。一开始我在河南组，这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我和纪登奎很熟悉，他当时是洛阳地委书记。一开始我问杨尚昆，我去哪里呀？他说，你就自由吧。因为中办人员由他调配，我就选定在河南了。

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的时候，有与会者提出，全党面临的严重局面，问题出在哪里？是地方的分散主义，还是中央的主观主义？有相当一部分负责干部认为，问题主要是中央的主观主义造成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首先提出，现在的大问题，不是地方的分散主义，而是中央的主观主义。

由于已经下发的刘少奇报告引起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觉得应该在会议上形成一个由他本人认可的报告，于是又成立一个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21人起草班子，花了10多天时间，又搞出了一个报告。同时刘少奇再向大会作口头报告不变。这样一来，等于刘少奇向大会作两个报告。

10来天时间，一方面要关注大会进展，再形成一个报告是很花心思的，所以留给刘少奇准备口头报告的时间很短，到1月26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才审议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内容，毛泽东决定，第二天下午2时作报告。

我是看到刘少奇争分夺秒写这个口头报告提纲的。时间虽然紧迫，但是面对哪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刘少奇已经想了很久了，有很多话要说。所以我觉得他完成这个讲话提纲基本是顺利的。

第二天（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整整作了3小时的报告，这也是第一次全体大会。刘少奇就是凭借手里的10来张提纲纸讲的，提纲纸上的字写得很大，总共10来张，并没有多少字，刘少奇一口气讲下来。

现在看，不能说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讲得有多么好，因为他讲话的前提还是不触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是他比较坦率地承认了面临的巨大困难。他说，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错误相比，过去总是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不止是三个指头”。

在这之前，中央领导人没有在这样的大场合讲过类似的话，刘少奇向着“实事求是”走近了一步。他还提到了“高指标”和“过火的斗争”，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有积极意义，引导参会人员正视过去几年的错误，从而去消除它。后来在讨论的时候，许多参加会议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是听了刘少奇口头报告受到启发以后说出来的。

我留心到了，刘少奇讲完话以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说了几句开会的事就宣布散会了。

两天以后的1月29日，是中央副主席林彪讲话，也是第二场全体大会。林彪第二个作报告，说明他在党内的位置提高了。

林彪的讲话也是没有讲稿的，依靠手里的提纲。中心思想是要维护毛泽东，强调“集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说法，就是过去的工作受挫折，发生困难，不是因为指导方针和政策有问题，“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八九不离十”，但是下面的人不能很好体会，总是向“左边拉”。

林彪讲话结束，会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主席台上毛泽东带头鼓掌了，对林彪的报告说了肯定的话。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说中央的责任，自己也有份。他语气严厉但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有些省的省委书记，说他们不让人说话，为此号召来开会的大家提意见“出气”，宣布延长会期一周。

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周，真变成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这一来，有几个省的地委和县委书记，对省委的意见就多了，尖锐了。其中安徽省特别突出，有人表示坚决不回去，当时安徽有一个地委书记痛哭流涕，说工作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对不起老百姓呀，但会议简报上没有充分反映。

刘少奇把我从河南组调到安徽组去，去听听那里对省委书记曾希圣都有什么意见，他也要亲自去。

我去听了，确实有许多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曾希圣有意见，说他作风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意见说了很多。

我是参加会议简报工作的，明显地感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他在会议上抵制地委和县委书记对中央工作提出的意见，不让上会议简报。我向杨尚昆汇报的时候，也明确地说柯庆施抵制大家的批评意见。

刘少奇是1月30日到安徽组的会议上来的。在正式会议上，刘少奇通常比较严肃，这回也是，他批评安徽的工作没有做好，发生了饥荒饿死了人，省委要承担责任。

他这样一说，参会的人提批评意见就收不住了，听得刘少奇非常生气，他最后宣布散会。隔两天，2月3日他又去了，听大家发言。这时就有决定，七千人大会2月7日结束，但是安徽的代表继续留在北京，刘少奇还要去听取他们发言。

结果，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到安徽组，宣布将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书记。刘少奇批评曾希圣阻断调查、阻断言路，说1961年春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受中央委托，到安徽调查情况，曾希圣设置障碍，甚至有一次把路截断了，不让王维纲到基层现场去。这个情况中央掌握，但在安徽没有人提出。

西楼会议和刘少奇委托的石家庄之行

从七千人大会的结果来看，刘少奇还算是比较满意。总体上看，大家也是比较满意的，还是抱着团结一心的态度去克服困难。这个大会对经济政策作出了一定程度调整，党内民主作风有一定上扬，对两年前“反右倾”造成的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但是，还谈不上大调整，因为它根本就不能阻止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刘少奇还有不够满意的地方，主要是认为“对形势没有讲透”。由于没有“讲透”，随后的调整就受到很大制约。但是，他仍然积极地投入调整、改善国民经济的繁重工作中。

七千人大会结束当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会议总结七千人大会的成果，组织落实对国家经济的调整。会上陈云作重要讲话。

毛泽东没有参加西楼会议。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我作为秘书人员，也是西楼会议的亲历者，随后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一项任务，配合到石家庄对一些大型企业实行“精简”，以取得经验。

《杨尚昆日记》上有记载：1962年6月13日，下午约贾步彬、姚力文同志谈石家庄精简工作情况。

这次要在全国范围进行的“精简”，目标就是“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有一些大企业要关闭，员工要退回农村去。城市人口减少到适当的水平。

刘少奇要我打电话接通李富春副总理，然后他和李富春讲话。刘少奇说，请以你的名义向石家庄派两个同志，还要有几名有一定理论修养，又有实际经验的人，参加这个组，到石家庄进行调研。

中央办公厅还另派了一个组，组长叫苏鲁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任苏州地区专员，他也和我们一起去石家庄，任务是相同的。

出发前，刘少奇对我们说，你们去把情况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我们遇到了困难，没有那么多粮食没有那么多棉花，企业办不下去了。如果在旧社会，资本家没有办法就跳楼吧。现在，我们还是要负责任，不能跳楼，还要把工作做起来。你们这个调查组，名义上是国务院派的，但是你们是有职有权的调查组，发现了问题，有什么办法，提出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把这个情况向杨尚昆同志通报一下。

结果我们到了石家庄以后，得到了很好的配合。一个姓刘的副市长，还有一个劳资处的科长专门配合我们。

我们调查之后就觉得确实太困难，一减，恐怕会把厂长也精简了。石家庄的纺织厂已经很有规模，接近青岛的水平，有5.5万人，要减少3.3万人，怎么减？我们回来向刘少奇汇报，他要我们制定一个政策，还是要精简3.3万人。

最后，我们还是基本平稳地把这个精简工作完成了，关掉了两个大纺织厂，把这两个厂的保全工加强了华北制药厂。

这项工作花去了一段时间，到了1963年要开始“四清”了，我结束了刘少奇秘书的工作，编入中央办公厅综合组，随后跟着杨尚昆到陕西长安县搞“四清”运动。

等到从长安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就临近了。

在离开了刘少奇的日子里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临近“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和毛泽东有过语言上的争论。实际上刘少奇是很尊重毛泽东的，许多事情，毛泽东一旦定下来，他马上收回自己的看法。但是到了治理国家这个层面上，要看怎样认识和处理分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在中央办公厅一起工作过的梅行（《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的丈夫）打电话给《人民日报》领导，说刘少奇要平反了，要调一个人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找到我。我认为义不容辞，就去了。

按说我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可以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但是，当年的我没有积累资料的习惯，这对我是很大的教训。在刘少奇组，我接触到了大量过去没有接触到的材料，对刘少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深深感到，对刘少奇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研究刘少奇还有很大的空间。（责任编辑 黄艳）

整理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