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1943年生于河南，1968年8月任周恩来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曾任武警部队司令部作战勤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退休后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

总理三次给我道歉

问：我看您的回忆录，您是1968年8月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总理办公室有几位秘书？是不是很多秘书都已经调走了？

答：1968年8月13日的下午，杨德中同志，即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中央警卫团的政委、西花厅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分管总理的警卫工作，他让人通知我到他家里谈话，聊了几句后，杨政委问我，总理想从解放军里找一位年轻干部到他身边做秘书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作为一个军人，我当时的回答是一定完成好任务。

那天下午，我到了西花厅，邓大姐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这一句话，让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在秘书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坐在一个三人的沙发上，她坐在左边，我坐在右边。当时我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整整齐齐穿着一身军人服装，连脖子处的风纪扣都不敢解开。邓大姐看出我热得直流汗，就有意识地用她的那把菱形扇子给我扇，这样一来我心里头也更轻松了些。邓大姐介绍了三位秘书的名字，让他们带我尽快熟悉业务，让我向他们多请教。最后对我说，从今天算起，给你三天时间，8月15日正式到这里工作。

8月15日，我正式到总理办公室上班。当时，总理的办公室实际上叫周总理值班室，一共有三个秘书：一个是孙岳，主管国务院方面生产、经济工作，他是几个秘书的负责人；再一个是钱嘉东，主管外事工作；还有一个从总参作战部调来的张作文，负责军事工作。

据他们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总理身边有20来个人。当时分几个组，有军事组、外交组、经济组、文教组，还有机要通讯组。但这20来个人不全是为总理一个人工作，他们还对着国务院的几个办公室，所以秘书就多一些，但我去的时候只有这三位同志了。

孙岳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他曾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各方面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给毛主席送电报，主席看完一份就往地下扔一份，遍地都是电报，收电报的时候，不是一份一份地去捡，而是拿一个床单把它一下兜回去，到了办公室里再一份一份地去分拣。我到后过了一段时间，孙岳被总理派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去“支工”，就离开了西花厅。

1969年上半年，总理搬到玉泉山了，我们也在进行战备演习，在演习的时候要提着皮箱，过程比较紧张。张作文因为身体不好，值班有点困难，需要住院检查身体，就离开了总理办公室。那时候，实际上日夜值班的就钱嘉东一个人。

8月15日早晨8点多，我到值班室正式上班，总理8点半才从大会堂开会回来，已经在外边工作了一宿，显得很疲劳。总理下了车以后，先到秘书工作室，张作文马上向他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我的曾用名）同志。总理说：“好，我知道了，抽时间再跟你谈。”然后，他给张作文交代一些工作上的事，就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在此之前，我见过总理多次，但像这么近距离还是第一次。我看他离开的背影，感觉他苍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那几天因为没有外事活动，胡茬子也很重。这时候，我开始熟悉值班室的工作，首先整理三个保险柜保存的所有的电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我去的这段时间。这些电报有外交电报、内事电报、各部委的电报，都在这几个柜子里存着。整理电报就是分类、排号，把总理有批示的电报挑出来，实际上是让我全面地熟悉那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情况。

总理说要跟我谈，但过了好几个月都没顾上，在这期间三次给我道歉。第一次见我，是在我们这些秘书的办公室。第二次见我，是在客厅，当时我们在开支部会。他问：你们干嘛呢？有人回答：我们在开支部会。一看我也坐那儿，他说，小纪啊对不起，说跟你谈话没谈，让你坐冷板凳了。这是第一次给我道歉。第二次给我道歉，是碰上我了。当时，文件都批给我保管了，我也可以接值班室正常的电话，但是没有经过正式谈话不能直接跟总理接触，这是规定。因为没跟我谈话，他见到我又说：“让你坐这么长时间冷板凳，对不起啊。”第三次道歉，又过了几个月了。当时，因为战备，总理和邓大姐住在玉泉山。秘书值班室就老钱（钱嘉东）一个人，白天黑夜都是他一个人值班，我只是协助他做些事情。这一天，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室，总理摁电铃，钱秘书还没起床，我叫钱秘书起还得有个时间，就到前面跟警卫员小高（高振普）说，钱嘉东同志还没起来，总理摁电铃了，你去。我刚往回走，总理看见我了，说“小纪你过来”，就这样接上话了。他先是向我第三次道歉。接着说：我本来想跟你讲一讲，如何在实践中做好秘书工作，要专门谈这么一个题目，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抽不出来，没跟你谈，你已经参加了秘书工作的实践了，我就不再跟你谈了，今天算正式谈话，你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总理表扬了我一通，又说，因为你是从部队来的，到这里工作和环境发生了变化，别的要求我都不提，但保密工作是要做到的，这是纪律。这就是总理跟我正式谈话提出的唯一要求。谈话时邓大姐也在场，大姐除表扬外，她根据总理对我的要求说道，现在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但守口如瓶还是要做到的。

总理每天的日程安排

问：我们看总理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排按钮，这个按钮具体怎么使用？

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总理的秘书有几个，这么多的秘书都在两三个房子里办公，叫谁容易分不清楚，于是就给值班的秘书们编了号。这个编号的键盘，在总理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他叫谁就摁谁的号，这样就不会分不清楚。秘书的值班室有一个显示屏，显示屏是和这个号对应的，哪个牌亮了哪个秘书就去，所以它是一种联系的方法。只有办公室有，睡房就没了。我去的时候，因为只有三个秘书，而且值班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值班室，其他都在西厢房旁边一个小屋办公，没必要再用电铃来叫了。我们谁值班谁就跟总理接触，或者是总理需要叫谁，谁就过去。有时候，总理的警卫也会打电话。因为人少了，编号键盘就不大使用了。

问：总理每天大概几点起床，每天的日程如何安排？

答：总理的日常一般是这样，上午基本上睡觉，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大体上是凌晨三四点钟为多。后来随着工作的情况，比如说国内事务比较多，以及重要的外宾来访多的话，睡得早一点，也就是夜里一两点。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是他起床的时间。1972年5月，患病后，事情多的时候，睡觉的时间反而延迟到清晨五六点。有时候七八点我都上班了，他还在床上批文件，睡的时间就更短了。他睡前一般要给我们秘书交代，下午几点起床，主要做哪几项工作。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批示的文件进行办理。如果他有重要的事情交代给我们，在他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要报告。

总理该起床的时候，我跟值班警卫一起看着表，直到那个分针秒针指到那个点，我们两个人才会轻手轻脚地拧开他睡房的门，站在他的床头，由警卫叫他，或者是高振普，或者是张树迎叫他说：总理，该起床了。个别时候，一声叫不醒他，再叫第二声还叫不醒，警卫就推着他的肩膀，把他从那种酣睡中推醒。叫了他那么多次起床，没有一次老人家说你让我再睡几分钟，一次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就把他睡觉前给我们交代的一些事，或者是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情况向他报告。有时随他到卫生间，在他方便的时候，在他洗脸刷牙的时候，把当天的日程给他确定下来。

总理每天早上起来首先得吃早餐，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是不吃早餐的。他的早餐很简单，一般一片面包，把四个角切掉，抹上一点黄油，抹上一点果酱，警卫员用他们自己做的一个铁篦子，粗铁丝绕上细铁丝有个把，把这个面包夹起来，搁在他们值班室的电炉子上烤。总理十几分钟就吃完了。如果见外宾，起床以后他就不吃早餐，先刮胡子，把胡子刮好了，再上车吃那么点早餐，这是总理自己定的一个规矩。如果有重大外事活动，钱秘书跟他坐车一起到参加活动的地方去。如果我不去，他在车上让警卫或者医生，给他读每天的要闻，新华社编的每日要闻，都是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外事消息。

按照总理的规定，秘书只管工作，别的不管。他的身体情况，饮食情况，生活和安全，由警卫负责。总理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他们俩的任务是管治疗和保健，这两个同志的编制是在中南海的保健处，不属于总理办公室编制。一般情况下，总理不要专门的医护跟着他，特别是外出的时候，不让跟。但是总理有冠心病，为了执行好任务，保健医生或护士往往坐在随车上，不让总理看到他们。

总理如果是深夜回来，特别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到家里不管多晚，不管多累，他都要给毛主席写报告，报告决定的一些重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