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领导整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整顿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行径，国家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笔者根据最新出版的文献资料系统考察邓小平主持整顿的历程，回顾邓小平的历史贡献，重思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一）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毛泽东在忧虑国家局势和未来的同时，也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结合在一起兴风作浪很不满意，强调以安定为好。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告诫江青等“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8月23日—9月10日，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打破了“四人帮”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妄图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预谋，也中止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部署。
（二）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斗争
从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就酝酿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等政治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于1975年1月召开。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斗争打破了由“四人帮”来“组阁”的阴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11月6日，毛泽东批阅了周恩来关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11月10日，江青就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人事安排一再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当日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毛泽东的告诫，继续公开要官。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受到毛泽东批评后仍不死心，把唐闻生、王海容找去，要她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唐、王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三）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
1975年1月13—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政府工作报告》，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已经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比“文化大革命”前还要多。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此后，邓小平实际上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二、整顿的初步推进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一）整顿工作从整顿军队开始
“军队要整顿”是毛泽东的要求与指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就开始着手落实，邓小平《军队要整顿》讲话的发表成为1975年全面整顿的开端。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6月24日—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会议认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经得起考验。但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存在的问题很多。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了军队肿、散、骄、奢、惰等问题。会议研究确定对军队进行整顿。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这对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8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方案》。9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
经过这次调整配备领导班子，全军各大单位政治上加强，组织上精干纯洁，干部年龄相对年轻。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军队的军事训练全面恢复，有效地遏制了军队内部的各种派别活动，军队的派性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国民经济整顿从铁路抓起
整顿国民经济是整顿的首要工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要抓的首要工作。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2月10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中共中央就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1974年工业生产的情况不好，解决铁路问题已经成为能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邓小平抓住这个关键，下决心首先整顿铁路。
1975年2月25日—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1975年中央九号文件），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邓小平重要讲话的传达和这一文件的下达执行，标志着1975年国民经济各条战线整顿工作正式开始。
3月9日，铁道部部长万里到达徐州，打了铁路整顿的第一场硬仗。3月28日，在铁道部领导干部会议上，万里作了题为《认真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搞好整顿，扭转形势》的讲话。4月至6月，全国铁路共破获各类案件7600多起，依法惩办了严重犯罪分子3000多名，从而震慑了犯罪分子，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使偷拿、哄抢运输物资的歪风基本刹住。
铁路整顿也带动了地方整顿。在铁路整顿的同时，邓小平注意到铁路的问题与地方的问题搅在一起，需要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邓小平指出：“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因此，在对徐州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的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对徐海地区（包括当时行政区划上的徐州市、徐州专区和新海连市）也进行了整顿。
（三）钢铁、煤炭等工业领域的整顿
1975年3月8日，邓小平同叶飞谈话表示：“目前我首先要抓铁路、钢铁、煤炭、军工，还有教育。但是交通战线的整顿，你们不要等，不要误了时机，整顿的方针已经明确，你们放手去做。”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作会议总结时他指出：中央九号文件发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1975年1月至4月，全国钢铁产量比计划要求少产195万吨。5月，整顿的重点转到钢铁工业。5月8—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重要讲话。29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第一次把“三条重要指示”作为各项工作的“纲”提出，后来即形成“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座谈会后，国务院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6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冶金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
除钢铁工业外，煤炭生产也是一个薄弱环节。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积极贯彻九号文件精神，一方面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它们多产、多运；一方面敢于同派性作坚决的斗争，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两省四矿（山东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的徐州）的问题，生产上得很快。
邓小平抓住关键环节，从铁路工业整顿开始，对工交战线各行业进行整顿，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运输量等在五六月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1975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财政收入完成全年收入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可见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都是切合实际且成效显著的。
（四）财经系统的整顿
针对财政工作的混乱状况，1975年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扭转财政收支不正常情况，纠正违反财经纪律现象。为此，财政部重申财经纪律，着手整顿财政工作秩序。2月和3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开工作碰头会，要求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积累，努力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3月15日—4月25日，国家计委召开长远规划工作会议。根据会议要求，财政部部内组成由有关司（局）参加的编制长远规划的专门班子。4月7—19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税务会议，强调要更好地发挥税收的作用。为加强对全国税收工作的领导，财政部税务局恢复为“税务总局”的建制。197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税务局。8月，根据邓小平关于整顿的精神，财政部制定了“财政十条”，即《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财政系统的整顿，促使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开始树立起企业要讲经济效益的观念，促使企业加强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是整顿的重要环节。
三、理论领域的交锋与整顿的推进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与整顿同步展开，理论领域的交锋伴随着整顿的推进。1975年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由此，全国兴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四人帮”利用学习理论，把联系实际的重点放到所谓反“经验主义”上，企图以此来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破坏安定团结，以为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自3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得到毛泽东赞同。5月3日，毛泽东召集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重要讲话。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5月27日、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批评“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迫作了一些检讨。
为了同“四人帮”在思想理论等领域进行斗争，1975年7月5日，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设立。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之初除了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的情况以外，还配合各方面整顿，起草、撰写一些重要文件和文章。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国务院接连开会6次，听取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轻工农林商业等6个小组的汇报，并进行讨论。8月18日，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集中了1975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和工交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纲领性文件。
（一）文艺工作的调整
1975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示调整文艺政策以扭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江青搞得一片萧条的文艺工作战线。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明确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对文艺工作进行调整，安排国务院政研室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邓力群等很快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转呈了揭露“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的信。7月25日，毛泽东读完该信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毛泽东的批示使长期受到压制、打压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此后，经中央批准，一批被打入“冷宫”的电影陆续开禁，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沉寂多年的文化领域显露出生机。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四人帮”处于被批评和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在文艺领域调整的压力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反攻。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陪读人员芦荻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对江青类似的讲话未予支持。
（二）国防工作与科技系统的整顿
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针对七机部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看七机部也有一个整编问题。”针对七机部的派性问题，邓小平指出：“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6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7月20日—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8月3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解决军工企业的问题要主要抓好“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等三条意见。在中央军委支持下，国防科委果断清除了各种帮派组织，恢复了党的各级工作机构。严重混乱达8年的国防科委，在几个月内使科研、生产走上了正常轨道。
1975年7月23日，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后，立即着手进行整顿。经过20多天调查研究，胡耀邦等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8日，经过修改后的《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审阅；10月24日，毛泽东把《汇报提纲》退给邓小平。《汇报提纲》虽然没能在毛泽东处通过，但它的起草与精神实质深得科技界的拥护，对科技的整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农业学大寨与全面整顿的部署
在农村政策方面，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已经采取了个别调整措施，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的主张。1975年8月16日，邓小平同意华国锋、陈永贵8月13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报告》。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开幕。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他指出：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25日，邓小平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26日，经毛泽东批准，讲话稿印发会议代表。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原定讨论国务院主管农业副总理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以及推广大寨“政治分工”等问题，由于农业部门和地方不少同志不赞成上述做法，因此会议没有对此作出决定。由此，农业的整顿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进行大的调整。
邓小平在整顿实践中总结和形成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又用全面整顿的思想在指导实践。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关于全面整顿的领域，除了9月15日讲话中提到的八个方面外，鉴于浙江、河南等地搞“双突”（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干部）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又加上“党的整顿”，全面整顿成为“九大整顿”。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搞好整顿，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紧密联系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片面地进行宣传”。10月7日，邓力群主持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初稿。这篇文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较好地概括和反映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一起，为全面整顿的展开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准备。
（一）教育整顿
教育的整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邓小平在对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整顿的同时，提出要办好教育，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对教育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在1975年9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具体论述了“教育也要整顿”的问题，提出教育部门要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
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积极贯彻邓小平“教育也要整顿”的意见，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在教育领域进行深入全面的整顿。《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从整顿教育工作的要求出发，初步讨论了当时教育战线的形势、任务以及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和整顿领导班子等重要问题，起到了指导思想上的整顿作用。该文件最后一稿的日期是1975年12月10日，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经开始，《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最终未能出台。
（二）整顿党组织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最关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在推动全面整顿部署的时候明确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1975年7月，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解决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领导建立起来，省委说话有人听，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他还讲到党的作风，提出：“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此后，党组织的整顿开始试点，为在全国开展整顿作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受到破坏。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为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一是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二是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三是搞好整党，必须正确地掌握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中组部在9月召开了云、闽、川、鄂等六省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组到贵、吉、宁调查研究。以此为基础，中组部起草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整党文件。虽然这项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但是中央在组织工作中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一些被关押的干部被释放或解除监禁，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五、全面整顿的被迫中断与整顿的成就、意义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式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存在矛盾和分歧，从而导致1975年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被迫中断。
（一）全面整顿的被迫中断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者。“四人帮”通过联络员反映的一些带有歪曲、挑拨性的情况，对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作出错误判断、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1975年8月至10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信件是经邓小平转送的。毛泽东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自己的。10月19日，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16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12月1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975年中央二十六号文件）。报告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一些学校相继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二）1975年整顿的成就、意义
1975年整顿推动了“四五”计划的基本完成。1975年是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有力保障了“四五”计划的基本完成。对照调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经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五”计划能够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常不易。“四五”计划开始之际，由于计划指标制定过高，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等原因，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过周恩来主持工作进行调整，才稍有好转。正当国民经济发展开始重新步入正常轨道之时，“四人帮”为了夺取最高权力，不断滋事、搅乱全局。“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经济秩序又被破坏。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以及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抵制动乱、坚持生产和工作共同推动了“四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1975年整顿是对1972年周恩来主持整顿的继续与发展。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多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重视经济建设与科技进步，采取了一系列纠“左”措施，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1975年国民经济成绩显著，是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成就和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领导魅力，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张太雷短暂的革命生涯，与团组织有不解之缘。早在1920年8月，张太雷便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1920年11月，更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等七人在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据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时的同事鲍里斯·舒米亚茨基所讲：张太雷所领导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之后，张太雷又受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团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并于1922年5月5日主持召开了宣告团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而他也作为团的创始人之一被载入史册。
1925年1月26—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三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对全团工作作了重新估量，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事关团的发展的紧要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并作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对推动团的整顿纠偏具有重要意义。张太雷自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便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团中央局工作，为团三大的筹备、召开和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传达共产国际五大、青年共产国际
四大精神，为团三大奠定思想基础
1924年六七月间，共产国际五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分别以中国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并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现状作了重要发言。随后，张太雷围绕他参加的这两次大会的主要决议和精神，撰写了《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两篇专题文章，发表在1924年9月11日出刊的《团刊》第10期。文章阐述的诸多观点，对团三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对党、团关系作出界定。界定和摆正党、团关系以使其能切实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能，是党、团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一项课题。张太雷在受命开展党、团工作过程中也对此问题进行过多番努力。早在1921年11月，张太雷在主持制定团的临时章程时，便明确提出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随后，1922年5月，由张太雷主持召开的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进一步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亦即明确规定了团的主要职责是专做青年运动，为争取广大青年权利、改良广大青年生活状况而进行经济、政治斗争。两个月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在参考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之关系”的基础上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这即是说，作为青年组织，团可以有相当的独立领导开展经济和教育斗争的权力，但在政治斗争方面，应与党“协定”。随后，党、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就两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议：“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本来，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团在政治上是要服从党的，再加上团本身也是在党的帮助下创立发展的，而且党作为“共产主义全部运动的指导者”，团在政策上应当完全服从共产党。但考虑到当时团拥有三四千名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就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共产党”，可能会发生意外“误会和反动”，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完全服从。这本是从大局出发作出的一项决议，但未免又稍显模糊不明，究竟哪些具体工作是团需要与党“协定”的，哪些是有完全自主之权的，并没有明白划定，以致团在本该重点开展的且有自主之权的工作方面，也因受到“协定”的影响而备受限制。或是一些人对“独立”“自主”等字眼认识不清，团内开始出现“第二党”的错误倾向。加之之后党又抽调了不少重要团员去做党的工作，甚至连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初也有几个人被党中央调走去兼任党的工作，或是派遣一些党员兼做团的工作，由此带来的党、团工作不分以及团组织涣散、团内超龄团员过多等问题，给双方均带来不少困难和障碍。诚如邓中夏所言：处在两种团体之下的人，“应受何方命令，真不知如何决定才好”。尽管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再次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但直到团三大召开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强调：“青年团是要跟从共产党参加国民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清楚传达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的规定。这就为团三大恰当规定党、团关系以及纠正以往党、团关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提供了
遵循。
其次，对团的基本任务作出阐释。要想有力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取得胜利，稳固的组织基础和强大的组织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受党的影响，团在成立之初即已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壮大自身组织、与广大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重要性。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共同进行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不久，9月1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二十一号通告“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急应联络”，提出“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的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随后，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如施存统等人也多次谈到“一天一天地使我们势力强壮起来，使大多数群众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下面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运动自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基本任务重新进行了规定，即“一方面是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还应当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据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将团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概括为“怎样发展他自己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以及“怎样援助国民革命”。也就是说，要采取何种举措去充分吸引广大的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团内，发展壮大青年团的组织力量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并团结、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此外，张太雷还重点强调了团要加强对青年群众的领导以保证其“青年无产阶级组织”性质的问题：“青年团要在革命青年群众中有影响势力而能领导他们做青年运动，必把这班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这也为团三大制定切实有效的策略以发展壮大自身组织力量并完成其基本任务指明了
方向。
再次，对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作出申明。通过宣传教育来启发广大青年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能力是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1922年5月召开的团一大上，就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和由张太雷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强调要利用一切宣传机会，“总动员向群众公开的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并且要到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中开展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等。1923年8月，团二大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更是明确规定：“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并对教育及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作出了规定。随后，1924年3月召开的团中央二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团员的训练及纪律决议案》《平民教育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对宣传和教育工作进行新的部署。由此可见团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但观其成效，却并不理想。据施存统所讲，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的运动既然做得无几，而言论的宣传也实在做到太少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宣传方法不当，“只晓得高谈学理而不注重讨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宣传的范围过于狭小。从宣传的内容来看，除经济、政治之外，其他方面均缺乏有力的宣传。从宣传的对象来看，除少数工人和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群体也多未顾及。再者就是团员的宣传能力太薄弱，对于主义的研究和了解过于浅薄。这很大程度上也与团内训练不足有关，以至于团员普遍存在“缺乏责任心”“自由行动”“不守纪律”等缺点，从而影响到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1924年7月，基于引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团巩固和发展自身组织、更好地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的考量，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明确提出了“必须通过在我们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作，用阶级斗争精神教育他们”的要求。同时，还特别强调为了避免团员思想一般化和团组织瓦解的危险，
必须“进行系统的强有力的教育和训练本团团员的工作”。据此，张太雷结合青年运动需要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申明：一方面，为着吸收青年团体中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团体中而发展自己团体的需要，团可以在这种青年团体中“与青年群众接触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在团与其他团体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下，团可能会有“丧失无产阶级性的危险”。为了使团本身有所发展，“而共青团员亦不会堕落于阶级合作的错误中”，也“只有广大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团内的共产主义教育”这种方法。这也是团三大重点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进行部署的重要
依据。
建团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团在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出现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张太雷作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接轨的使者，甫一回国便发文传达共产国际五大、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精神，给党、团领导人切实有效地领导开展团的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团三大着力解决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聚焦解决突出问题，
指导团三大成功召开
早在1924年9月，团中央就决议召开团三大。彼时，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中共中央代表蔡和森，团中央主要负责人邓中夏、林育南等召开了一次团中央局会议，经过商讨作出了召开团三大的决议。
从1924年12月下旬起，张太雷便投入团三大的筹备工作当中，先后与党、团主要负责人商讨团三大的会议地点、参会代表、会期、议程等事宜。其中，会期因时局变化几经更改，最终定为1925年1月26日。此外，张太雷还与恽代英、任弼时、张伯简、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共同起草会议
文件。
在此期间，张太雷还积极参与了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和大会期间的各项工作，并作为团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四大。这次会议针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根据议程安排，时任团中央委员的林育南在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据天津代表李逸回忆：“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英文Socialist Youth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这段回忆，一方面说明当时团的工作确实存在不少弊端以至于引起不少指责；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张太雷实事求是看待团的主要负责人功过是非的优良品格。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14个文件和决议案。其中，《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党团关系、党团分化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会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委派张太雷专门负责“S．Y．中央工作”。张太雷也顺理成章地担当起了贯彻中共四大精神、指导团三大顺利召开、着力解决团的突出问题的重要责任。
1925年1月26日，张太雷主持了团三大的开幕式，并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既肯定了团二大一年半以来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当天，大会通过由华林、任弼时、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主席团，并组成宣传与出版物委员会、非党青年运动委员会、教育训练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等七个审查提案的委员会，决定张太雷参加前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参加后两个委员会。经过四天的报告与讨论，大会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经济斗争决议案》《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宣传及煽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等15项议案。按照党、团要求，张太雷在指导会议聚焦解决团在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偏差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首先，在事关全团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党、团关系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尽管过去党、团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均对此有过详细规定，但事实上并未切实按照决议规定的各项内容进行。党因工作需要而调动团内负责同志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团员数量太少，人才不敷分配，使团的工作遭受极大损失。因此，有必要按照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中规定的党对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以及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规定的“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来对党、团关系进行整顿。
其次，在事关团能否保持“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性质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团在以往的工作中是存在着只重视政治斗争而忽视与无产阶级青年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斗争的错误做法的，以致团不能得到广大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同情与信仰，也未能在无产阶级青年中间树立自身的基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反动势力的高压，经济斗争的工作不易开展。另一方面则是从团员的成分来看，大部分是学生。尽管学生热烈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囿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很难深刻认识经济斗争的意义，因而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青年中去开展工作。作为一个旨在“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如若不能与无产阶级青年发生密切联系，很显然会失去它成立的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努力纠正此种错误，“为谋无产阶级青年的经济向上而斗争，从经济斗争以引导他们到政治
斗争”。
再次，在事关能否“使全中国青年群众普遍了解本团的主义与一切主张，使他们认识本团是唯一无二的、最忠诚、最勇敢的代表被压迫阶级，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利益的团体”的宣传工作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以往的宣传工作事实上也是存在一些缺点的。比如，在宣传对象上，偏重对一部分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进行宣传，而忽略了对青年工农、兵士、妇女的宣传；在宣传内容上，偏重宣传抽象的理论或广泛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从青年本身的具体问题出发来进行宣传；在宣传方法上，偏重文字的宣传，而忽略了口头的宣传。且宣言、传单之类的宣传，或文字艰深，或篇幅冗长，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大的影响。更为紧要的一点是，部分团员宣传能力不足，不知道或是不敢担负宣传煽动的责任，严重影响到宣传工作的切实进行。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之后的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必须努力到青年工农、兵士、女工、女学生中间去，
结合他们关注的具体问题、具体要求，选择他们所能接受的简短有力的言语文字、标语图画等来灌输理论。同时，要尤为注重培养团员的宣传能力，使每个团员都能明确了解团体的主义与一切主张，成为有力量的宣传煽动家。
又次，在事关能否“深入青年群众，使本团成为群众的组织”的团内教育及训练工作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在中国当时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使团员在短期内“都能明白主义及团体责任和政策，在团体纪律之下，去参加实际活动”是极为重要的。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同样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团员多不能明白团体的意义、责任、主义、政策及内部组织训练的作用，且缺少集体化的团结精神以及与其他团员相互进行思想、行动方面的严格批评和纠正的习惯，以致不科学不实际的空想主义、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个人主义盛行，团体组织和纪律涣散。还有就是各级机关不善于利用机会去教育及训练团员，忽视对于实际问题的讨论、解决、执行及主义上的系统研究，且没有注意培养从事教育及训练工作的人才。这就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整顿团的组织与纪律的要求。为此，他们特别规定了各级机关对于此项工作的注意事项，要求他们在团体纪律之下，利用机会使每个团员参加实际活动，并作有系统的指导，从行动上得到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事，从而养成领导群众的才能。此外，还提出了团内教育及训练的四种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
群众。”
最后，这次大会还作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之所以更名，一方面是为了向青年申明团的主张和目标：“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狠（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青年团组织名称保持一致。青年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合组织，是代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组织。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命名，可以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共同的目的和利益的，是决心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青年和国际无产阶级青年携手，共同加入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
总之，在团的工作出现一些问题和偏差甚至停顿的情况下，团三大召开了。张太雷作为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同与会同志对全团工作作了重新估计，并对一些事关团的发展的紧要工作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规定，对推动团的工作走上正轨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团的工作部署，
推动团三大精神贯彻落实
在团三大上，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等九人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召开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任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并担任《团刊》编辑。这也就意味着张太雷正式承担起了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5月6日，张太雷因工作调动被免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离开了这一领导岗位。尽管张太雷在团内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仍在有限的时间内与组织部主任任弼时、宣传部主任恽代英等共同签发多篇团中央通告，对团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整顿和改进，推动了团三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首先，传达团三大精神，要求各地学习研究与执行。会议召开之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1925年3月20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青年团三大报告”的第三十一号通告。通告指出，团三大的文件现已出版，不久将寄给各地。各地收到之后，务必组织各级机关召集会议一一学习研究，并决定实行的具体办法。这种下发会议文件并要求各级机关开会学习、研究、讨论的做法，对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进行部署，改进方法和内容。如前所述，团三大高度重视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并对其重点、内容和方法作出了诸多规定。为了加强此项工作，1925年2月7日，张太雷与恽代英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订阅团刊”的第五号通告，要求各地“强迫”团员长期订阅《中国青年》或《平民之友》，以充分发挥报刊的教育功能。1925年3月，张太雷又专门签发团中央组织部通告，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作出了详细规定。通告明确指出，团内的教育工作应分为政治及策略之研究、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之分析、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三种，并分别制定了开展这三项工作的具体方法。对于政治及策略之研究，通告指出，各地组织部须注意根据《向导》《团刊》及中央通告和当地机关的规定，有计划地分配报告者，轮流到各支部去作报告。同时，组织部亦应指派指导员，到各地去详细解释全国的政治状况，使团员能常与国内政治生活及社会问题接近，增长政治常识。对于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之分析，通告指出，各地组织部在当地每一政治问题及社会斗争发生时，须详细分析其事略、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团应采取的态度。这样才能使全体团员积极参加地方政治及社会活动，明了当地情形，养成有力的活动者。对于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通告指出，各地可组织训练委员会，由委员会分配演讲员到各支部去巡回讲演，以及设立团校做团员的普遍训练。如此细致又切合实际的规定，无疑对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再次，对团的组织工作进行整顿和部署，订立制度规范。其一，严格入团手续，建立团证制度。根据团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团员入团时“须在该地方委员会登记，报告中央备案，并须由该地方委员会签字发给团证”。这一方面是对团员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也能限制党、团人员之间的随意流动，更好地规范党、团关系。照此要求，1925年2月7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发给团证”的第七号通告，宣布了团三大关于给团员颁发团证的决定，并要求各地组织部在一个月之内调查好团员的准确数目并上报到团中央组织部，以便颁发团证。4月14日，张太雷又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团证的分发及应用”的第四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注意分发及应用团证的手续，如须在团证上填写号码、发给日期，并把团证作为缴纳团费、参加大会的入场凭证等，开始建立比较规范的团证制度。其二，改进技术工作，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团三大认为，团的工作之所以会呈现种种缺点，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技术工作的欠缺，故而要求“各级委员会均应注意改进技术上对于调查、整理、统计、报告等工作，使其更适宜于促成本团的发展”。1925年3月11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的第二十六号通告，严厉批评了各地在技术工作上存在的陋习，如未注意有条理的规划以及整理、统计平时工作成绩和各种会议记录等，以致各地委员会一旦改组，便无从考查以前的工作和各种手续，造成工作停顿的局面。并要求各地要切实整顿，按规定建立和保存会议记录、造团员登记册、转移团员的组织关系、按时收纳团费和分配刊物、召集和组织会议、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等。4月14日，张太雷又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团中央文件的执行”的第四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改正与团的章程和纪律相违背的忽视执行及答复团中央通告的行为，从速执行团中央以往的各项通告，尤其是分部报告、填调查表等。通过督促和引导，使各地逐步改进技术工作，建立起正常的工作秩序。其三，制定保密细则，建立保密工作制度。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团三大认为，“在反动政局之下本团的秘密是必要的”。1925年3月20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注意保密工作”的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在反动时期必须注意保密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做保密工作的具体办法，如对于文件、刊物、住址，“务须格外谨慎”。通信地点“认为不妥当和秘密时，请从速更换并知照中局，来信所用各种名词，均用译号代替”。这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推行的非常之策，也是保证团和各项工作安全的重要
条件。
团三大作为对团的工作进行整顿纠偏、推动团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的一次重要会议，与张太雷的筹备和指导是密不可分的，张太雷也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甘肃酒泉东风靶场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时，我在军营中与战友们参加了庆祝活动。后来，我作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军事记者，在“中国大三线巡礼”中采访了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究院所和厂家，亲眼看到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原型样机，也了解到“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艰难历程和走过的非凡道路。
东方红卫星项目的曲折经历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1958年初春，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提出研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并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其实，毛泽东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刚刚成功发射时，就已经关注人造卫星。在苏联卫星升空后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
1958年8月20日，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签署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这样阐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人造卫星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代号“581工程”。
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召集赵九章、钱学森等拟定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提出卫星研制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建立三个研究院。以赵九章领导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主，组建卫星仪器和空间物理设计院；以钱学森领导的力学研究所为主组建卫星运载火箭设计院；以自动化研究所为主组建遥控遥测设计院。三个设计院建成后，相互配合，为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共同努力。
为实施我国的空间科学发展规划，以中国科学院地球所为基点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七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是组员，具体工作由赵九章主持。在“581组”主持下，几个所一起做了两个探空火箭箭头模型，一个是高空物理探测仪器舱，另一个是生物试验舱。1958年国庆期间，配以图表和表演沙盘，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现场看了实物，听取介绍。
1958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赵九章、杨嘉墀、卫一清、钱骥和翻译杨树智，团长是赵九章。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苏联学习怎样放卫星。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曾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在原子能工业、航空新技术、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中国要发射卫星，按照《协定》，苏联应帮忙。但人造卫星毕竟是当时顶级的航天科技，不可能轻易示人。在苏联期间，赵九章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但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卫星的核心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