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短暂的革命生涯，与团组织有不解之缘。早在1920年8月，张太雷便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1920年11月，更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等七人在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据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时的同事鲍里斯·舒米亚茨基所讲：张太雷所领导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之后，张太雷又受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团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并于1922年5月5日主持召开了宣告团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而他也作为团的创始人之一被载入史册。

1925年1月26—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三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对全团工作作了重新估量，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事关团的发展的紧要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并作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对推动团的整顿纠偏具有重要意义。张太雷自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便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团中央局工作，为团三大的筹备、召开和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传达共产国际五大、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精神，为团三大奠定思想基础

1924年六七月间，共产国际五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分别以中国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并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现状作了重要发言。随后，张太雷围绕他参加的这两次大会的主要决议和精神，撰写了《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两篇专题文章，发表在1924年9月11日出刊的《团刊》第10期。文章阐述的诸多观点，对团三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对党、团关系作出界定。界定和摆正党、团关系以使其能切实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能，是党、团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一项课题。张太雷在受命开展党、团工作过程中也对此问题进行过多番努力。早在1921年11月，张太雷在主持制定团的临时章程时，便明确提出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随后，1922年5月，由张太雷主持召开的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进一步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亦即明确规定了团的主要职责是专做青年运动，为争取广大青年权利、改良广大青年生活状况而进行经济、政治斗争。两个月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在参考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之关系”的基础上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这即是说，作为青年组织，团可以有相当的独立领导开展经济和教育斗争的权力，但在政治斗争方面，应与党“协定”。随后，党、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就两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议：“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本来，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团在政治上是要服从党的，再加上团本身也是在党的帮助下创立发展的，而且党作为“共产主义全部运动的指导者”，团在政策上应当完全服从共产党。但考虑到当时团拥有三四千名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就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共产党”，可能会发生意外“误会和反动”，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完全服从。这本是从大局出发作出的一项决议，但未免又稍显模糊不明，究竟哪些具体工作是团需要与党“协定”的，哪些是有完全自主之权的，并没有明白划定，以致团在本该重点开展的且有自主之权的工作方面，也因受到“协定”的影响而备受限制。或是一些人对“独立”“自主”等字眼认识不清，团内开始出现“第二党”的错误倾向。加之之后党又抽调了不少重要团员去做党的工作，甚至连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初也有几个人被党中央调走去兼任党的工作，或是派遣一些党员兼做团的工作，由此带来的党、团工作不分以及团组织涣散、团内超龄团员过多等问题，给双方均带来不少困难和障碍。诚如邓中夏所言：处在两种团体之下的人，“应受何方命令，真不知如何决定才好”。尽管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再次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但直到团三大召开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强调：“青年团是要跟从共产党参加国民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清楚传达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的规定。这就为团三大恰当规定党、团关系以及纠正以往党、团关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提供了遵循。

其次，对团的基本任务作出阐释。要想有力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取得胜利，稳固的组织基础和强大的组织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受党的影响，团在成立之初即已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壮大自身组织、与广大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重要性。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共同进行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不久，9月1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二十一号通告“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急应联络”，提出“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的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随后，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如施存统等人也多次谈到“一天一天地使我们势力强壮起来，使大多数群众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下面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运动自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基本任务重新进行了规定，即“一方面是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还应当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据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将团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概括为“怎样发展他自己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以及“怎样援助国民革命”。也就是说，要采取何种举措去充分吸引广大的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团内，发展壮大青年团的组织力量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并团结、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此外，张太雷还重点强调了团要加强对青年群众的领导以保证其“青年无产阶级组织”性质的问题：“青年团要在革命青年群众中有影响势力而能领导他们做青年运动，必把这班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这也为团三大制定切实有效的策略以发展壮大自身组织力量并完成其基本任务指明了方向。

再次，对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作出申明。通过宣传教育来启发广大青年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能力是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