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来重视把方法搞对头，尤其重视解决领导干部的方法问题。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组织者“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所说的方法，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数据、掌握数据、运用数据的方法。

重视数据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根本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和“具体实际”都是有数据支撑的“实事”和“具体实际”，离开一定数据的“实事”和“具体实际”是不存在的。

在延安，毛泽东认为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已有很大进步，进步的标志就是“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将注意计算数字同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并提，可见毛泽东对数据的高度重视。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由各种数据组成的实际情况。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其中一条是“胸中有‘数’”。毛泽东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实际情况是由一定数据组成、支撑的实际情况，这是毛泽东重视数据的唯物论。质量与数量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这是毛泽东重视数据的辩证法。

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的军事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军事工作必须重视数据的方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军事将领要达到智勇双全需要学习和使用一种方法，“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所说的“其特点”是包含一定数据的特点，“其发展”是包含一定数据的变化，各方面情况是包含各方面数据的情况。毛泽东指挥作战重视在数据基础上的计算，强调没有计算就是失败之道，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论持久战》所论的为什么是持久战，是依据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因素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而这些因素是包含一定数据的，这些数据依主观努力的不同是会有变化的。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论持久战》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时，强调发扬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这不仅要求重视数据，而且要求在重视数据、掌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好数据，这样才能夺取持久战的胜利。

重视数据也是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要求。在赣南，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进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在延安，毛泽东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这是强调消费数不能大于生产数，财政支出数不能大于财政收入数，违背了，日子是过不下去的。针对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经济困难和“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一方面重视采取精兵简政的政策，一方面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牢固地建立起抗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重视自己生产，指出：“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毛泽东还要求：“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就是要求军队数量的扩大要建立在经济数据能够支撑的基础上，超过人民负担限度的军队的扩大势必带来不利影响。

面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情况，毛泽东认为有一个必然到自由的过程，难以在事情开头时就心中有数。他说：“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但是，要重视数据，经过摸索，从“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对于筹建三峡工程，毛泽东既有“高峡出平湖”的远大理想，又反对心中无数时贸然开工建设，他认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样重视算账，认为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指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掌握数据

重视数据要求领导者必须掌握数据。掌握数据，心中有数，才有把握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怎样才能掌握数据、心中有数？毛泽东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作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次调查，毛泽东掌握了湖南农会会员达200万的数据，由此认识到“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农民组织起来才显示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