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城乡社区的治理力量，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下移”的改革实践中，责任和事权向基层扎堆转移，使得基层陷入了权力有限但责任重大的结构性困境，为基层治理效能打上了问号。基层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承载着上级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双重期待。然而基层单位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权力有限的现实，使得一些基层单位长期处于工作干不完、干不好的状态，形成“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困境。

小马硬拉大货车，力不从心难停歇。想要提高基层治理效能，首先要面对这一难题。近日，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了四川、福建、上海等地基层干部，他们在基层繁重任务中的真实心声与所见所闻，让 “小马拉大车”问题的根源与困境更加清晰可辨。面对权责失衡、资源错配带来的现实挑战，我们看到基层治理体系在效能提升、机制优化上的迫切需求。

“马车”超载：千线难穿一根针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有时候一个针眼真插不进去这么多线。我们这些‘小马’也想拉动“大车”，但货物超载，不是我们不想拉，是实在拉不动。”

在四川某开发区的一片田野边，记者见到了村“两委”干部梁诗琪。梁诗琪曾在企业工作，因出于照顾小孩等家庭需要，她在几年前辞去了企业工作成为了一名村干部。一开始，梁诗琪以为村上离家近，工作比企业轻松，方便照顾小孩，但几年下来她体会到，村上的工作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那么“清闲自在”。

记者了解到，梁诗琪所在村包括网格员在内一共有12名工作人员，其中9名村“两委”干部，这些人要承接执行或辅助配合上级各部门下派的各类任务，涵盖党建、民政、卫生、教育、农林渔业等多个方面。梁诗琪以自己负责的党建宣传工作为例，介绍自己平时需要负责党组织建设、理论政策宣传、优秀党员事迹传播、党纪党规以及廉政宣传教育、居民参与动员、活动策划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等。

“但这只是工作的其中一个板块，我还得处理共青团相关事项、企业服务，平时村、社区的各种报告，党费管理，人员慰问，每个干部还有自己负责联系的社、组。有季节性的涉农工作，还有紧急事项的联系对接工作。这还不包括一些突发任务。”梁诗琪说。

在与梁诗琪这类基层干部的交谈中记者发现，随着近年来工作重心逐渐下沉至基层，基层的政治任务明显增加，在街道层面，其行政职能也呈扩大趋势，行政业务的数量也日渐上升，一些村、社区承接的党政、群团部门业务线工作有 20 余条，每条线又都有细化的内容，如综治工作就包含了治安、消防、帮教、外来人口管理等相对独立的 10 多项内容。以往许多需要基层“打配合”的工作已经转化为一种默认基层必须承接的政治责任。湖南省永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各部门通过街道办事处给社区下达的考核任务多达 50 余项，在社区建立的各类工作组织有 30 多个，成立的领导小组近 60 个。

浙江东部某县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各地近年来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随着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大批行政处罚权集中下放，各乡镇组建了综合执法队伍，从无照经营、占用耕地、违规挖砂采矿等违法行为到防火防护、溺水事故预防等消防、安全事项，都下派到乡镇、街道以及村社区进行执法监督，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