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腚，旧时中国马桶盖上的小凹槽，曾激发70年代小镇上几位年轻木匠的灵感，他们以此为名成立了一个诗社，并试图推动一场关于马桶的变革。半个世纪后，在美国一所大学校园中，人们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呼吁扑灭那已燃烧数十年的“灵感之火”。这两场关于习惯与变革的较量，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和文化背景，为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德行是一种健康、美丽且善良的习惯，灵魂的习惯。
——柏拉图
引子
爱因斯坦在他的好朋友贝索去世后，给他家人写了一封信。爱因斯坦说：“他比我稍早一点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那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相信物理学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对幻觉的顽固坚持。”爱因斯坦对时间的理解，让我时常想：时间也许可以压成平面，让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在一个故事里发生，互成参照系。
因为这个想法，我在教“逻辑是解读各种密码的通用语言”这一章时，给我的三个研究生布置了一个研究项目：解读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带到天外去的“金盘录音”。
三个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是柯大格。柯大格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柯林”，他到中国教过五年英语。不知哪位中国的仁兄，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柯大格”。回美国读研后，他要求同学、老师依然叫他“柯大格”。柯大格35岁，“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发射上天时，他还没出生。另外两个女学生，一个叫丽丝，另一个叫索菲。丽丝喜欢计算机编程，动不动就要把现实案例数字化；索菲喜欢写诗，穿着举止诗情画意，思维是跳跃式的。两人都二十来岁，就更不了解“金盘录音”里的故事了。所以，我让他们三个先把“金盘录音”的背景资料搞清楚，然后到我这里来换课题项目的具体要求。这一步，他们三个做得很快，一天后就完成了。下面是他们交来的背景资料：
“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是美国宇航局在1977年8月和9月发射的两艘宇宙飞船，它们的任务是探索太阳系的外围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完成任务后，又继续飞行探索了几十年。很多当年设计发射旅行者号的科学家，包括制作“金盘录音” 的科学家，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它们还在飞行。
发射它们之前，美国宇航局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康奈尔大学的宇宙学家卡尔·萨根博士（Dr. Carl Sagan）领导，花了一年时间，制作了一张叫作“地球之声”的金盘唱片。科学家们在“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中各放了一张“地球之声”， 外带一个留声机唱头和用于播放的钻石唱针。那金盘唱片里有他们从世界各地精心选出的115幅照片，介绍地球人和地球人的生活环境；有萨根博士领导的小组收录的地球上各种自然的声音与动物的叫声，还有地球人用55种不同的语言向外星人发出的问候。一共90分钟地球时间。
关于选择录制“地球之声”，有一个小插曲。萨根博士和他第二位太太同时听到一段中国的爱情音乐，两人都很喜欢。他们恋爱、结婚了。后来，两人都是“金盘录音”选择小组的成员。虽然那段中国爱情音乐没被收录进金盘，但“金盘录音”里收录的用55种不同的语言对外星人发出的问候中，那句英语问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小儿子的声音。那年，他们的儿子六岁，单纯稚气地对外星人说：“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您好，来自行星地球的孩子们问候您。）这个象征人类爱情的声音，被永远地带进了星际宇宙。
科学家们把这个“金盘录音”叫作“时间胶囊”，他们把人类当时的故事封进“胶囊”，像化石一样，让旅行者号飞船带着这些20世纪70年代（后文中的70年代均为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记录飞进了太空。
科学家们希望在浩瀚的宇宙中， 某一天，会有外星人最终收到了人类发出的这些信息。考虑到外星人不懂地球人的语言，在“金盘录音”的唱片封面上，科学家们还用简图和二进制数学给外星人写下了打开这枚“时间胶囊”的逻辑密码。
经过近 50 年的飞行，“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飞过了四个外围行星，送回来67000张照片，已经进入星际空间。现在，它们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随时会离开我们的太阳系。这就是说，将来就是太阳系毁灭了，收藏在“时间胶囊”里关于人类的信息，也能在无垠的宇宙中存在着，等着另外一个星际文明来接收。
学生们的背景资料做得不错，我就把作业要求给了他们。在这个研究中，我要他们做两件事：
（1）假设你自己是个好运气的外星人，一阵宇宙风把“金盘录音”吹到你手上。你第一步要按照金盘唱片的指令解码。写出打开“时间胶囊”的逻辑推论，找到逻辑指令告诉你的地球方位。
（2）打开“时间胶囊”后，你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地球人送出来的信息，开始用你们外星文明的高精望远镜观察地球。然后，你给“亲爱的地球上的东西” 写“一封信”。（注意1：不是“地球人”。客观地看地球，对外星人来说，人和其他动植物等不过都是地球上的要素，你甚至不知道“人”是什么概念。）
（3）在你的信中，你要告诉地球文明：你看到的今日地球和20世纪70年代的地球有什么不同。（注意2：你得记住，无论你想告诉“地球上的东西”什么紧急的变故，你不会地球语言，你必须用“地球上的东西”能懂的逻辑语言写这封信。）
（4）信怎么写、写什么，全是你的自由，只要“地球上的东西”能看懂。研究项目做得成功，可以参加全校研究生优秀作品展。
三个研究生对这个作业很有兴趣，这个来问我要提示，那个来叫我给建议。他们说：逻辑解码是技术问题，我们自己研究，实在推算不出来再请您帮助。可外星人看了70年代地球上的生活后，给“亲爱的地球上的东西”的这封信该怎么写呢？
丽丝和索菲认为：我们这些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东西”，不但对外星文明来讲是“奇怪的东西”，恐怕对70年代的地球人来讲也是。70年代的人哪见过什么手机和AI？他们放那“金盘录音”，还得靠留声机的唱头唱针放。留声机那玩意儿，就柯大格一人见过，是他爷爷扔在地下室里的老古董，落满了灰尘。70年代的地球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同样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我说：“历史和将来对你们来说都是未知，这才值得研究。研究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和自由想象能力了。”
让学生们做跨越时空的逻辑思考，是让他们走出他们熟悉的文化圈子，到盒子外面，再回头看自己习惯了的世界。这是我一贯想要教学生们的思维方法。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浪漫，个个想改造世界，时不时，还会有一两个年轻气盛的学生在我课堂上宣布：将来要竞选总统。让学生们对比历史，再想象如何充当未来的声音，给当今世界提出警告或建议，这是让他们做一种换了角度的哲学反思。我希望他们在苦思冥想之后，能做出符合项目要求的好作品。
当然，整出一封外星文明给地球的“信”，还得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创造性思维，我不设要求。所以，当三个研究生来向我要提示或建议时，我一律只给他们一个含含糊糊、非逻辑且浪漫的解释。
我说这封“信”，我是打引号的。你作为外星人，怎么写都可以，是你的自由创作。我只能说：你推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在阳光里，你把“时间胶囊”记录的细细碎碎的地球故事和你想对今日地球说的随便什么故事，放在一张时间的平面图上，让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上活着、动着。也许这更便于解释为什么世界没有成为一代一代聪明人理想中的样子，却成了奇怪的样子。反之，要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故事里，有某些东西可以同时被照得像万花筒里的拼图，色彩斑斓，棱角清晰。那么，管它是哪朝哪代的人生，效果都可以叫“精彩”。
以柯大格为首，三个学生一起叫道：“您这个解释像诗，太不清楚。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建议？”
我就又加了几句更含混不清的解释：你们在手机上都有空间对自己说话。要是站在亿万光年也测不到边的宇宙边缘，我们人过的这种叫作“天”或“年”的日子，到底能造出多少差别，可能并不重要。也许，在一片无边无界的沙滩上，就是最简洁的逻辑能证明的：贝壳和贝壳的化石是同类。在浩瀚的宇宙中，也许这原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索菲说：“您这么解释，那么我们真写出‘外星人自由诗’，您可别扣分。”另外两个学生则一脸不满，抱怨道：“您这是什么解释？我们不懂您绕来绕去说了些什么。不靠您了，我们自己干。”
1.密码
我给学生这样一个作业，是有来由的。我有一个70年代的故事，封在我自己的“时间胶囊”里。这个故事没有可能被“金盘录音”收入，带到星际太空去。它永远只能是人间的故事。我有它的密码，很多年后，发生了不少事情，让我想把它打开，和学生一起对文明做一次进化论意义上的反思。
这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讲起，那时是70年代。用今天学生的话说：“70年代就是‘古代’，是上个世纪。”我只能对他们说：“古代人有古代人的梦，也许一个梦做了三千年，大同小异，一直做到上个世纪。打开一个梦看看，就像分析一段DNA，一段历史的DNA。”
在学生们说的那个“古代”，我家对门住了一对数学夫妻，叫莫先生和莫妈妈。没有多少人知道莫妈妈，很多人都知道莫先生。莫先生教符号逻辑，莫妈妈教小学数学。我很小就懂莫妈妈对我们说的话。莫先生基本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发明游戏跟我们这些小孩子玩。游戏多半是跟数字相关，莫先生玩起来还很较真。莫先生是数学教授，数字在他的脑袋里行走排列时，什么样的人间烟火也挤不进去。在我们小孩子眼里，一个成年人能爱数字爱得超过冰激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莫妈妈用面粉和山芋粉做了很多小蝴蝶，放在油锅里一炸，面粉加点红糖做的小蝴蝶变成金红色的，山芋粉加点黑糖做的小蝴蝶变成黑铜色的。我们有时用扑克牌，有时用玻璃弹子，有时用槐树叶子，玩莫先生发明的各种游戏。谁赢了，就得红色小蝴蝶；谁输了，就得黑色小蝴蝶。我们个个都想赢，但是输了也不太伤心，反正红色小蝴蝶和黑色小蝴蝶都好吃。输赢也不重要。重要的事是在游戏结束时数我们得到的小蝴蝶。
莫妈妈喜欢看我们数颜色不同的小蝴蝶，她说：“孩子们，你们在数正负数呀。《九章算数》里说，赤算正，黑算负。你数赢到的红蝴蝶，是在数正数；你数输了的黑蝴蝶，是在数负数。”这时莫先生突然插话：“我就是一个零。”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圆圈。莫妈妈就赶紧说：“零很重要。它什么都不需要。书架上所有的数学书都上交给红卫兵了，那‘零’还在书架上，谁也拿不走。谁的数字后面多一个零，十就变成百，百就变成千……”
我小小年纪就懂了正负数和零。数学对于我，从来就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不是个难事儿。等后来我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先后谈的几个男朋友都是学工程的，他们搞计算，我也能插几句，不被嘲笑。他们说，我有尊重数学语言的意识。多年后，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到莫家去道别。莫先生已经不是“零”了。不但他的书架又满了，而且他身后还有三个研究生前后跟着。莫先生从满满的书架上抽了一本土黄色的小册子送给我。那是他写的书，叫《符号逻辑综述》。我说：“我读不懂呀。”莫先生说：“我有几个同行在美国，你想学，去找他们。”莫妈妈站在一边笑，说：“你肯定能读懂，没人会比你更懂。你莫伯伯的书就三个字：不能漏。”
莫妈妈的话，我从来就是一听就懂。她说到“不能漏”，我立马就懂了，而且懂得很彻底，就像接过一张我自己拍的黑白照片，放在眼睛底下重新审视一样清晰。那“不能漏”三个字，是密码。是在花季雨季的70年代末，我们干事业用的密码。这个密码可以打开我70年代的“时间胶囊”。莫妈妈还能记住我的密码，我这“不能漏”三个字的幽默，应该是划时代的了。就算不能传到星际太空，也应该在人间留下一点痕迹。
莫先生年轻时是数学神童，清华一毕业，就到陈纳德的衡阳空军基地，为飞虎队做破码解码工作。那时候，他解的是日军电报用的莫索码。不知他懂不懂我这“不能漏”的密码。我看了莫先生一眼。他不说话，脸上是聪明人的微笑。那样的笑像是一句数学语言：密码和密码都是同类，不分高下。
可在我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密码“不能漏”就真成密码了。在美国，我周围没人懂，我也没再提过。一直等到我自己成了逻辑学教授，在美国大学里教符号逻辑课的时候，如果有学生就是不懂为什么思想非得要有逻辑做基础，我在解释三遍之后，就会着急。一着急，我就会说：“为什么思维要严谨？就像马桶不能漏一样。”学生就会看着我，带一点吃惊，一副懂了一点，又不全信服的神色。
我知道学生有的时候喜欢听教授说几句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话。角色叛逆总有点刺激性，教授一般不用马桶打比喻。我用了，学生很兴奋。我就会再加几句解释：“我说的不是你们在厕所里坐的那种抽水马桶。那种马桶没有结构，不是活的，我不用它来谈逻辑。我说的是我年轻时做的一种木头马桶，红色的，呈桶状，在美国几乎找不到。到目前为止，我只在前总统里根故居博物馆，里根他妈的卧室里见过一只。就那一只。说不定，是我师傅的师傅做的。”
学生们立刻会很来劲，笑个不停，叫我把我说的这种木头马桶画在黑板上给他们看。我一边画一边说：“这种马桶可是很有特色。它有结构，却不用一根钉子，也没有一个榫头，是一块木板一块木板箍起来的。逻辑就是铁箍，箍紧了，木板上的小洞，木板间的细缝都被填补好，马桶里的秽物就不会漏出来。一场思维，要是没有逻辑规则箍紧了，左一个洞，右一条缝，往外冒秽物，这叫什么？这叫灾难！轻一点，也得叫‘思维无效’。谁叫你的马桶会漏？”
到这时，学生基本就全懂了。
后来，我干脆在网上找了一些红马桶的老图片放出来给学生看。我自己把“不能漏”的密码给交代出来了。那是我师傅天天要传给我的秘诀，也是我们几个徒弟干地下工作时的暗号。我又把它毫无保留地传给我的这些将来要当律师、公诉人、医生、电脑专家、艺术家或政治家的学生们。原来，生命中的经验，哪一条都有价值。
我告诉学生们，当年，我住的城市除了几条林荫马路，纵横交叉的小街深巷里没有公寓楼。鱼市街、洪武路、石婆婆巷……小巷子又窄又长，家家有个对着街的小堂屋，门基本不关。居民们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生煤炉。用不着什么监控镜头，你家的事，我家的事都在街坊邻居的眼皮子底下。都不是生人，也不需要什么隐私权。反正一个是吃，一个是拉，就那么些事儿。儿子孙子可以天天挂在嘴上谈，但他们怎么生出来的事儿不能谈。
那时候，居民们提在手里或晾在家门口的那种红色桶子，就是我们做的。我一星期能做九十个马桶，个个又红又亮，像一群乡下大姑娘。凡我做的马桶，马桶底上我都是签上名的。这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也就是说，一周有九十个人在我头顶上拉屎撒尿。我敢站直了，挺着胸说：“怎么样？我的马桶不漏。”在我们马桶行当中，谁做的马桶漏了，那是奇耻大辱的事情。行话叫“地雷炸了”，那罪责跟杀人越货差不多。
一年又一年，跟我学符号逻辑的学生，一个一个毕业当律师，当公诉人，当物理学家，当计算机专家，当艺术设计师，当政治家去了。有一天，也就是在我让学生做70年代的“金盘录音”作业后不久，我在校园里走着，碰到一位艺术系的教授，他把我拉到一棵红山楂树下，好奇地问：“听学生说，你做过马桶？”我说：“是。”他又说：“学生说，你的马桶有结构？你还在马桶上签名？……听学生说，你的马桶和你的诗一样，是有版权的？”
我就笑了，全部承认，并加了一句：“不过，版权问题是学生自己加的。”
这位艺术系的教授叫泰德，会写交响乐，教指挥学，每到期末都会指挥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大剧院演奏他自己写的交响乐。学生也不都是音乐专业，三教九流都有，在他的指挥棒下，一学期下来，只要往各种乐器前一坐，都是一脸正气的样子。泰德教授自己总是服装整洁，戴着领带，说起话来像打击乐器，有节奏有重音。他紧接着追问我：“那下面这句话是你的原话，还是学生发挥出来的？我要引用这句话，来批评我们艺术系的坏习惯。‘马桶厂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我说：“这是我的原话，是我年轻时候的名言。”
“好！”泰德教授说，“我要的就是这句有勇气的名言。”
我说：“你要引用，最好再加一句：‘可是，请记住，习惯像水，打破了，又会还原得天衣无缝，不由好坏决定。’”
我不知道他们艺术系出了什么毛病，教授要引用我批评马桶厂的言论来批评现实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上课讲的故事传了一圈，传到另外一位教授耳朵里，又传回我自己这里。到了这会儿，我的“马桶和逻辑”，在学生中已经成典故了。
就在我和泰德教授谈我和马桶的那个时刻，我想到：看样子，我非得用“不能漏”这个密码，打开我那段70年代的“时间胶囊”，把里面的故事讲清楚不可了。我可以和学生们一起试着做打开 “时间胶囊”的工作，听听“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话。他们做“金盘录音”的作业，我写我的“马桶故事”。
一树的红山楂在小秋风里摇晃着，像时间不经意落下的声音，点缀了空气。泰德教授说：“你有空到我们艺术系来，来一趟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了。我真想跟你好好讨论这个‘习惯与改革’问题。我就不信，难道科学、道德只能围绕着习惯走，却拿它奈何不得？”
我心里很想说：别说科学、道德，就是逻辑和法律不也常常对付不了习惯？习惯是一种巨大的权势。或好，或坏。可惜，人还不能指望好习惯战胜坏习惯。只有一样东西能胜过习惯：欲望。生存欲望。 但是，我没说。我还不了解艺术系的事儿。他们那里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宽松自由的地方。我只说：“事情有那么严重？你们艺术家对丑陋的承受点比哲学家低。”
泰德同意我对艺术家的见识。他解释说：“对，我们艺术家没有野心。我们知道接受世界，然后表达世界。我们不是搞政治的，不把自己放在能够改变世界的角色上。但是，这次我们真生气了，我们只想决定我们自己的艺术灵感问题。这事儿难道还要听他人的？两周以后，从星期三开始，我要和艺术系的学生在艺术系大楼前静坐抗议三个下午，让校长和董事会听听我们艺术系的声音。你来支持吧。”
音乐家要带学生静坐示威，反对旧习惯。这让我觉得：有艺术家参与，世界说不定也可以成为艺术品，一定不乏味。按道理，因为有了“现在”，人才有了过去和将来。人喜欢用“现在”定义过去的品质，预测将来的可能。艺术家看时间里的故事不极端。只要是艺术，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会挺可爱。这样看待我们奇怪的世界，过去和将来就都可以令人向往。再荒唐的过去，若能在记忆里修炼成艺术，也会变得越永久越珍贵；而将来，只要呈现的选择越多，就越有美学魅力。人，站在现在，往前看，往后看，如果同样有意思，这就算没白活了。若再能看懂一些此事件与彼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就叫“智慧”。
2. 家道
我给学生的“金盘录音”作业布置下去不到两个星期，学生柯大格交来了一个作品初稿。收到学生第一个作品初稿时，我就在想：这个从星际太空看过去和现在的作业，其实也是给我自己的作业。但愿我和学生能互相启发，让我能把我自己“时间胶囊”里的故事讲好了。
柯大格攻读艺术哲学，在哲学系和艺术系两边跑。他交作业时还带来了泰德教授的口信：明天就是星期三，艺术系门口的静坐抗议中午开始。我也请柯大格到艺术系上课的时候，转告泰德教授，就说艺术系的学生、老师静坐抗议，一定有意思。我明天会去。
柯大格交来的是一个三维模型，题目叫“回家”。他的天外来“信”不是用文字写的，是一个三维的天井模型。天井中央站着一对黑色剪纸男女。那是他照着“金盘录音”里的一张向外星文明介绍男人女人的图片剪的。男女两边，一边插着一条DNA螺旋体，另一边插着一个带着脐带的婴儿，也是照“金盘录音”带的图片剪出来的。托着这个三维模型的大纸板上印了一张大照片，是“金盘录音”带出去的一张“中国人的家庭晚餐”照片。一家七八口，和和气气，围着一个圆桌子在吃饭。纸板上有三个按钮，一红，一黄，一绿。一按红的，发出的是家庭里小孩子的笑声；一按黄的，发出的是大人谈话争吵的声音；一按绿的，是“金盘录音”里，萨根博士的儿子说的那句著名的话：“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您好，来自行星地球的孩子们问候您。）
柯大格说，小孩子的笑声是他自己和他的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小时候的笑声，是80末年代录的，离70年代不算远。大人谈话争吵的声音是他爷爷奶奶60年代初录下的声音，也离70年代不算远。这个70年代的天井上空有一小块蓝天，由一根花藤子托着，沿着藤子开出一些鼻子尖尖的喇叭花，鼻子尖像路标箭头，一个指一个，指向天井里的男人女人、DNA、小孩子和家庭照片。蓝天上一团白云，上面坐着一个长得像猴子似的外星人，一脸羡慕地看着地球人的家庭。
一句说明也不要，谁都看得懂，外星人告诉地球人：回到你们可爱的70年代的家庭生活去。
柯大格向我解释他为什么认为外星文明要提示地球文明：你们应该回到70年代的家庭道德。他说，他在中国学到两个成语，一个叫“坐井观天”，另一个叫“夜郎自大”，都是他的中国朋友跟他调笑时，用来批评他的。
柯大格说：“我就是在‘井’里长大的。我家是中西部养猪的猪农。我爸的猪场就是‘井’，五百里内没有其他人家。在我爸的猪场，家庭观是自由、责任和上帝；工作道德是先他人，后自己；一家兄妹五个，三代同堂，连狗带猪上千口，就像一个军营，我老爸说了算。人在井里长大，可以像夜郎那么感觉良好。夜郎既不是坏人，又没有侵略别人家的井，也没把自家的井水给贪污、倒卖了。人家心不大而已，各人过各人的日子。真出了井，大千世界在眼前了，别以为就有好日子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进城读书后，发现很多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已经脱离了传统。没家，人没有安全感。可惜人还矛盾重重，离开了农村老家，还不肯回去。现在，到我这一代，我家就我一人愿意继承我爸的猪场。”
柯大格忧心重重地说：“本来我以为美国是什么文化都有，可能家庭概念不一，家的传统也讲不清楚。但中国从来是以家哲学为基础的吧。可我到中国去了一趟之后才发现，现在连中国的家庭问题也是奇奇怪怪，让人担心啦。所以，如果外星文明要给当今地球人提忠告，就该送地球文明这样一个‘回家’的建议。”
我问柯大格：“你觉得中国哪些关于家庭的事儿，能奇怪到连外星人也急得要发声？”
柯大格说：“给女同事当出租男朋友。”
我先是很吃惊，但一转念想到：在一个古老的家文化结构里折腾了数千年，好习惯和坏习惯都是从这个结构里生长出来的。有君子喻于德，也有小人喻于利；有柯大格要回归的“家道”——家庭和谐，社稷为大；也有能让裹小脚、爬灰、宦官、宫刑存在的理由。这么看，“出租男朋友”也许只是一个新的奇怪故事，好坏界限还不分明。
柯大格苦笑着跟我讲他的故事：“我教的周末英文学校，叫‘辉博’。‘辉博’的老板是个又瘦又乏味的男人，‘辉博’的英文老师，除了我，全是女的。我的一个女同事，很聪明，也很独立，才25岁在中国就叫‘剩女’了。她父母亲戚都逼着她快结婚，说是父母想抱外孙。她过年回家，要我把自己出租给她，当她的假男朋友骗她父母。她说：‘没办法，为我的自由，只能骗父母。你当最合适。你去了我家，就只管好吃好喝，他们说什么你都可以说听不懂。’我给她当了一次‘出租男朋友’。在她父母跟前，她也不说我们在恋爱，我们想结婚，但是动不动就会说我父母很想抱孙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结婚生子本是俩人的私事、好事，在中国却是生小孩子就是为了送到父母跟前给他们看着高兴。老人们以抱到孙子来定义家庭的存在。结果子女不介意‘家’和生儿育女，设计个戏局，让他们空高兴。这还能叫治家有道？”
柯大格坦白说，他一共给三个女同事当过“出租男朋友”，都装得不错。最后一次，在一个女同事父母家的宴席上，他想说“我饱了”，却说成了“我忘了”。结果，人家父母轮流给他夹菜，对他说：“忘了就忘了，以后再说。吃吃吃。”看着自己盘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好菜，柯大格很愧疚，觉得这样合伙骗人家父母，是他自己出了问题。
他的女同事却说：“你不要用‘骗’这个字，用‘哄’字，就没有道德内疚感了。你不知道当个独生子女有多难。小时候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一群大人一天到晚看着管着我。虽然‘我’为大，却一点自由没有，跟个末代皇帝似的。长大了，小皇帝哪里还能再学得会当孝子贤孙？孔孟之道到我们独生子女这代，从家庭结构上给批倒了。可父母老了，又以老人为大来逼我们繁衍后代，依然不给自由。不哄他们，我们怎么活？”
柯大格推己及人，告诉女同事，就算是回到他自家的猪场，若他妹妹租个男朋友回家骗家里人，那肯定是要被他爸爸臭骂一顿的。所以，柯大格宣布：此男友概不出租了，欺骗人家父母的事情不干了。
柯大格交来了“回归家道”的作业后，急着想听我的评价。他问我：70年代的中国家庭是不是和他想象中的理想家庭差不多？
若要谈对70年代中国“家道”的看法，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我没跟他多讲，只简单地说：“也许，70年代平凡人的故事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去找一些那个年代的故事读读，我们再仔细讨论家庭关系问题。”
收下柯大格的作业后，我想：学生作业交来了，这下轮到我写我的故事了。我的故事也用“家道”为第一章。若重新评估中国70年代的家道，我得说那个年代的家庭关系和中国人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家道”还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中国的传统“家道”不是只由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来定义的，而是可以定义为：有某种社会关系的一群人。要是我不把我这些“家人”的故事写下来，在如今这个奇怪的世界上，大概都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存在过。他们信守的家道曾经像历史那么久远，把他们从历史中漏掉，违反我们家“不能漏”的祖训。
那天我回到家，开始用“不能漏”的密码解开我说的这个家庭故事的关键点。下面是我那天晚上写的70年代的故事。给我自己看，也可以给柯大格看。那是我16岁时的事，那样的生活应该是最真实的中国生活。写进故事，反而像是编的了。好在那时候我记日记，谁要不信，有日记为证。
这个故事得从我家师傅钱家和说起。
我家师傅叫钱家和，真名真姓真人。钱师傅像一片秋天的枯叶子，绿色的质地没了，只剩下棕色的经络。在他的南方土话里，“现在”读作“马及”。他不评论过去，也不羡慕将来，天天读报上的天气预报。他有四个徒弟，三男一女，完整一个家。在他钱家和眼里，徒弟个个都有希望成为好木匠，且不管男女都是他家的传人。我就是钱师傅的女徒弟。
钱师傅教我做马桶，是当教我做祖传的工艺品来教的，每一道程序都有规矩。他说：“木匠，就是一把斧子关在框子里，只跟板子上画出的墨线走。活要精，心要诚。好木匠，在过去哪怕不识字，也顶得上秀才。”他还说，“木匠有六支，方作、圆作、弯作、船作、雕花作、锯匠。‘方作’造门窗，‘圆作’造盆桶。有这两支，就能活人。六支里，‘圆作’是老二。我们是 ‘盆桶二厂’的工人阶级。”
我们这些工人阶级做的马桶，是木头的，正经呈桶状。上面放一个大木圈子，叫“圈子”，大小符合成人的屁股尖儿。圈子上面还要放一个小盖子，以堵不良气味跑出来。小盖子上有一对眼睛形状的小槽，盖子打开和关上时，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撮，就可以提上提下。
我上班第一天，看见一个漂亮的女漆匠戴着蓝色工作帽在认认真真地漆着小盖子。她旁边立着一个个子高高，圆脸圆眼睛的小伙子。小伙子用砂纸使劲挫着小槽里面刨子无法刨到的木刺，一边挫一边说：“小黄，我这是为了你。我们木匠是不做这种女人活的。”小黄也不说话，晃了晃帽子下一溜微微卷起的刘海儿，眼睛一弯，笑了。笑得像两只蝌蚪在水里一摇尾巴，游走了，留下几圈安安静静的细水纹。
师傅钱家和告诉我那个在帮小黄做“女人活”的木匠是我的二师兄，叫赵箭。聪明得很，会打篮球，能自己装电视机，他家上人还是个科学家。他又招呼赵箭说：“你师妹来了，护着她一点。” 赵箭把嘴圆成一个句号，吹了一声口哨，说：“是是是！”
那天，钱师傅告诉我赵箭正在对付的那对小槽叫“小鼻腚”。“一个马桶，一副小鼻腚。”钱师傅严肃认真地告诫我，“坚决不可以说‘一双’，就是‘一对’也不能说，得说‘一副’。我们祖师爷鲁班的名字叫‘双’，徒子徒孙都不能犯上，得有个避讳。说‘双’是犯上，说‘对’是犯了半个上。避讳祖师爷的名字，就像过去老百姓要避讳皇帝的名字一样，要不然级别高下怎么表示？皇帝，是剥削阶级的最高级别；鲁班，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高级别。待遇一样。”
我本来就觉得“小鼻腚”这名字挺可爱，加上“一副”就更可爱了。再看看正在一张工作台上干活的小黄和赵箭，我说：“‘一副’工人阶级在工作。” 钱师傅嘿嘿笑，对我的聪明伶俐表示肯定。
“一副小鼻腚”，说出口，像文化人在叫一只宠物狗。马桶上下最有诗意的地方就是这副“小鼻腚”。有这副无辜清纯的“眼睛”长在头顶上，画龙点睛，马桶就活了，是家庭成员了。在这个家庭里，有漂亮的小黄和聪明的赵箭，还有其他90来个工匠在认认真真地做马桶。这对我是安慰和鼓励。真在“二厂”走一圈，就有了大家接受我，我和大家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家庭群体提供的归属感。
接着，我的大师兄就来了。他像家中的长子，天经地义地把我从钱师傅跟前领走。大师兄叫吴正泰，他把我的工作台拖到他的工作台对面，对我说：“‘双’你就不要说了，说了师傅不高兴。‘对’还是可以说的，到食堂打饭的时候，你可以说‘来一对狮子头’，‘来一副狮子头’不太通。”
赵箭听到这话就哈哈大笑，走过来对我说：“师妹呀，我们大师兄懂哲学。他这是要告诉你，‘二厂’天生就是‘一对’自相矛盾，叫二律背反：竖着看，我们有祖师爷，有行帮（现在叫厂子），有师傅，有徒弟，历史悠长，规矩明确；横着看，我们大家就是一块整板子，一大家子都消失在板子里，你没了，我没了，都改名叫‘二厂’的主人。你人都没了还能叫主人？能。进了板子，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二厂’给你撑腰，你不是主人是什么？有板子在，你安全了。”
这以后，我就和大师兄吴正泰面对面干活。果然很安全。木匠们打闹起来，你拉我的裤子，我拉你的裤子，野得很。就是女漆匠对骂起来，用的词儿也是光溜溜得惊人。听懂听不懂，反正我的性知识都是后来我自己从她们对骂的句子里悟出来的。
但是奇怪得很，不管木匠还是漆匠，他们一般不对我说粗话，不对我撒野。我的小师兄胡国良告诉我，吴正泰明里暗里跟好几个年轻木匠打过招呼了，我还不到年龄。在我满师之前，谁要动我的心思，就是欺侮他师妹，别怪他不客气。他发起脾气来，什么人都敢打。
吴正泰那年二十八岁，不怎么说话。这个年龄的男木匠应有的魅力他都有，不像会打人的样子。胡国良看我不太信，就告诉我，我们大师兄从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要打人，一定能打出可以写进厂史的经典水平。你要不信，我叫二师兄来做证。
赵箭来了，证实了小师兄的话。赵箭说：“我告诉过你，‘二厂’就是个二律背反。进了‘二厂’，好习惯坏习惯你得一篮子都要。 因为你是我们的师妹，我可以明着告诉你，除了一两个绿林好汉，‘二厂’的木匠大多有个坏习惯：只听帮主的话，缺乏同情弱者的德行。若有人欺负一只猫一只狗一个弱女人，大多数木匠会当戏看，他们会笑，但不会站出来保护，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是被嘲笑着长大的。但是帮主要哼一声，他们就比着猜：那一哼的意思是‘要刨子’还是‘要锯子’？要是哪天有木匠起义，就是成功了，他们想要的也绝不会是废除‘帮主’的头衔。”
两个师兄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我，有一次，几个木匠哄着一个有精神病的女漆匠站到一个他们用一百个白坯马桶搭起来的高台子上跳舞。结果女漆匠一站上去就摔进了马桶堆，一群人就哈哈笑，围着看她怎么爬出来，还说：“好看呀！”吴正泰走过去，说了句：“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东西！”他一拳放倒一个，揍了一圈人，直打到自己被人保干事窦德喜送进了精神病院。
胡国良说：“我们大师兄有种。”
赵箭说：“在‘二厂’，有种的人不是诗人就是君子。吴正泰是诗人，钱师傅是君子。我和你小师兄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你就是个青苹果，先待在树上好好长着吧。”
我们就一起笑。应该说，我们三个小的对大师兄吴正泰还是很尊重的。不过，我们三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谈天说地，吴正泰不加入，这点和一般的木匠不一样。木匠干活都会一边干一边说故事。木匠话多也是传统，叫“木秀才”。吴正泰干活却目光专注，眼睛时亮时暗。干活干到很投入的时候，他会放开嗓子唱歌，唱得很好听。
有一天，小师兄胡国良对赵箭说：“二师兄呀，你不是会装电视机吗？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师兄装个音箱，放音乐给他伴奏？”
赵箭二话不说，站到工作台上，在墙上钉了一个大钉子，挂了一个还没上漆的白坯马桶上去，又一把将挂在车间门头上的有线喇叭给扯了下来，扔进那个马桶，上面再盖上一个白坯马桶。等“二厂”广播员放音乐时，我们的桶状音响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嗡嗡地震动着，音乐就像地震云一样涌出来，很高昂，连钱师傅都连声说好听。
赵箭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造个音响还没造马桶难。给个空间，有个曲面板围着，形成个回音壁，让声音有共振就行了。”
我们那个“音响”不仅让音乐有共振，也让我们厂长的讲话有共振。我们厂长是个好木匠，就会写三个字：郭立强。那是他的名字，因为要签字，写得歪歪趴趴，这三个字他也非得写不可。据赵箭说，三个字拆开来，他就不认识了。赵箭曾经把报纸上的“强”字指给郭厂长认，郭厂长不认得。所以，我们郭厂长从不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夏天的时候他也从来不穿上衣，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不是在这个车间干活，就是在那个车间干活，弄得我们厂的人保干事窦德喜也不敢穿上衣，就是穿一件白汗衫，还一直卷到腋下，露出个肚皮，跟领导保持一致。
“二厂”的工匠们每个月开一次全厂大会，听郭厂长讲话。郭厂长每次讲话都是骂他家小孩。说他家小孩好吃懒做，骂个十五分钟结束，像是一种仪式。因为郭厂长每次把他家小孩当“负数”数落，听他骂多了，我们这些工匠不分老少都很同情他家小孩。赵箭对我说：“你以为老郭傻呀，这叫杀鸡给猴看。”
每次散会前，郭厂长会传达几句区长指示，很多次他也忘了。他每次散会的结束语都是：“人家是人，你也是人。人家能刨好板子，你为什么不能？”
郭厂长听说我们车间有了个“音响”，他就没召集大家聚到一起开会。他要在有线喇叭里讲话，让他用南方土话发出的声音过一回音响。那天，我们音响的共振把他的骂声在马桶转了几圈才放出来，荡气回肠。他的结束语“人家是人，你也是人”成了“全——家是犬，你也是——犬”。
语言的意思是由语言的背景环境决定的，我不记得那天有人笑。女人坐在喇叭底下织毛线，男人则玩扑克牌。那天郭厂长又忘记传达区长的指示了，是窦德喜上来补充的：区里要“二厂”工人当家做主，发展生产力，把生产促上去。老窦说：“郭厂长在区上表了态，马桶产量像一座山！马桶质量像一朵花！大家看郭厂长的面子，都要帮衬点，该加班就加班。学先进，赶先进。然后，年轻的去参加区里的赛诗会，把生产关系搞好了。区长说啦，现在‘二厂’的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
那天下班回家前，大师兄吴正泰打来一盆热水，招呼我们一大家子洗手。他先把手放进水盆，从手背到粗壮的胳膊上，有老木匠胳膊上都有的那种微微暴起的青色筋络。然后他擦擦手，拿下耳朵上夹着的一支木匠画线的粗铅笔写日记。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诗“刨花香似油菜花”，还读给大家听。
钱师傅有他的骄傲，他指着吴正泰写的诗句说：“你这是生产关系。”又指指自己，“我是生产力。”然后，一边洗手一边说，“木匠活做到登峰造极，就是做桶子。平板子的平面好刨，桶子板的曲面没有五级工的水平，你刨不出来。”钱师傅又表扬我，说我把马桶当“天启龙壶”来做。又说，他要把所有的秘诀都教给我，要给先进的生产关系加上先进的生产力。
“天启龙壶”是明朝天启皇帝的木工作品。天启皇帝是万民之父，同时是个好木匠。他皇帝做得不咋样，但他的“天启龙壶”是一绝。在我们“二厂”人的心目中，那是“圆作”之最，应当算是先进生产力吧。
混迹在我家这样的大家庭里，从刨桶子板、上铁箍、剖色（从猪血块里挤出猪血水做红漆），到上光（涂凡士林油，防水），不到半年，马桶的全套活我就学会了。不仅学会了做活计，我还学会了一些奇怪的习惯。既然是习惯，也就不问为什么，照做就是了。
每天下班，我会学着钱师傅的样，抓一把香溜溜的刨花，撒在刚打扫干净的工作台上。钱师傅说：“只有打棺材不留刨花，死人不用干活。”
每天上班，我会学着钱师傅的样，先抓起泡在猪血水里的油漆刷子，在打铁箍用的铁砧子上刷两下，钱师傅说：“开门红，背背水，把坏运气背掉。”
打铁箍的铁匠老师傅张小毛双手插在围裙下，看我在他的铁砧子上背水，弄得个血水四溅，也从来不阻止，偶尔提个要求：要我替他给他乡下的老婆写封信。“二厂”的工匠们都很顾家。其实，“二厂”不过是工匠们按家的模式建的。除了“家”这个模式，他们也找不到其他能用的模式。
家庭也有家庭的烦恼。我们钱师傅有一点烦恼，他是个“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不是我们行帮里的级别，是个新名词。如果“行帮”就是现在的“二厂”，“帮主”当之无愧就是郭厂长。郭厂长训年轻工匠可以毫不留情，就像骂他家小孩，一骂十五分钟。但“车间主任”是个什么角色？很不清楚。插在帮主和各家师傅之间，钱师傅不但要管我们四个徒弟，还得管人家的徒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如果拿钱师傅当车间主任的方式和郭厂长比，就可以看出来他不硬气。每天早上，他叫所有班组里的木匠漆匠都听他对我们四个徒弟提要求。这个仪式的目的和郭厂长骂他家小孩差不多，都是指桑骂槐的管理方式，只不过我家师傅把我们当“正数”数落。
钱师傅说：“你们这些娃儿，都是好娃儿。你们跟了我，我就把话对你们说定了，我们当工人阶级，就一个理想：不能漏！马桶要漏，生活就完了。你们要干一行爱一行，少说废话、少抱怨，把手头的生活做好了。上班不要去买菜包子吃，马及，我们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那架势是：我只管好我家小孩，你们各家师傅看着办吧。
有一天下午，钱师傅破天荒跟人吵了一架，被女油漆工何媛媛骂伤了尊严。何媛媛自称她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有后遗症，若不守规矩、不讲理，谁也不能怪她。她上班时间溜出去买菜包子吃，快下班的时候，钱师傅扣了她一小时工时。何媛媛就气得骂人：
“我不是你徒弟，我不要你管。你钱老头也是个做马桶的，有什么了不起！”
钱师傅说：“你不要人管还得了！我有真理，你没有。”
“你有什么真理？”
“你到‘二厂’是上班的，不是来玩的。”
“我到‘二厂’，是告诉大家，钱老头，明天得子宫癌死了吧！”
钱师傅不否认被一个刚满师的女漆匠骂成这样，非常难为情。大概从那一刻开始，钱师傅就决定这个插在行帮帮主和各家师傅之间的“车间主任”不能当，太跌了他这种老木匠的身份。他很懊恼地对围着看热闹的木匠漆匠们说：“何媛媛骂我‘得子宫癌死’，这也不符合事实。”脸上的神情是一副无奈：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何媛媛还真不是好养的。她骂了钱师傅后，下班了，还示威。坐在工作台前，就不回家。钱师傅检查了三遍火烛安全，要锁车间门了，何媛媛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钱师傅叫我去劝她回家。何媛媛拉过电灯的拉线开关说：“我今天就不回家，钱老头也不准回家。他要一走，我就上吊自杀。”说完她就把那根细线绕在脖子上。
钱师傅唉声叹气，叫我骑自行车到何媛媛师傅家，把她退了休的师傅从家里再拖回来。何媛媛的师傅来了后，劝钱师傅：“你把扣她的那一小时工时还她，从我这个月的退休金上扣一小时钱。大家都好活了吧。也算我徒弟没带好，该罚。”
钱师傅又赶紧安慰人家：“你还是带出过好徒弟的，你徒弟小黄是公认的好工人。我家老二赵箭正明里暗里追求她呢。要能成，你我就是亲家了。”
两家师傅就都满意地笑了。看他们这样处理问题，我能感觉到“二厂”有一种奇怪的德行，如同木匠下班后要在工作台上撒一把刨花的奇怪习惯，大家都不言而喻地接受，叫“家规”。
那天我回到家，在家门口把“子宫癌”的故事告诉了莫妈妈。莫妈妈立刻到我家跟我父母商量：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才算是个好徒弟。讨论结果是：我应该买一个蛋糕，送到钱师傅家，让他消气，蛋糕钱他们付。我照着做了。第二天，钱师傅买了一个更大的蛋糕，送到我家来了。他说，我父母是文化人，比他有水平，他不能受礼不还。
这是我见识的70年代的“家道”。如同水一样有温情、有韧劲，似乎可以永远不变。可它是怎么流到另一条河床上去的呢？
3.资本，你这个奇怪的城池
艺术系大楼前有一个雕塑，是三条飘逸上升的火焰。造型简单，但雕塑呈动态，有灵气。最精神的部分是三朵火焰中间有一朵真火焰，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一直在稳稳地燃烧着。火焰比火把小，比烛光大。雕塑叫“灵感”。“灵感” 雕塑在艺术系大楼前，从70年代燃烧到现在，艺术系也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人才。没有雕塑“灵感”在门前燃烧的艺术系，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儿。到了现在这一代，艺术系的学生和老师突然要示威抗议，反对雕塑“灵感”了。
这就是泰德教授邀请我参加的反对旧习惯的静坐示威。他们的要求是灭掉“灵感”，保护地球。因为“灵感”这么多年烧的是煤气，不但浪费，也不是清洁能源。学生和教授反对的还不光是“灵感”，还有学校一直接受煤炭煤气财团里的两个大资本家的捐款。这样，灭掉“灵感”就有了更深的象征意义：不让煤炭煤气财团的资本影响教育。
灭“灵感”的抗议活动最早是学生发起的，本来这事儿也不必闹到连教授都想要参加示威游行。只是，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灭不灭“灵感”的事儿讨论来讨论去，吵分裂了。一派以习惯和传统为理由，要保“灵感”，一派以保护环境和地球为理由，要灭“灵感”。几个老教授坚决不让灭，说：“艺术有门派。‘灵感’的火焰是我们系的门派招牌。”
一出现分裂，就谁也不让谁，结果系主任辞职了。也不知我们人文学院的院长头脑是怎么转的，他指派了前牙医学院的副院长来当艺术系的临时系主任。这位牙医四十年前就在牙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行医了，刚准备退休。他看着“灵感”的火焰烧了大半辈子，所以他一来就选边站，不让灭“灵感”，还说：“我们修牙还要灵感呢，你们搞艺术的怎么能灭掉灵感？”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位牙医当了艺术系的临时系主任后不久，艺术系就突然团结起来了。年老的和年轻的教授个个还很生气，说出来的气话都一条腔，和泰德教授对我抱怨艺术系时的调子一个样儿：“这次我真生气了，我们只想决定我们自己的艺术灵感问题。难道这事儿还要听他人的？”泰德教授也真的在他们系的教授会议上，对着他们的牙医系主任高声引用了我在马桶厂说的改革名言。泰德教授说：“我们艺术家搞艺术，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艺术的灵魂是创新，不独立、不自由，要灵感有什么用？这下，就连系里最老最保守的“恐龙纪教授”都从保守派转成了“灭灵感”派。全系只剩下一个牙医，以医生对护士的态度坚持着要保“灵感”。
有全体教授支持，学生们当然很高兴，明确提出静坐示威要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地球，从我做起，灭掉“灵感”的长明火焰；停止接受煤业资本家以污染空气为代价挣来的黑钱。
周三，我去参加了艺术系的示威抗议。我去得比较早，学生们才陆陆续续地坐在艺术系的台阶上，面对着在燃烧着煤气的“灵感”雕塑，兴奋地议论着。“灵感”火焰的水泥底座上有黑字写着的70年代的名言：“让世界燃烧吧！”现在，这句名言两边，学生写了两个问题。左边是：“世界上的战火够多啦，还能再烧吗？”右边是：“请问燃烧了50年的煤气能温暖多少穷人的家？”
两个都是好问题！
我看见我的两个女研究生，丽丝和索菲一人扛着一个大垃圾口袋跟在柯大格后面，在“灵感”广场上忙。柯大格用手往地下一指，她们呼啦一下，把两大口袋易拉罐、塑料瓶子、一次性塑料餐具……倒在地下。倒完转身就跑，几分钟后，又一人扛来一大口袋呼啦倒在地下。
我很好奇，走过去问她们在干什么。丽丝说：“我在做您布置的作业呀，柯大格和索菲在帮助我。”我这才注意到，会艺术的柯大格在地下画了两张大草图：一张是澳大利亚的绿色“苍鹭岛和沙滩”，另一张是“渔船和撒网的渔民”。两张都是“金盘录音”带到星际太空的图片。丽丝把一堆易拉罐和塑料餐具倒在苍鹭岛的沙滩上；索菲则手里拿着一个真渔网，把塑料瓶子一个一个塞进网眼里。原图里，渔网里全是活鱼，渔民们拖着渔网满足地笑。
第二个口袋空了，她俩转身又进艺术系去拿，两人的行为艺术好像没有结尾。这时候，泰德教授来了，他满脸得意的笑容，对我说：“还是你这几个搞逻辑的学生有说服力。她们居然能说服我们系的 ‘恐龙纪教授’，让他把他的垃圾箱都贡献出来了。”
艺术系的“恐龙纪教授”是全校著名的怪人，他教烧陶艺术。88岁了，教书也有50多年。一辈子单身。他家就在学校旁边，天天也不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说是夜里也要监视烧陶炉的火候。第二天早晨去上课，蓬头垢面，鞋也不穿，就穿一双长筒白袜子，中间还有一条红线，在阶梯教室里走上走下。讲课时，坚决不用光束教鞭的红光点儿指着大屏幕上的教案要点或图片。用一根他说已经使了80年的钓鱼竿子当教鞭，竿子头上还套着一个他盘陶土时戴的劳动手套，呈五指状，在大屏幕上指指点点。结果，学生把他的白袜子和那根80岁的鱼竿教鞭拍了照片，放到网上去搞笑。我们都看过。
也许他曾经是很好的教授，没人知道他年轻时候是怎么教书的。那时候，现在的学生都还没有生出来。十年前，艺术系的系主任曾经想劝“恐龙纪教授”退休。教书教到70多岁，往讲台上一站，满脸皱纹，眼皮也松下来了，风度没了，口齿不清，魅力就没了。教授没了魅力，靠什么来吸引学生呢？有多少学生会喜欢听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唠叨？就是学生的老爸讲课，怕也是要离得远远的啦。“恐龙纪教授”坚决抵制住了明里暗里各种逼他退休的压力。学校一提醒他可以考虑退休了，他就给学校捐钱。他的艺术品卖得不错，他有钱。他一次又一次捐钱给大学，还设了陶艺奖学金。作为交换，他继续给大学教书。学校权衡再三，这种买卖得大于失。一年又一年，他捐钱，他接着教书。只是“恐龙纪教授”的办公室就是个垃圾箱，哪年哪代的瓶瓶罐罐他都不让扔，最后只剩一条细细的走道从他的沙发通到他的办公桌，进门还得在瓶瓶罐罐上跨来跨去，连清洁工也早就拒绝打扫他的办公室了。
丽丝和索菲扛着第三袋瓶瓶罐罐出来的时候，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她们是怎么说服“恐龙纪教授”的。她们说，她们要把他几十年攒下的易拉罐和塑料垃圾编到艺术里去，创作一幅当代的海洋沙滩的实景，和70年代的“金盘录音”带出星际空间的图片对话。70年代也就是“恐龙纪教授”的年轻时代。她们的作品要和他年轻时的生活方式对话。“恐龙纪教授”一听就同意了，还给了丽丝和索菲几个瓷盘子瓷杯子说：“你们要和过去的日子对话，把这些东西拿去。70年代，我用这种餐具吃饭喝水。什么一次性餐具？浪费资源，我没有吃完饭就扔餐具的习惯。我不扔餐具，可资本主义它还停不下来，我买一次饭就硬给一套塑料餐具。你们拿去作艺术，好歹再用一次。”
丽丝说，她已经想好了，她要把过去和现在放在同一地点的图片输入电脑，编一个虚拟外星人在“苍鹭岛和沙滩”不停地捡塑料垃圾，却无处可扔的动漫短片。这个片子就是外星人给地球文明的“信”，告诉“地球上的东西”：工业文明让环境付出了多少代价！煤炭业要停，塑料业也要停。
索菲说：“资本就是个欲望做的盒子。您不是总说要我们跳出‘盒子’来思考吗？我今天是来帮丽丝的。我的作业还没想好，但是我已经准备好跳出盒子了，我有方法证明您说的贝壳和贝壳的化石是同类，等我设计好了就找您谈。”
艺术系发起的静坐示威证明：艺术家的灵感和有没有那团一直烧着煤气的火焰没有直接关系。示威的高潮是泰德教授指挥他班上的学生唱《地球颂》。学生们穿着深蓝或浅蓝色地球服，有的手里举着正在融化的阿拉斯加冰川图，有的举着被海水淹没的印尼海边村庄的照片……泰德教授站在广场上激情昂扬地指挥，学生们光张嘴，却没有声音：诠释地球在无声地抗议。
原来，从过去走到现代，是有代价的。最不听灵魂话的是人的欲望。要是资本是欲望做的，它就是人性中的一匹黑马，盲目，却浑身是劲。长壮实了，连国王都拉不住它。德行则是一匹白马，目光明亮，目标清楚，但它也拉不住黑马。能拉住黑马缰绳的只能是法律。有缰绳拉着黑马，让黑马顺从良知确定的方向，资本也能成一匹劲马。所以，良知得时时醒着。就像现在，艺术系师生的德行拉不着黑马，就示威游行，等着法律的缰绳发挥威力。
资本，原来是一个奇怪的城池，没进城的人想进去，在城里面的人想出来。我70年代末经历的马桶厂故事，就有点像 “围城”。那个时代，我的家人们还在资本这个城池之外的边缘。参加了艺术系的示威，我发现：如果把时间距离从我这个故事里抽掉，城里人和城外人是可以好好对话的。大家想要过好生活的目的相似，却从两个相反的方向面对着资本这座奇怪的城池发声。如果人换着模式对付相似的生存问题，看过今天艺术系年轻人用行动努力讲述他们的年轻故事，再回想我和我的家人们在70年代一心想改革、发展的故事，似乎有可能发现一个角度，把打开“金盘录音”的作业往细节上做，即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角度来观察和讲述人性。
那个时代，我们四个徒弟谁也没见过资本主义，只听说它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下面，轮到我讲我们年轻时的故事了：
有一天，我去得比较早，因为天气很热了，有一大盆比豆腐还大的猪血块儿从肉联厂送来，堆在张小毛的铁箍房里等着处理。我们漆马桶用的红色漆是用猪血做的，不是化学原料，是自然原料。为什么用猪血？大概也是鲁班发明的。钱师傅说：“猪血有扒劲。”什么叫“扒劲”？没有定义。大概就是牛皮糖的那种劲吧。只是猪血放不长，会生蛆。张小毛的铁匠房一面无墙，空着，叫“门”。其他三面没有窗户，到处是漏洞，就没准备挡苍蝇虫子。我要不赶快把血水挤出来剖成色，当红颜料盖起来待用，一会儿苍蝇叮过了，马上就生蛆。钱师傅不介意生蛆，生不生蛆，猪血水挤出来都一样是红色。可挤生蛆的猪血块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就只能闭着眼睛，假装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想猪血块儿一到就挤出来，回避那种闭着眼睛对着蛆干活的不愉快。
那天，我挤完猪血，离上班还有二十分钟。张小毛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叫我替他写信。他说：“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我就写了：
大牛妈：现在到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儿子大牛在家闹事，你就说是我说的，我们“二厂”有郭厂长做主，他家儿子动不动还要挨骂。你大牛闹什么闹？就是挨骂少了。我们大牛精神有病，你赶快给他找一个少一只胳膊断一条腿的媳妇，能在咱家刚刚包产到的地里帮你种种菜就行。那个马垫村来相亲的姑娘也有精神病，她和媒人再来，请她们吃顿饭，好言把她退掉。人，坚决不能娶。两个都头脑不清，什么形势到了他们俩手上，还不坏掉？……
钱师傅来了，看我已经把猪血处理好了，很高兴，说他要把车间主任传给我当。然后就说要到食堂去谈点事儿。他高声对我们四个徒弟说：“你们这些娃儿都是好娃儿，你们要把‘不能漏’作为理想。要干一行爱一行。各自先做手上的生活，把生活做好了，生产力就上了一层楼。”
钱师傅刚走，赵箭就一本正经地说：“师傅到食堂去干什么？可别叫食堂做猪血给我们吃。”
我知道，新节目开始了。我那两个“落草的凤凰不如鸡”的师兄要嘲笑自己的行当了。赵箭人高马大，两只手分别提两只没上油漆的马桶，像提着四个大蘑菇。他一边走一边说：“当不当木匠又不是我的选择，是街道办事处分派给我的工作。木匠活是我的生存技能，要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不到的。除了我们师傅，谁能爱马桶这一行？你爱给我看看？”
三师兄胡国良赶紧凑上去说：“所有的行当中，马桶是最落后的行当。我们当爹都没有儿子要。儿子要当官的爹，不要做马桶的爹。”
二师兄赵箭就怪笑，说：“同意，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工人阶级’。不知是上面哪一个区长的主意，把一群木匠、铁匠、漆匠招来，聚在一起干活，立马就破茧成蝶，形成了‘工人阶级’。我们要是叫‘工人阶级’，我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把猪血盆炸掉。看看，我们漂漂亮亮的师妹，一早就把自己弄得这么臭，我们用的是什么工业原料？是人家杀猪的下脚料。”
我就也插进来：“不要嘲笑马桶。现在买马桶，还要凭结婚证呢。城南那边的习俗是里面装上一桶红鸡蛋，我们做的红马桶必须跟着姑娘一起出嫁，当嫁妆！”
“对对对！”赵箭说，“马桶就这个功能好，有生育能力。你们就想象吧：到了夜晚，洞房花烛夜，新娘子把一副‘小鼻腚’一提起，一桶的红鸡蛋，个个是多子多孙的小红脸儿。这情节，比在公寓楼里用的抽水马桶有情趣吧。抽水马桶那玩意儿，就是一个功能为接屎的瓷盆儿，没有生育功能。用我们师妹的话说，抽水马桶就是再方便，没有‘小鼻腚’，就不会有一个人敢说抽水马桶它模样活泼。”
大家一齐笑。师傅一不在，说说怪话调笑马桶，简单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大师兄吴正泰突然说：“停，师傅回来了。”
二师兄赵箭立马一转语调：“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上了月球。宇航员往地球上一看，看到万家灯火，他说，我打一个谜叫你们地上的人猜：远看红彤彤，近看一灯笼，藏在暗室内，众人好出恭。”
钱师傅听到了，认真地问：“真的假的？”
大师兄说：“师傅，打个谜是假的，人到哪个星球都要拉屎是真的。他们刚才还在谈给媳妇做马桶当陪嫁的事儿。”
尊重代沟是我们不言而喻的事。钱师傅吃了一辈子“方作”“圆作”的饭，听不得年轻人对木匠活儿出言不逊。同时，我也很理解我的这些师兄，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都已经能上月球行走了，我们还在按着几千年不变的工序做马桶。当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下第一步时，他对地球上的人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跃进。”这话儿我们这些“二厂”的年轻人就是听到了，也没有谁敢把那“人类的一大步跃进”当作是与我们有关的一跃。我们的梦想不过是得到一个让我们能试着在“二厂”跳跃一下的机会。
“不能漏”作为理想，是很形而下的，飞不起来。只是因为有木匠行当的规矩在，我没敢想过要公开怀疑钱师傅把“不能漏”定作我们理想的合理性。和艺术家差不多，我们木匠的心都不大。到我们四个徒弟这一代，我们的理想只比“不能漏”大一点点。我们就想把木头马桶改革成塑料马桶，至少可以把“挤猪血”这道臭工序给废掉。“不能漏”的原则坚决不变，只是让中国的马桶业稍微工业化一点，我们愿意把聪明才智全贡献给改革马桶。但是我们都是徒弟，只能说说，没权力做主。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铁匠张小毛把两手抄在围裙下，一声不响走到钱师傅的工作台跟前站着。钱师傅说：“怎么啦？要借钱寄回家？”张小毛摇摇头：“骂人了。前面木工骂人了。骂你。”
钱师傅一笑：“那是王明路线。他们没有信仰，我们不理它。”
张小毛就转向我们四个：“你们识字人，还不去看看，大字都写上墙了。”
我们四个就跳到前面堆木料的场地上，见场地边的白墙上贴了一行大字：“钱家和，你有资本主义尾巴！”署名是“杨家将”。
原来，我家钱师傅在家给乡下的老丈人打棺材，预备着老丈人身后用。本来也没人知道，就是有人知道，也没人会把棺材和尾巴搅一起。方活，圆活，钱师傅都是一把好手。他心情好的时候，还说过有空教我怎么打棺材。
棺材是一个奇怪的作品，它肯定属于“不能漏”之列。我们说“一口棺材”，“口”封闭不漏，但它的形状却可以一头圆一头方。那时候，我见过他们几个老木匠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口棺材，他们的神情就跟我们年轻人说起“阿波罗11号”一样。钱师傅打棺材的自豪来自他对鲁班有信仰，跟科学家造宇宙飞船时对牛顿的信仰有一比。信仰就像诗和爱，你还真不能用“好”和“坏”来判断。有她的人可以荒唐可笑，没她的人则活得不知所措。钱师傅说：“杨师傅信仰不坚强。”
那天因为钱师傅早上来上班时看见木匠杨殿帮把食堂的淘米水和剩菜装进从家里带来的大水桶里，准备下班后带回乡下去给媳妇喂乳猪。钱师傅不同意，给食堂提了意见。钱师傅认为我们厂食堂应该自己养头猪，到年底了工人们可以打牙祭。这本是一个为集体的建议，很君子呀。
但是，杨师傅不高兴了。他对他的徒弟说：“从有牙行的时候起，木匠的规矩就是我让你活，你让我活。淘米水和剩菜从来就是我老杨拿，郭厂长都没说话，他老钱管过分了。”于是，钱家和在家打棺材的事就被杨师傅揭发出来了。接着，杨家的三个徒弟就写了大字贴上了白墙，说我家师傅打的棺材是“尾巴”，要割掉。
我们四个钱家的徒弟跑到前面一看，当然不能忍下这口气。于是，两家徒弟就对吵起来，也不知是真吵还是起哄，双方徒弟都嚷着要割对方师傅的“资本主义尾巴”。杨殿帮要带到乡下喂乳猪的淘米水和剩菜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我们这些徒弟谁也没见过资本主义，它的尾巴长什么样都是我们想象力的作品。
我在钱家的徒弟中最有逻辑天分。我问杨家徒弟：“钱师傅是给老丈人打棺材还是打棺材卖钱？”杨家徒弟说：“谁不知道是给他老丈人打棺材？”我又问：“杨师傅媳妇养的猪卖不卖钱？”杨家徒弟说：“卖呀。乡下人换点油盐钱就靠卖头猪，怎么啦？”我就下了结论：“钱，就是资本。不换成钱的东西，跟资本无关。”于是，钱家的徒弟都说：“你家杨师傅家的猪，是为卖钱。杨师傅才有资本主义尾巴！”
我们那一架吵得，跟两个作坊的徒弟械斗也差不多。不为搞清什么是对错，就是为了显示对自家门户的忠心，不能示弱，乱吵一通。我退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根本看不懂“棺材”和“淘米水”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不用抬头，我就能看见眼前不是氏族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们师傅也不是工人阶级，就是木匠。“二厂”的工人就是农村来的小手工业工匠。也许，那时候全中国的工人都是农民出身的工匠。
我们在前面吵翻天，回来见钱师傅埋头干活，没有表情。他们过去在牙行做事，行帮与行帮之间械斗，都是为了显出对主师爷的信仰，就跟乡下两个村子械斗一样，常事。对我们跳出去替他吵架，他不批评，也不鼓励，师道尊严还是有的。但是我能感觉到：让徒弟为他械斗，对他的心理影响是让他有说不出口的憋屈。
第二天，钱师傅就做了决定，不当车间主任了。“车间主任”在我们木匠行帮里是一个现代名词，不如“师爷”“行长”“帮主”地位明确或有威权。钱师傅要当这个号令不灵的虚官干什么？他不根据逻辑，也不根据形势。钱师傅有太多过去的经验，一个事件出来，他那过去的经验给他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一下子全冒出来。不靠理论，不靠数据，甚至不靠概率，就凭他是钱家和，他就能立马抓到一个最佳解释，做出一个最符合将来的决定。最佳解释是：何媛媛骂人，杨家将割他的“尾巴”，是他们没有真理。最符合将来的决定是：让他一个六十多岁且技艺炉火纯青的老木匠去对付“资本主义尾巴”“菜包子”“子宫癌”“上吊自杀”这类事情，不符合木匠行当的习俗规矩，太跌份。为了将来，钱师傅让我接替他的车间主任。
要我当车间主任，不是因为我木匠资历到了，是因为我会读报纸。钱师傅说：“你这娃儿长得好看，会读报，读报声音像唱秧歌一样，比他们几个都好听。你就听我的，车间主任你就当吧，工人阶级就喜欢看好看的，听好听的。”
钱师傅的决定一宣布，二师兄赵箭就拉着大师兄吴正泰走到何媛媛的工作台前，用猪血刷子在她台子上刷了两下，说：“你得过脑膜炎？我家大师兄就站在这里，他还得过精神分裂症呢！”小师兄胡国良就在他俩后面上蹿下跳：“精神病打人不犯法。大师兄上！看谁更邪！”
赵箭又对车间所有工匠高声宣布：“在这个腌臜地盘上，我们当师兄的就先小人后君子啦。不给个下马威，连我师傅都敢欺侮的人，还不把我们师妹给欺侮死了？”
接着，大师兄吴正泰又把我拉进张小毛的铁箍房，说张师傅有话对我说。铁匠张小毛搓着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二厂’就像许多木板强硬箍在一起的马桶。” 吴正泰使劲把我摇了几下：“你听见了吧？这太形象啦。从我们职业马桶工的角度讲，上箍是最艺术的统治术，是车间主任的活儿。紧了上不去，松了掉下来。劲使大了，板子箍不圆；劲使小了，马桶立马就漏。”
小师兄胡国良连夜加班，给我精心做了一把檀香木的木摧箍，漆成金黄色。摧箍的功能是当箍马桶的铁箍松了或掉下来时，再用摧箍把它们紧下去。小师兄交给我的时候，像交给我一把用天外陨铁打出的残虹宝剑。他说：“以后，走到哪儿你都带着这把木摧箍。人多人杂的地方都像许多木板强硬箍在一起的马桶。‘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二厂”呀“二厂”，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我推开了一扇窗，让我去读历史和人性。我看到箍得太紧，人就变成豪猪，你刺我，我刺你。箍一松，就四分五裂，合久必分。一个老文化长了几千年，好能好到极致，坏也坏到极致。以奇怪的方式好，以奇怪的方式坏。
我因为会读报，会挤猪血配红漆，会刨板子，会上箍，并且做事符合事实，当上了车间主任，突然觉得有了权力。迄今为止，车间主任是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我当了车间主任之后不久，郭厂长和老窦从区里回来，向全厂工匠传达了一些他们自己也解释不了的新词，譬如现代化、市场经济、尊重知识、教育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些被“二厂帮主”和人保干事认可的新词儿，把我弄得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一心想游出水底世界，追上新时代。我背后有三个年轻仗义的师兄和一个技术炉火纯青的老师傅。我的眼睛只看见两种存在：朋友和蓝天。朋友是我的世界，蓝天也是我的世界。朋友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蓝天的尽头还是蓝天。年轻的你、我、他，全是蒲公英的种子，一阵好风吹到哪个角落都能长，只要有一点土，就认认真真地开花，能开得漫如星云、絮飞九天。在我的任期，这点土有了。我想象：等我们改革马桶的旅程走完了，风消云散，蓝天上将留下我们的故事。
应该说，我们的年轻故事，和所有年轻人的差不多，是爱情做的。不只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种爱情，更是爱变革、爱希望的热情。混在一起，那情感模模糊糊，方向不明，却边界纯正。我和我的师兄们决定：坚决走改革道路，解放生产力，让马桶工业现代化。我们有一肚子窈兮冥兮的宇宙张力，恨不能立马就把几千年的拉屎习惯给改了。
可是，那时候改革似乎是天下最难的事儿。生产力如何能被解放，似乎是在重复历史上搞洋务运动那拨人的梦想。然而，年轻就是力量！我以车间主任的声音对全车间的工匠宣布：“马桶厂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木匠和漆匠有的在打情骂俏，有的在吃菜包子，只有我那三个师兄在听我说话，大师兄还鼓了掌。
在一个二月的周末，我们四人决定到东郊的紫云河畔野餐，讨论我们的改革梦。紫云河进入长江之前，在东郊流出一条长长的河湾。我们带了一些烧饼、油条和菜包子，在河湾中间的草地上坐下，河里的冰还没化完，河湾两岸已经斗胆开出了几朵蒲公英。这些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像几个棒棒糖一样，东一朵西一朵，插在还没全绿的河堤上，让这条河湾成了一篇甜甜的散文，文字功底很好﹐简洁明快﹐变化活泼。
我们坐在草地上，高高兴兴地吃菜包子，讨论马桶。我们一致同意：马桶有一个地方可以和科学相通，就是“不能漏”。赵箭说：“师妹，钱师傅把‘不能漏’叫作理想，你回去问问你家对门的数学家，看他同不同意数学也以‘不能漏’当理想？”
胡国良说：“塑料就不漏，我们应该改做塑料马桶。”
吴正泰说：“不谈马桶了，看看这风景，我们应该像古人那样写诗接龙，每人来几句，要接得好，不能漏。”
我立即说：“天好的时候﹐这个河湾就是镜子﹐再多再亮的蓝色它都能抱在臂弯里，年轻得像蓝天白云。”赵箭说：“下雪的时候﹐它就入禅﹐一张柔软温和的白宣纸，带着毛边轻轻地铺到河湾两岸。”胡国良说：“那几棵大树掉光叶子只剩灵魂，它们要是再不开叶子，就要被我们粗粗几笔画到宣纸上了。”吴正泰说：“树根处还有一个个黑圈﹐眼睛一般，安静得叫人目瞪口呆。看，禅意从河湾中间瘦成一条空灵的细水流向时间和空间。”
这时刻，世界是非常好的，虽然世界自己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很为我们能够说出这么美的句子高兴。吴正泰说：“《红楼梦》里的年轻人，也就我们这个岁数，他们结诗社。”我就说：“那我们也结。结一个‘鼻腚诗社’。”吴正泰一脸惊愕地看着我，脸上的神情呈鲁班状，额头继承了李白，思维是他自己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他说：“你不严肃。”
我说：“我怎么不严肃啦？谁知道呢？李白除了会喝酒，说不定也会做马桶；鲁班除了会做木匠活，说不定也写诗。”
在欲望不大、物质简易的时代，能有写诗的情趣，大概和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幸福差不多。谁能说古代的鲁班“挥手雕众神”不是在写诗？那时，我还看不懂什么叫文化深厚，现在懂了。其实，文化深厚不是只有一块地，可以生出李白，而是天下每一块地里都有木匠、农民、放牛娃在写诗，写着写着，其中一个人就成了李白。在这块文化沃土上生活，怎么看，我那大师兄脸上的神情都是平仄有韵，却也不张不扬。木匠的气质不是用声音表达，是用他耳朵上一天到晚夹着的那一支粗铅笔表达。在那种时刻，他要说哪天娶我，我就嫁给他了。
另外两个师兄都说“鼻腚诗社” 好，是好名字，有“二厂”特色。
这叫水到渠成，我们改革的第一步有了。“二厂”领导动不动就鼓励工匠们要写点诗，参加区里组织的赛诗会，诗似乎有填补其他物欲的功能。我们结个诗社，就像搞个宣传组一样，没人会不同意。郭厂长、钱师傅都不会反对。我们诗社的密码叫“不能漏”，我们诗社活动，就讨论改革马桶。有人要问，我们就说我们诗社专门讨论“不能漏”的技术问题。
这个方案让我们兴奋极了，我们所有的改革活动都在诗社的名义下进行！先干地下工作，我们要画出塑料马桶的工艺蓝图，计算出工序成本，再订培训计划。等有细节了，再跟厂领导谈改革方案。
这天，“鼻腚诗社”成立。要用塑料做马桶，是我们的第一首改革诗。
为了改做塑料马桶，小师兄胡国良要我批他三天事假，不拿工资，让他到上海塑料厂去学习。胡国良回来后，兴奋不已，开口闭口跟人谈“塑料”，又轻又便宜又不漏！能做盆，能做碗，能做各种方木器具，为什么不能做马桶？
在70年代末，我们谁也没想到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会有这么一天，胡国良的上海故事里，美若金铂的“塑料”，也能被“资本”喂着喂着长成“害虫”。危害沙滩，危害海洋。
赵箭立马认认真真地设计塑料马桶的蓝图，还计算来计算去，怎样的弧形不失马桶的传统美，又能防止秽水乱溅。蓝图画完后，我还拿回去叫数学家莫伯伯检查精确度。莫伯伯看了，说：“你那个师兄应该去学造人造卫星。”
其他工匠不知道我们在折腾什么，那几个“杨家将”动不动还嘲笑我们：“马桶厂连个复员军人都没有，就你们几个有病，还想当科学家？”这样的话听多了，我们就又想跳出去吵架。怎么啦？现在谈现代化，谈科技是生产力，谈资本积累不再是错事了，我们有土壤。
吴正泰阻止我们去吵架，他打开了他的日记本，给我们看他在书上抄的名言：“在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亚历桑德罗·佐渡洛夫斯基。”
这句名言让我们开心：改革马桶原来是飞翔！
可惜，几个月后，当我们“鼻腚诗社”把我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设计的马桶改革方案交出来，跟郭厂长谈改革计划的时候，郭厂长真把我们的“塑料马桶”当作诗了。他哈哈一笑，两句话就把我们这个比“不能漏”稍微高一点点的理想给否定了。郭厂长说：“你们以为塑料马桶好呀？那玩意儿，马桶盖子盖起来是一点不臭，盖子一打开，臭得能把你们家房顶都冲掉！”
原来木头马桶如此高明：不能漏，却不影响臭气自己慢慢溜出去！
我们知道改革不容易，就按既定方案跟他讨价还价。我们退了一步：从做塑料马桶降到只改做塑料马桶盖。这样，可以留住木头马桶慢慢出臭气的功能。郭厂长就开始骂他家小孩：“衣服穿得不错，帽子戴个歪的，一脸不正经。”骂完他家小孩子，撂下一句实实在在的木匠话儿，让我们哑口无言。郭厂长说：“人家写诗，你们也写诗。好，你们编个社戏让大家乐乐就行了。改做塑料马桶，没板子刨了，你们要我这一厂子的木匠喝西北风饿死呀？你们‘鼻腚诗社’能付得起这个代价，还是你们父母能付得起？等你们家师傅也没生活做了，你们几个就是败家子，还能活吗？”
改革有代价，谁付这个代价？要塑料马桶，还是要师傅失业，这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郭厂长把我们的“塑料马桶”当笑话说，窦德喜就变本加厉，在传达区里指示的时候，不但嘲笑我们的“塑料马桶梦”，还连带“抽水马桶”一起嘲笑。他一脸讨好地宣布：“世界上的马桶只有我们‘二厂’的‘圆作’是正宗。”老窦手拿一张报纸，给工匠们读几句，解释几句。读到 “‘四人帮’一行人上了火车，后面车水马龙跟着一群人……”这句，他非常肯定地解释：“‘四人帮’坐火车要带着抽水马桶。‘车水马龙’就是抽水马桶，他们要带四个才行。”
吴正泰就站起来纠正老窦：“‘车水马龙’的意思不是抽水马桶。”老窦突然发起火来，放下报纸，举起一个茶杯，大叫道：“嘿嘿，这个茶杯真有两下子哩，我看这个茶杯还真有两下子哩！要不怎么就裂了一条缝？我说出实质，就是‘它’从内心里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你们几个想搞‘塑料马桶’搞不成了吧？你们就这也不满那也不满。把‘二厂’一把火烧了，你撒一泡尿能救得了吗？吴正泰，不要以为你出师了，这个茶杯是你打坏的，我扣你一天工时。你就……”
大师兄吴正泰一句话不说，站起来走到老窦跟前，对他的肉脸就是一拳。这下，我也亲眼看到吴正泰打人了。在一个以“不能漏”为理想的行当里，老窦说了那么一段全是漏洞的推论，不打还停不住。打，是保卫“不能漏”。
至此，我们马桶改革彻底失败。
连马桶都改不动，改革也太不容易了。我只能说：“习惯像水，打破了，又会还原得天衣无缝，不由好坏决定。”
好在我们失败没多久，高考恢复了。高考是与马桶无关的事儿，和上班买菜包子吃性质也不同，跟到区里去开个赛诗会差不多。郭厂长同意我们前一天正常做马桶，第二天去参加高考，考完最后一场后，老老实实回厂干活。
人人都说1977年高考难，录取率很低，但对我们“鼻腚诗社”的诗人来说，高考比我们改造马桶还容易。高考是显本事，是一个人的能耐，改造马桶却不是我们有没有能耐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运气或机遇得到恩准的问题。我、赵箭、胡国良一个接一个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吴正泰没考，马桶依然容颜依旧。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个到了区里，我跳上自行车就往区里跑。吴正泰拉着我的自行车后车架说：“你保证，你一定要保证慢慢骑。”钱师傅笑得脸像朵花，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说：“你这娃儿，不要莽。”
我学了哲学。赵箭上了科技大，真去学人造卫星了。胡国良学了工用民用建筑，叫“工民建”。
钱师傅四个徒弟三个上了大学，他高兴地走前走后唱小曲子，动不动戴上老花眼镜，拿起报纸看，然后说一句：“‘台风一号’明天登陆。”他为他的徒弟们懂诗，懂宇宙，能考上大学骄傲。他说：“现在报上说要尊重人才，台风来了，你们这些娃儿脑子灵活，桶子不要放到风口，让风一吹，要掉箍。”
赵箭不顾他家的反对，立刻和小黄订了婚，并说坚决不当陈世美（一个当了官就把老婆休了的坏家伙）。然后赵箭就天天跟我们谈宇航员登上月球，如果依然要吃从地球带去的人间烟火，粪便怎么处理？总不能就留在月球上吧？月球上没有大气层，空气不流动。月亮上没风，臭气怎么出去？宇航员踩出的脚印多少年都不会消失，屎留在月亮上多少年不消失，那不恶心地球上的人民吗？他要我们给他出主意。他说：“上了大学后，就找不到马桶专家了。”说着，他还很情绪化，在“鼻腚诗社”里宣称：“等到哪天我真造出了人造卫星，我倒要回来看看郭厂长让不让我动他的马桶。”
如果赵箭是物理学家中真关心拉屎问题的科学家，我就是哲学家中真关心拉屎问题的思想家。我也在“鼻腚诗社”里提出了问题：马桶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影响。 一研究，还真不小，马桶竟作为武器上过战场。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中，清朝老将军杨芳在广东迎敌，他下令士兵们四处征集装满粪便的马桶，排在竹筏上，冲着英国军舰直泼过去，说这叫“阴门阵”，以邪制邪，用污秽对抗英国军舰，晦气死敌人。
胡国良的评论是：“中国还是落后呀。如果老将军杨芳能用上塑料马桶，那效果肯定更好。一塑料马桶粪便泼过去，能让他驾驶室的房顶都给臭气冲飞掉，不臭死几个英国兵才怪哩。”
我们三个人在“二厂”干活干到去大学报到前两天，叫“站好最后一班岗”。胡国良从厂前跳到厂后，逢人就说：“我们没病吧？飞翔不是一种病。”吴正泰则把古诗“念天地之悠悠”写在墙报上。
我们在“二厂”的最后一天一直下大雨。何媛媛一边漆马桶盖一边说钱师傅小心眼，张小毛小气鬼。小黄叫她不要说人家坏话，因为外面在打雷，这不是个该打雷的季节。小黄说：“雷电能按大仙的意思打死人，大仙厉害着哩。”何媛媛就戛然而止，脸一转说：“我知道，我知道，大仙还分‘公大仙’‘母大仙’‘小大仙’‘大大仙’。”小黄说：“谁得罪了一个大仙，大仙一家老小会统统出来报复，谁也打不过大仙。”
我问小黄：“你也信大仙？”小黄点点头说：“信。天在头上，人是打不过大仙的。”赵箭说：“我就打得过大仙。不信，你找个大仙来，我当面打给你看。”我就把头低到马桶里笑。
这段对话，我记在日记里了。那是我在“二厂”的最后一篇日记。我还加了一句：赵箭去学人造卫星了，小黄还信大仙。科学和迷信在一个屋檐下，将来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呢？
4. 诗人会议
哪朝哪代的日子都是会变的，包括人拉屎的方式和艺术系前面的“灵感”火焰，都会变。艺术系师生发起的静坐示威进行了三天后，学校教授议会投票，绝大多数票同意灭掉燃烧了几十年的“灵感”火焰。几天后，学校董事会接受教授议会的决议，校长签字批准把“灵感”的火焰给灭掉。
广场上的学生、老师欢天喜地，抗议示威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第二个目的是：不同意学校接收生产污染能源资本家的捐款。这个目的还没达到，下面要动员全校师生投票，继续给董事会施加压力。
在抗议示威结束后，艺术系的牙医系主任退休回家，泰德教授当选为下任系主任。在学校水暖工来灭“灵感”的时刻，“恐龙纪教授”穿着他那带红杠子的白袜子，拿着一个70年代出产的录像机，从他那干净宽敞了许多的办公室里冲出来，要录下灭掉“灵感”火焰的全过程，还要录“灵感”广场上学生用他的垃圾做的被污染伤害的沙滩图和被塑料瓶子侵略的鱼群图。学生已经看惯了他的白袜子，没笑他。但有学生笑他的录像机太老了，告诉他：“用手机录像要方便得多，拍完就可以放网上去。”
“恐龙纪教授”哈哈笑：“你们这些年轻学生不是会玩AI吗？你们问问AI，你们今天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
站在“恐龙纪教授”旁边的，正好是我的女研究生索菲。索菲笑着说：“我来问，我现在就问。”说着，她就把“我们今天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这个问题输进她手机上的AI系统了。AI立刻给出答案：“哦，这不容易。从我们爷爷开始，大家不停地示威，抗议，被捕，坐牢，再游行，再要求变革……我们相信团结、爱情和进步。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跳着迪斯科，就跳出了旧的时代。”
学生们都笑。“恐龙纪教授”说：“怎么样，知道了吧？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勇敢，会抗议示威，会要求改革。你们以为你们有民主制就不会出错啦？错。希特勒还是民主选上的呢。民主要胜利，在投票前，需要一大群有能力认识世界上有对和错、有美和丑的正常人。你们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正常人。”
灭了“灵感”之后，索菲说，她也把她的外星人作业设计好了。她说：“您这个作业，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把一维性的时间抽掉，让过去、现在、将来在一个平面上对话。您要我们跳出‘今日世界’的盒子去看地球人的人性和历史。我想了很久，既然您允许我们假设所有的故事都在一个平面上发生，那外星人收到‘金盘录音’后，他就立刻召集各方人士开一个会不就得了。我的信是外星人写的开会邀请。请70年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代人，还有外星人聚在一起开一个网络会议。让‘贝壳和贝壳化石’在一起讨论我们经历过的‘习惯与改革’，那多有意思呀！”
我不得不承认索菲的作业设计挺聪明的。她想除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选“习惯与改革”这个角度来观察人性和历史，这很符合作业要求。但是，我还是故意提醒了她一句：“行，但是别开那种浪费时间的长会议，你的平面空间上没有多少时间。”
下面就看索菲如何发邀请了。一天后，我收到了索菲的邀请信。发信人是“行星X”上的“外星人索菲”。“外星人索菲”破译了“金盘录音”的唱片封面上，70年代的地球科学家用简图和二进制数学给外星人写下的打开这枚“时间胶囊”的逻辑步骤指南，然后也按照同样的逻辑，用简图和二进制数学语言给地球文明写了一封开会邀请。我不知道“外星人索菲”给其他人的信是怎么写的。等我把她的二进制逻辑密码打开，她给我的信可以翻译成这样：
美丽的地球上的生命（你们一定不喜欢我称你们为“东西”），谢谢你们的和平祝福。我是“行星X”上的学生索菲。我知道我们“行星X”在你们太阳系的边缘影响着你们星系天王星的轨道，却让你们看不见我们。但是，我的导师却收到了你们的“旅行者1号”送来的“金盘录音”。我的导师给了我一个家庭作业：邀请你们开会。
从我的“行星X”上看你们的蓝色行星，我观察到：你们用你们星球的旋转来衡量地球上的时间和你们历史的存在，那不是我们“行星X”的习惯，我们用“诗”表达超越时间。从我们的角度看，你们的时间不但会弯曲、旋转，还循环。就像星际尘埃一样，从无限宇宙的手指缝间溜走。
你们给我们的55个和平祝福证明，你们都认识到了：“竞争是丛林法则，合作是文明法则。”我真诚邀请您点击我设的 “诗人X笔会”简图，到我这个没有时间的平台上开一个笔会，讨论“习惯与改革”这个主题。您的参与是无记名的。又因为“诗人X笔会”平台上没有时间，请您只说一句话。
最后，您可以把我的邀请转给您在70年代的团队，就是那些与给我们送来“金盘录音”同时代的普通人。我很想认识他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回音能被给我们送信的那代人收到。另外，我必须和他们交谈，才能完成我导师给我的家庭作业。谢谢。
致以来自“行星X”的祝福！
“行星X” 上的索菲
这个聪敏的索菲转了一圈，把她的作业交给我做了。
我70年代的团队当然就是“不能漏”团队，他们依然是我的家人。只是大家都忙，平时没事也没多少联系。每年电话问候一次，互报平安，开口闭口还是师兄师妹相称。我家钱师傅早过世了，我们刚上大学的头两年还拉着大师兄，四个人一起带着个大蛋糕去给师傅拜年。钱师傅死于“二厂”毁灭之前，他以一个骄傲的木匠过了一生。死后，是躺在自己打的棺材里，带着他的“尾巴”埋进了乡下的祖坟。他的那口棺材只用榫头，不用铁钉。按理，他的棺材应该我打，但他没来得及教我，我就从形而下跳到了形而上。用木匠行帮的话说：我是他的关门徒弟。按我们行帮的习惯，关门徒弟有责任给师傅打棺材。不能给师傅打口棺材，是我的大不孝，估计打棺材这手艺在我这一代已成绝活了，我是肯定没有本事打出马王堆汉墓里那样高超的棺材的。
大师兄吴正泰死于“二厂”毁灭后，是自杀。他的故事，一说起来，小师兄胡国良就要自谴自责。我们这一代，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实行者。我学的是哲学，对马桶没有直接威胁。赵箭学的是造人造卫星，对马桶也没有直接威胁。但胡国良学的是“工民建”，当人们终于接受了“让市场来决定经济”，生产多少马桶不再由帮主或郭厂长决定了，而由市场需求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这时胡国良的黄金时代就开始了。他建了一栋又一栋公寓楼，每一间公寓都有抽水马桶。建到第十栋公寓楼的时候，胡国良还很自豪，声称：他跳过了塑料马桶梦，直接就放手造起抽水马桶来。当年我们四个人都无法撼动的猪血盆、板子和铁箍工艺，不到十来年就被市场上那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推到角落去了。胡国良设计公寓楼、建造公寓楼，一个人热情洋溢忙得很欢，干着干着，就改变了中国马桶史。
胡国良对马桶厂的内疚是从大师兄吴正泰的死开始的。那时，帮主郭厂长退休。“二厂”在资本的游戏中挣扎了一段时间由窦德喜私人承包了。其实，行帮制度不需要自由经济和民主，就需要一个好帮主，就像皇帝制度就需要一个好皇帝一样。可惜老窦不是个好帮主，他是管人的，不是正经干木匠活的，他也不会好好当民营企业家去玩资本游戏。在老窦的年代，行帮的家规废掉了，承包“二厂”的老窦手里拿着权和钱，既没有帮规管着，也没有法律的缰绳拉着，权和钱一结合，什么腐败都可能发生。
老窦敢干以前郭厂长想都不敢想的事，叫作“交换”。他批板子给死了丈夫的女工打棺材，他许诺给某个女工升到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他批准某个漂亮的女学徒不到年龄就结婚……这些都成了利益交换，女人都得先跟他上床。本来时时看帮主眼色行事的老窦，一转身成了“二厂”的皇帝了。受了欺负的女工匠先前还不敢讲，后来，有几个到吴正泰这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吴正泰是唯一打过老窦的人，他有保护女人的天性。但是，还没等吴正泰来得及做点什么伸张正义的事，他就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被老窦解雇了。好在接下来没多久，老窦又被他老婆在床上抓了个正着，他老婆一气之下揭发了他。老窦进了监狱，据说在监狱里当了个犯人小组长。
“二厂”眼看着就没了，一座电讯大楼在“二厂”的厂址上平地而起。
吴正泰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单身一人，丢了木匠手艺，去自由市场帮人卖旅游鞋，他自始至终没说过要娶我。他只说过：“你这人确实好。”他也从来没说过“落草的凤凰不如鸡”之类的牢骚话。但他在那段时间，的确经常跟我们三个抱怨：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想的事儿和我们成立“鼻腚诗社”的时候想的大不一样了。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脑袋在重要的大是非的问题上，是一个空白。因为他们压力太大，只能想找工作和结婚买房子。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在70年代居然可以把“不能漏”当作理想，还活得很有目的。他们的理想是爱情，而爱情就是上床。上床需要房子，而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床，就是人性解放、自由胜利。胡国良，你就造公寓楼吧！
当时，胡国良回答说：“大师兄，那古诗是怎么说的？‘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咱们到了懂郭厂长为什么一开会就先骂他家小孩子的年龄了。如果现在年轻人脑袋里有一个空白，那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错。我们给了他们一个错觉，只要好好学习，一切都不用他们操心。是我们这代人，不停地用物质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
但是，再后来，吴正泰就自杀了。像李白那样，去追水中的月亮，死了。他的死让我和赵箭认真讨论了一次“时间是美学意义上的假设，还是物理意义上的假设”。我们一致同意：有死在，生命也很美。有生命在，死也很美。只是人们太忙，没时间停一下看看。叶子在最美的时候落下来，是建构生和死之间的桥梁。把每个美的瞬间放大，一秒物理时间，可以是一片海洋的美学时间。两个菜包子也能有无限好的生活味，那些落下的叶子不过是一群尖起来的嘴，一个吻，把生死用“美”飘飘逸逸地连起来了。吴正泰是不能容忍“丑”的好木匠。
胡国良却不加入我们“生死与美丑”的讨论，而是不停地自责。他认为：这是他的公寓楼群和抽水马桶断了吴正泰和“二厂”木匠生活的结果，这是改革和发展的代价。
再后来，“二厂”的故事就连同厂址全埋在了城市中心的电讯大楼之下了。很多年后，我曾去电讯大楼买电话，在里面，我走了好几圈，想感受那些曾经像铁箍一样牢靠的行帮规矩和“好娃儿”“坏儿子”之类的行帮人情是不是就从此消失了。
但愿，有一些碎片能残留下来。
索菲“诗人X笔会”的邀请，我寄给了赵箭和胡国良。我说：“世界上没人记得我家大师兄了，‘鼻腚诗社’也几十年不活动了。你们到我学生设的这个‘诗人X笔会’平台上随便说一句话吧，就算是让我们大师兄知道‘鼻腚诗社’还活着。”
后来，索菲交来的“诗人X笔会”留言有几十句。就是说，有几十个人参加了她的笔会，讨论“习惯与改革”。各色人等，每人一句，放在一个平台上，很有意思。索菲把这些句子整理、排列，读起来，像一篇小散文诗。索菲宣布她完成了作业。
索菲交来的作业里，很多句子我猜不出是谁留的。但是有两句，我一看就知道是我那两个“不能漏”团队的“二厂”师兄留的。
索菲整理出的 “诗人X笔会”散文诗如下：
0. 如果我们等着别人来做，或等着以后再做，改革就已经失败了。
1. 如果有时间存在， 历史就总和人开玩笑：我想要的却可能是人家正要改掉的。
2. 当人们把过去丢掉的时候，常常是好习惯坏习惯一起丢了。
3. 改革就像拆旧房子，有代价；但不能白付代价，因此，请爱护新房子。
4. 就算人设定的时间不存在，宇宙中都有美丑善恶。
5. 习惯不等于重复你的错误。
6. 让不同习惯对话，是认识美丑善恶的过程。
7. 跟70年代人的生活习惯比，我们能看出我们一路走来犯过的错误。
8. 跟未来对话，我们要看出地球人可能再犯的错误。
9.科学和迷信都可以是漂亮的习惯，但是他们一定会离婚，不是因为习惯不同，也不是因为谁好谁坏，只是因为生不出介于理性和愚昧之间的孩子。
10.我们行星地球上，没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只有失败了还得往前走的道路，能往前走就是最好的了。
……
X.要是灵魂和诗一样是超越时间的，我同意：“德行是一种健康、美丽且善良的习惯， 灵魂的习惯。”
我敢肯定标着“3”的那句“请爱护新房子”的留言一定是胡国良写的；标着“9”的那句“生不出介于理性和愚昧之间的孩子”的留言一定是赵箭写的。赵箭和小黄终是离婚了，不是因谁背叛了谁，或谁不要谁。赵箭一直以70年代木匠的忠诚对待小黄，小黄一直以70年代马桶女工的善良对待赵箭。赵箭到欧洲留学，到美国工作，又回中国干航天事业，二十年后，大仙和科学家之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花园一起散步。他们的故事可以另写一部小说，简单说就是，人啊，人。
而标着“X”的那句是我写的。站在宇宙星空看我们自己，我懂了禅学家为什么说：“痛苦，只是因为我们把上帝做出来玩的东西看得太重要了。”我70年代末在马桶厂生活，很快乐，还很有事业感。我没把自己看得多重要，每天做的活计也不是严肃产品，尽可以调笑。马桶是我的打油诗，跟爱情诗是我的作品也没啥大区别。古人说的“一弦一柱思华年”，我一弦也不缺。十六岁女孩的认真、勇敢、轻信和快乐我都有，还有一份对友谊的虔诚——我对我三个师兄的虔诚、对木匠圈内那种近似宗教的家族关系的虔诚。
回头从70年代人的努力看到将来，我只能老实告诉“行星X”上的诗人：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人其实很小却有破坏性。德行是人用来对付自己自私贪婪的河堤，在生命长河中，修了百年千年，永远也修不完。那一湾河水像小白牙一样细碎，咬呀磨呀，石头被嚼成沙，沙被嚼成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代表地球向星际宇宙介绍的，也就是这点儿不灭的人性——我们灵魂的习惯。要不然，我们最多只能称自己是“地球上的东西”。
2024年5月，完稿于奥马哈市
*“行星X” 是在冥王星被发现之前，人们认为海王星之外存在着的一颗大型假定行星，其名称中的“X”表示这个理论天体的未知性质。近年来，有数学证据表明，在我们的太阳系深处存在一颗类似的假想行星。天文学家也将“行星X”称作“第九行星”。据传它是一颗海王星大小的行星，质量约为地球的10倍。它的高度拉长的轨道位于冥王星之外很远的地方，可能需要10000到20000地球年才能完成绕太阳一周的轨道。
原载《万松浦》2025年第2期
原刊责编 张 林
本刊特约编辑 朱旻鸢
我的小作坊/〔美〕袁劲梅
我的创作谈讲两个问题：1.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2.我为什么创作《鼻腚诗社》这部中篇小说。
先讲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项私人工作，在工业、机器、电脑、网络、AI……把现代人越来越社会化的当今世界，作家那张小小的书桌是仅存不多的几个私人作坊之一。我很珍惜我的小作坊。又因为文学创作是很私人的事，作家从小作坊里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小作坊的独立性是它存在的理由。讲我的创作体验，是请各路感兴趣的朋友到我的作坊来参观。
文学创作对于我，是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从古到今，凡想活个明白，又知道自己局限性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真理。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怀疑的方法……杜威把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作一艘大船，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四周黑暗，没有方向，船板还要不停地修。我的理解是：寻找真理本身和修船，就是船上的人生命的意义。文学创作是我在小作坊里进行“思想实验”，它和我所擅长的逻辑方法平行。在我的作坊里，我把过去的经验和对末来的想象放进“思想实验”，探讨什么是人性？人性中哪块船板得换成新的，知识大船才能不出事，继续寻找真理的航程？在思想实验中，我发现荒唐也发现美好，学到知识也得到快乐。我写一篇小说会读和我写一篇哲学论文差不多的资料。不同的是：用逻辑的方法寻找真理，是理性审美，不允许主观想象；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真理，是情感审美，创作想象是必要条件。我同时喜欢这两种语言。前者清晰简洁，后者自由开阔。用这两种语言，我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但愿读者们喜欢。
再讲我为什么写《鼻腚诗社》这部小说：我有很多故事想写，有些故事我不写其他作家也会写，但是《鼻腚诗社》却是我独特的经历，我要不写，故事里的普通人和他们的历史存在恐怕不会有人知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和生活却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是他们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他们这代人搞起来的。当现代的年轻人反思工业化和改变生活方式的代价时，我通过《鼻腚诗社》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故事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分析思考人的文化和人会重复犯错误的遗传基因。小说发表了，实验结果供读者鉴定。
作者简介
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作品《忠臣逆子》获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奖新人奖中篇首奖”、《一步三回头》获2005年《侨报》“纪实文学首奖”。《罗坎村》获2009年“《人民文学》奖”，及2008—2011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疯狂的榛子》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2014—2015）”。出版多部小说集、散文集及一本哲学专著。曾获克瑞顿大学学术首奖、最佳教授教学奖。
责编推荐
张林：
在马桶“不能漏”的逻辑上，将未来、现在、过去放置在同一平面上对话，衍生了指数级关于科技、艺术、家庭等主题的探讨。“鼻”“腚”“诗”，颇有“撞色设计”的意味，生活之“俗”与逻辑之“雅”形成了巧妙的对抗与平衡。
朱旻鸢：
小说通过幽默而深刻的叙事，带领读者思考改革的意义、传统的价值以及人性中的坚韧与脆弱。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对人性与时代变迁有思考的读者，这部小说都将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与心灵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