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1993年讲起，程晖救助了被精神失常的父亲禁闭在家九年的宋乐葵姐弟。此后经年，他们坠入“风尘”，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三十年的时代变迁，每个在洪流里沉浮的故事，其实都有一个本可以由自己选择的结局，那或许是宿命给人类唯一的礼物。
一
温水煮青蛙。每每想到，自己现在是个杀手，程晖就想到这几个字。不是天生的，不是化身博士那种来回变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再没有回头路。他想过找几个字来替换“温水煮青蛙”，竟然找不到，这几个字真生动，把话说尽了。
如果追究一下，要从一九九三年算起。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程晖在办公室接到电话，要他“来一下”，他起身去往隔壁的陶主任办公室，敲门，推门，开门的瞬间，陶主任正在收拾桌子上的东西，言简意赅：“我们出个任务。”
单位极少使用“出任务”这种词语，这种用法由陶主任带来，他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多年，仍然使用部队的用语。有些习惯，他倒是改了，起初，他要叫人，就在办公室大声喊名字，整个楼道都听得见，大概有人提醒他，这样和身份不符，他就改为打电话。后来，他们几家兄弟单位搬到一幢小楼上办公，使用联合电话中继，内部电话免费，就替他省了电话费。程晖有点疑心这是主任的查岗方式，照旧依照自己的节奏上下班，有时候点个卯就出门办私事，在路上，免不了想象着，办公室的电话，寂寞地响着铃。
程晖刚刚毕业，计划在这里待两年就走，对工作上的事，没有一丝一毫好奇心，但陶主任这样卖个关子，就是要等着人来问。于是，上了车，程晖用一种谦恭又好奇的语气问：“主任，我们这一趟出什么任务？”主任也就顺势批他两句：“你看，你就什么都不关心，一天到晚不知道干着些什么，我们操办这件事都好几天了，妇联和教育局的会都开过几次了。”陶主任痛快地批驳过程晖之后，才缓和了语气，告诉他：“辖区里有一家人，父亲有毛病，把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关在家里不让上学，活活关了九年，几个部门搞了个联合行动小组，要把这两个孩子解救出来。”一问一答，一个找骂，一个骂两句，像训练有素的捧哏逗哏，其实这一段相声，对陶主任而言是撒娇，撒给程晖不在场的父亲，看，我也不是没管你儿子。程晖却当真有了好奇心，就问：“有什么毛病？”陶主任说：“神经病！”
车停了，程晖率先跳下车，为主任开了车门。他掉头一看，院子当中，乌泱泱一片人，从排面和装备上判断，不但几个部门都来了人，派出所、电视台和报社的人也悉数到场。这些人也不做什么，就在院子里等着，进出单元楼的人都惊骇回望，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时辰一到，有人一声令下：“走！”这群人急匆匆进了楼道，气喘吁吁爬上四层楼，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紧紧跟随。到了一户人家门前，锁匠开锁，其余人跃跃欲试，给后面跟上的人打手势，门开了，一群人涌了进去，有人大声问：“人呢？人呢？”
程晖进去的时候，一群人已经打着手电筒，走到最里间的卧室，拽出两个孩子往外走了。人群中，有人显露抢险知识：“把两个娃眼睛蒙上，不然出去让光一照眼睛瞎掉呢。”有人依言照办，脱下外衣，罩在两个孩子头上，一群人潮水一般下楼去了。程晖又听见电视台的人互相询问：“拍上了没有？”这时候彻底明白了，这阵仗都是为电视画面准备的，手持的摄像机，摇晃的画面，气喘吁吁的人，法制节目常见，后来蔓延到一切节目，就连市民投诉楼上噪声，也都如法炮制。哪怕事情没那么骇人。兵荒马乱间，程晖只来得及匆匆看了那屋子一眼，两室一厅，水泥地，没有铺瓷砖，连地板革都没有，家居陈设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子，最骇人的是，所有窗户一律用木板封死，又钉上三合板，三合板遮不住的地方，木板缝隐约透出一点光线来。
有人催促，大约是要锁门。程晖被人群裹挟着往外走，路过朝北的厨房，一眼扫过去，厨房亮着灯，是老式的灯泡，至多十五瓦。水泥的洗菜池里，水龙头滴滴答答滴着水，盆子里泡着一条鱼，一股腥味，鱼头部分，正丝丝缕缕往外渗着血，鱼腥味叠着整个屋子的腐烂味道，在那一瞬间达到顶峰。刚在院子里站定，就有人哇一声呕出来，吐在花坛里，花坛里零零落落几朵万寿菊，被浇得晕头转向。
晚上在饭桌上，难得父亲母亲都在，程晖就说起白天的所见所闻，母亲赵津燕照例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父亲。”父亲程植桓照例说：“世界上的事，我们想不到的多得很。”一叹一收，也像捧哏逗哏。程晖的妹妹程照生怕话题引申到自己的家里，成为父亲母亲的自我夸奖，连忙转移话题：“哥哥还要在这个单位待多久啊？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啊，每天遇到的都是这种事。这幸亏是两个小孩子，这要是两个亡命之徒呢？要是孩子的父亲正好回来，看到这个场面，发起病来，可怎么办？爸，你不如给哥哥换个地方。”程晖的父亲说：“你哥哥待的这个单位，听起来是基层，其实跟上面就隔着薄薄一层，也就算是打底子了，底子打结实一点，将来履历也好看一点，能服人，不用回头又来夯底子。” 程植桓延续了在办公室的习惯，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要有个小动作来加强语气，或者抓住面前的笔往桌上一拍，或者举起会议话筒往桌子上一蹾，有时候也摔文件夹，依据现场气氛和对象而定，成了习惯就改不了，即便在家里饭桌上。如果手里没有趁手的东西，就用筷子在鱼身上一戳，戳在鱼眼睛里，鱼眼睛马上渗出血来，程晖低下头来，装作没看见，就听见赵津燕竭力压制着气急败坏的语气说：“吃饭呢，回家吃个饭，激动什么？这鱼怎么做成这样？”
吃完饭，程照到程晖的房间里来，将门推开一点，半倚着，拖长声音说：“哥——哥——”程晖知道她又要用钱，就说：“又要去唱卡拉OK，那些地方少去一点，灯光一打，青面獠牙。”程照就说：“你不去，你有前途，不能去那种地方，那就我替你去好了。”接过钱，又抬头一笑：“等我告诉你那里面多好玩，你不要后悔。”刚走出去，又掉头回来：“上次见到的那个姑娘，可还有印象？她说你像黎明，要我介绍你给她。我打听了一下，如果要谈朋友，是可以的，但要结婚，大概是不行的。”程晖说：“不用你操心。”
程晖脱下白衬衣，里面是一件短袖白T恤，他们那个环境里的人，只有他这么穿，别人往往在白衬衣里穿一件白背心，背心带子勒出明显的两道痕。他一直觉得这种穿法非常奇怪，每每和人面对面讲话，看到背心带子，就挪不开眼睛。他就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和别人不一样。把白衬衣脱掉的一瞬间，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男人，站在窗前，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影子，他从来不喜欢顾影自怜，但突然想起妹妹说的话，不由得对自己的影子稍加打量，是有点像黎明，主要是那种温良敦厚的气质像。突然听见远处一阵汽笛声，往汽笛的方向看过去，镜子里的“黎明”就模糊了，外面的景象反而清晰了。对面楼顶上，孙家的老爷子坐在一堆花草里，不停折腾，头上是一盏雪亮的灯，光晕里有一圈飞虫旋转着飞。这灯有一百瓦吧？这念头刚一出来，他就想起白天在那户人家所见的灯，那灯恐怕还亮在那里，水龙头恐怕还滴着水，他后背一凉，似乎有一滴水滴到了他身上。
第二天，刚到办公室，陶主任不知得了什么线报，立刻打了电话过来，喊他过去。陶主任照例是那种看似是训斥，其实似娇似嗔的语气，对他说，几个部门昨晚加班开过会，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先送姐弟俩去医院检查治疗，然后派人去给姐弟俩的父亲做思想工作，如果工作做得通，就把姐弟俩送回去，安排他们上学，上了学，这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以后把这一家人加入特困户名单，逢年过节慰问。几个关键节点，都要通知电视台跟拍，留下影像资料，电视台的不去，就联系区上的宣传部门一起去。正当程晖疑惑陶主任为什么要给自己讲得这么详细，陶主任已经语带慎重地说，我推荐了你，作为这一家人的联系人。
程晖一惊，马上就是一番推托，又推荐了部门的董大姐，说她有儿有女，有长期育儿经验，知道怎么跟孩子打交道，跟工会、妇联和电视台都熟悉。陶主任马上就改了语气，这一次不是训斥，也不是娇嗔，而是放轻了声音，似乎要说说什么掏心掏肺的话：“你以为办这种事，要的是经验吗？还是要些能力？这一家人以后的事情还多着呢，上学、就业、办补贴，全都是事，这不是看着你们家能力强，办这些事都容易吗？董大姐有这个能力吗？她自己家的孩子上学，还要委托少工委的给帮忙，她就算拉扯大十个娃，又有什么用？你爹那人我知道，办自己的事情不好意思张嘴，办别人的事情痛快得很，就让你爹把他那些关系用一用。”他停了一停，又说：“主要也不是为了这个，辖区里的事，单位出面解决也方便，主要是啥呢，董大姐跟这家人联系，大家都觉得，嗯，应该的，她就应该弄这个事。你们家跟这家人联系，帮扶着点，大家就觉得，有反差，也是一段佳话，对你好。白部长升正处的那一下，节骨眼上，他很低调地收养了个兔唇娃，又给做了手术，这一下，也没人敢说他们两口子生不出来娃了，也没人说他干教育是外行了。这个台阶一过，后来就越来越顺利。大家都说，收养是走了一步好棋。你看欧美的政客也好明星也罢，但凡露个面，都要显示爱孩子，怀里抱一个，身上挂一个，说话也要蹲下去说。当然你也不需要别人怎么看。不过现在这个事情呢，既然来了，就手办一下，而且，还得快。昨天把姐弟两个解救出来，昨天晚上让派出所的和他们父亲单位的，初步给做了些工作，现在我们要再把成果巩固一下，再去做个工作。这个当爹的本来就有些不正常，如果受不了，闹起来怎么办？要再去一下。”又怕程晖反悔，赶紧补上一句：“我跟你爹也说过了，你爹高兴得很。好了，就这么定了。”
陶主任帮程晖联系了工会、妇联、派出所和电视台，又请了一个调解员，据说十分老辣，善于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他们组成一个小团队，一行八人在街道办楼下集合，往那户人家去了。出发之前，程晖才知道，那户人家里，父亲叫宋宝全，是轴承厂的工人。女儿叫宋乐葵，十七岁，儿子叫宋乐原，十六岁，两个孩子都在家里关了九年。眼皮子底下，竟然有人能把孩子关在家里九年，几个部门的人都无法对外解释，就含含糊糊说，宋宝全的警惕性非常高，没有露出一点马脚，他们对门以及楼下，住的都是耳聋眼花的老人，平时自顾不暇，也不知道邻居家里是什么状况。实在圆不过来，就说，以前的大杂院，就不会有这种事。一行人一路感叹着从前大杂院的种种好处，到了宋家楼下。
程晖上次到这里，完全是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下，尽管就隔了一天，却像是做了一场古代的梦，今天再来，就觉得不论那院子，还是楼房，都跟昨天看到的两样，墙壁似乎比昨天看到的白，房屋状况也比昨天看到的要好，楼道也没那么黑，仿似又跌入一场新梦，懵懵懂懂跟着众人走。到了楼上，派出所的打前站，敲门，喊话，其余人站得稍微远一点，似乎防着宋宝全突然发疯冲出来报仇。敲门许久，没人应声，派出所的有点疑心，派一个人出去叫了锁匠，一行人就下楼在院子里等，一边继续感叹，一边往楼上看，那间房子窗户上钉的木板已经拆掉了，窗边挂着一条窗帘，玻璃反而比别家的干净，几道灰尘，是木板缝隙印上去的。不多时，锁匠拎着一个包匆匆赶来，上了楼，众人就又听见楼上的敲门声、喊话声，然后是锁匠拿出各种工具的声音，似乎有一大串钥匙在手里晃，似乎又有一把改锥掉在了地上，又是一阵含混的对话声，又有什么工具掉在了地上。楼下就有人笑着说：“《口技》。”其余人跟着笑，有人说：“你们知道课本上的那篇《口技》是有删节的吗？”其余人就笑得心照不宣些，也像捧哏逗哏。然后是楼上几人猛然推开门的声音，紧接着一阵寂静，楼下的人也跟着安静了。程晖忍不住想要上去看，被人拦住了。那种寂静，是心理时长大过实际时长的那种，而且长过了头，众人就知道不好了，转眼看见锁匠噔噔噔跑下楼来，紧接着又是派出所的人噔噔噔跑下来，跑到他们面前，定定神，皱着眉头说：“吊死了。”
记忆会逃避，不讨喜的一律逃避。程晖不记得自己上去看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却有个印象，这个印象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是亲眼看见的，还是从电影、电视剧里剪辑出来贴在这里的。总之，就有个画面，一个高大的男人吊在窗边上，看上去像一条窗帘，脚下的位置一摊液体。他是爬上去的，没有翻倒的椅子。这个画面，还莫名其妙地叠印着一行字，是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影视剧中的自杀场面是否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宋宝全穿了一身中山装，非常整洁。他留下一封遗书，遗书放在一张桌子上，用一颗螺帽压住。
等他们回了单位，单位的其他人已经得了消息，有人从辖区住户里请了一个阴阳先生，等在单位门口。他拿了一柄像拂尘又像马鞭的东西，给去过现场的几位头上、身上拂一拂，身上抽几下，又在几个人面前点了黄纸不住画圈，走过这一趟手续的人，才能进办公室。陶主任最讨厌这一套，又不好出面呵止，就装作不知道，在楼上不出声。阴阳先生临走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塞了一个红包给他，程晖不知道这钱要从哪里出，只听见办公室主任兴冲冲地对别人说：“让签了一个字。”办公室主任不知道是哪里人，常常把“签”字念作“欠”，程晖脑子里回放着这一声“欠”上了楼。
几个去过现场的人惊魂未定，被各个办公室邀去讲述现场所见。遗书也在楼上楼下传送，单位的几个人都看过了，有看过的人说，遗书有许多地方，是抄袭《傅雷家书》的。有人不信，就有人去图书室找了一本，逐一对照。在这现场大讨论里，程晖才逐渐知道一些宋宝全的生平。宋宝全1946年在郑州出生，父亲宋道盈上过中山大学，后来在地方任职，1956年，宋道盈一家去了牧区，1962年，他在牧区去世。1980年，因为宋道盈获得平反，宋家回到城里，宋宝全到二五三厂当工人，没过多久，有人提出疑问，说这是军工厂，他政审不合格，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就把他安排到轴承厂去。至于他为什么把孩子关在家里，仍然是个谜，要问两个孩子才知道，但现在又不能问。
第二天，一行人又扑到医院去看宋乐葵和宋乐原。头天去过现场的，有几个声称自己受惊过度，发烧，头晕，没来上班，这次补了几个人，又是七八个人，一路风尘到了医院。有人说自己跟主治医师认识，要去打个招呼，有人到护士站给护士看工作证，有人挨个推开病房门，有人在一边喊“不是这间，是503”，七八个人弄出十七八个人的动静来。突然，两个穿着白底蓝条病号服的少年，手拉着手从走廊尽头走过来，穿过这黑压压的一片人，一边警惕地张望着，一边进了病房，正是503。
那是程晖第一次见到这姐弟俩，两个人像是孪生儿，一样的圆脸、杏眼、鹰钩鼻，头发浓黑，皮肤是土黄色的，似乎很粗糙，又似乎很纯净。黑压压的一片成年人里，白底蓝条的病号服，配上那两张脸，格外触目，像是有美术指导专门为这场景做的搭配。一行人一起涌进503，两个孩子陡然转身，神色不像人，像某种受惊的动物。
众人示意让程晖开口，他情急之下，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双手交握垂在身前，模仿陶主任慰问离退休职工时常说的话：“在这里住得惯吗？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反映。”他微微转身，扫视一下周围的人：“这么多单位的人都在，可以协助解决。”宋乐葵直直盯着程晖，眼睛也不眨一下，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程晖说：“医院还给你们安排了一些体检，检查完了就可以回去。”宋乐葵又问：“我爸爸呢，你们是不是把他关起来了？”程晖一时语塞，就说：“你们不用操心你们爸爸，等你们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宋乐葵又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程晖不免不耐烦，就说：“先在这住几天吧。”周围几个人看出他神色不好，有的就连忙对姐弟两个说：“放心住着吧，有啥情况就反映。”几个人又在病房里转悠着，感叹这家医院的设施比别家的好，后来实在词穷，几个人就干站着，电视台的悄悄点点头，示意他们镜头已经拍够了，一行人急忙出了病房。才走出来几步，就听见病房里一声长长的号叫，不知是姐姐还是弟弟，一行人脚下一顿，却没有回头。
程晖回到单位，又去陶主任办公室汇报，大致说了来龙去脉，陶主任就说：“宋宝全后续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公安局那边要验尸，出报告，没啥事就火化——也不可能有啥事。”然后盯住程晖说：“我感觉给你惹了个麻烦事，你要是不想跟了，就说一声，我再换个人。”程晖倒不好意思了，说：“也是个经历。”陶主任说：“我早上到医院去看了一下，那姐弟两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我这都多少年没见过这种眼神了。”程晖这才明白，和宋家姐弟见面时，那种不适感来自何处，不免好奇：“还有啥人看人是这样的？”陶主任说：“好多年前，我们连队拉练，在荒山上走了三四个小时，遇到一个村子，两三百口人的那么一个村子，村子里的人看人就是这样的，就直勾勾盯着你，你转一下眼珠子，他也转一下眼珠子，看得你心里发毛。感觉不是在看你，是在你脸上连刨带挖。那个村子里的人说，他们是元朝搬到山里的，很长时间才出一次山。山里类似这样的村子，有三四个，离得相当远，就这三四个村子互相通婚，这么维持着。”
这两天的经历，加上元朝山村传奇，给程晖真正埋设下一点好奇。回到办公室，他就打听到那封遗书的去向，要来细看，顺便连那本作为对照的《傅雷家书》一起带了来。遗书是用钢笔写在两张中药铺包药的草纸上面，字写得不俗，对自己的家被侵入，孩子被带走，怨气冲天，称之为“抄家”。另有大段文字讲述自己的心理活动和为孩子的付出，抄袭傅雷、傅聪的文字，就混杂其中：“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些字句虽然有出处，但经过宋宝全的编织缀补，竟和他的话语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也有可能，那一代人过的是集体生活，经历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即便互相抄袭，也看不出异样。一个人随便说说，也都是时代之声。
一颗种子却就此落下。程晖后来又到医院去了几次，又找几个主任看了检查结果，姐弟俩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有点轻度贫血，运动能力欠佳，精神状态堪忧。两个人是两极，一个抑郁，一个躁动，至于有一点语言障碍，以及不懂日常礼节，不会使用现代电器，都是小事。程晖未免好奇他们的文化程度，断断续续交流几次，慢慢了解了个大概，姐弟俩是识字的，会看书，会数学，还会一点英语，老师自然就是宋宝全。家里有一些书，宋宝全偶尔也带几张报纸回来，也有电视机，但宋宝全限制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每天上班前就把电视机锁在柜子里，他们对外界的一点点了解，就是从几张报纸和每天看的两个小时电视里来。
看这两个小时电视，发挥的效用似乎也不大，姐弟俩抑郁也好，躁动也罢，基底一致，都像是从元朝来的，和周围的一切都有隔膜，多数时候不说话，说话时只能维持前三句的逻辑不走偏，到了第四句，就开始游丝乱转，还时不时有惊人之语：“我把你杀掉，杀掉！”“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杀掉吃肉呢？年轻娃娃的肉又嫩又好吃。”“你们是不是已经把我爸爸吃掉了？老人的肉柴得很，咬不动。”“你怎么不笑了？你刚才还笑着呢，你再笑啊，求求你了，再笑啊，你不要不笑啊。”有些话语，还带着早年大字报和社论的腔调：“还妄想改造我们，我们是不可战胜的。”骂人也是：“牛鬼蛇神、群魔乱舞。”“一小撮坏人乘机兴风作浪，对人民群众反攻倒算，气焰十分嚣张。”
但两个人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大概是接触到的材料少，每本书、每个故事，都得反复阅读，所以读得非常深。尤其是宋乐葵，记得读过的每一本书，一套“牛虻”系列小说读得滚瓜烂熟，《牛虻》《牛虻世家》《中断的友情》《牛虻在流亡中》，有些段落能够背诵：“侯爵夫人一向对农民是很仁慈的，像母亲般地关怀他们，虽然她不能送他们一头乳牛，但谁家的孩子病了，她总是给生病的孩子拿来一罐牛奶，慈爱地关心孩子的健康。”
有时候会借用背诵下来的字句，来反映自己的诉求，比如：“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有时也变成诡异的自娱自乐。有一天，程晖正要推门，却听见宋乐葵独自一个人在病房里，先咯咯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用了儿童和中年人的声音交替说：“爸爸，我为什么这么爱笑？”“那是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爱它。”“为什么有的人不笑？”“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世界。”那……“咯咯咯咯”出来时，程晖正好走到病房门外，听了一段，不由毛骨悚然。进了病房，宋乐葵又是神色黯然的样子，似乎刚才是别人在说话。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里的开场白，在每一集的开头出现。
本地人把那种轻度弱智或者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叫作“外星人”，这姐弟俩就是典型的“外星人”。跟这样一对“外星人”打了一段时间交道，程晖不断有疑问，也不断解开疑问，无师自通地明白了教育与学习的真谛：学习是要交流的，不论是知识的学习，还是人性的学习，都是在交流的基础上完成的，也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消化。尤其是人性的知识，多少是带点毒性的，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去毒，就像四季豆要狠狠焯过水才能下肚。如果仅仅是单向的灌输，结果就是这样，就像吃了字，而不是看了字。他们或者依靠六七岁前储存的本能重新拓荒，或者依靠这种带着毒吃下去的律令丈量一切。
不只程晖对他们有好奇，他们对程晖也有好奇，那种好奇，是对程晖作为一个“人”的好奇，是剥离了所有社会属性的好奇。熟了之后，每到程晖去看望他们，他们不只直勾勾地盯着程晖，也对他的肉身、气味、衣装、表情充满好奇。他们时常紧紧挨着程晖坐着。宋乐葵表情黯然，嗒然若丧，宋乐原则用手捏着他的肌肉，摸他的鼻子，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来看，甚至会问他：“你的胳肢窝也长毛吗？”看似嬉戏，实则更像是解剖。他们似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亲昵，有时候甚至亲昵过头。有一天，三个人挤坐着，宋乐原突然把脑袋往他身上一靠，轻轻喊了一声：“爸爸。”似乎有无限满足。程晖手忙脚乱把宋乐原推开，姐弟俩哄然大笑。
程晖觉得自己对这些好奇、不加掩饰的喜爱是厌烦的，但慢慢发现，自己的厌烦是假的，他甚至非常享受。从小到大，程晖享受到的，都是带着社会性的关注，别人对他的好奇和好感，是加了层层复杂因素，建立在他的相貌、身份，以及各种社会属性之上。他的家庭，也一直有一种清教徒气氛，父亲母亲立下种种规矩，比如，洗手之后，不允许用毛巾擦手，而是自然晾干，据她说，毛巾上有许多病毒。这姐弟俩却不是，他们就是对他的肉身好奇，对他带来的亲昵感感到满足，而且毫无掩饰。
姐弟俩的消息已经见了报，也上了电视台新闻和《热点访谈》，陆续有人捐款捐物。单位的同事把物品归置整理，登记造册，其间董大姐一直感叹，说从这些捐的东西上看，就知道人和人的想法千差万别，物品中有衣服、鞋帽、食品、书籍，也有各色玩具，有洋娃娃也有飞机汽车，另外还有小霸王学习机、随身听，也有些小摆件、小挂件，风铃、绢花，乃至一只大海螺。和海螺一起来的还有手写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乐葵小妹妹，请把海螺贴近耳朵，这样你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最想象不到的是，还有一箱烟花爆竹，甚至还有一只活的乌龟。
程晖挑了几件衣服，董大姐拿回家洗好晾干，两人一起把衣服拿到医院去，其中有一件连帽套头卫衣，姐弟俩都不知道怎么穿。程晖这才知道，他们家的衣服，都是开襟的，宋宝全甚至没有穿背心和汗衫的习惯，在家也是穿衬衣，连帽套头衣服，对他们来说，近乎一种全新的知识。程晖就在一边，把卫衣套到衬衣上，示范给他们看。又说起还有一些玩具，宋乐葵和宋乐原一起问：“你怎么不带来，你现在就去拿好不好？”
姐弟俩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一番检查观察之后，程晖单位联系了特殊教育学校，把他们送到那所学校，计划在那所学校学习三年，再转到普通学校去。前前后后的手续，和学校的沟通，都是程晖操办。他们这样的单位，上班没那么严谨，都是来半天晃半天，像程晖这样略微有点小背景的，就算不来上班，也是常事。单位上有几个人，甚至什么背景来历也没有，也是常年在社会上做生意、跑门路，一年见不到几次。程晖突然这样上心，陶主任反而忐忑不安，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又生怕赵津燕和程植桓不满意，于是几番试探：“特教学校的老师要是甩脸子，你就给我说，我找他们校长。”“体力活你就交给通讯员。”“你爸爸不让你上电视吗？”
单位姓罗的司机知道他经常调车去看那姐弟两个，就有些阴阳怪气，有天出车的时候，就当着一车的人说：“听说那个姐姐长得不错，程晖艳福不浅。”程晖不免厌恶，不加掩饰地皱了眉头，董大姐就说：“说的这是人话吗？开你的车吧。”司机就趁势住了嘴。司机也是单位的二代，不过是没有上学、早早进了社会的那一拨，他对程晖这样的人，既有敬畏，也是怀着恨的，有时候也想说些冒犯的话，以便拉近距离，却完全掌握不好分寸，常常就是这样稀奇古怪，还自以为有趣。程晖刚开始有点蒙，不知道人和人是可以这样对话的，几次三番之后，就决定要有自己的原则，马上予以反击，至少也要给点脸色。尤其恨的是，自己完全没有什么额外的想法，也正是没有想法，才可以这样不加忌讳。只是，没有想法的原因正是他说不出来的，不是年龄身份的禁忌，而是只要想起那姐弟俩，叠印在他们面容上的，就是那间黑屋，那盏十五瓦的灯，厨房里的滴水声，渗着血丝的鱼，和那亦真亦幻的、像窗帘一样挂在窗前的宋宝全。
被罗司机这么说开之后，程晖也有了点顾忌，之后一段时间，他像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无辜，更加频繁地去特殊教育学校看望，并且每次拉上不同的女性同事，似乎要换不同的证人，以扩大影响面。好在单位同事七成都是女性，做的也都是挨家上门、敲门说软话的工作，人手倒是方便。
程晖的女朋友颜贵莉，起初也是因为好奇，愿意陪着他去特殊教育学校，去过几次特殊教育学校，看过几次盲聋哑脑瘫孩童之后，就再也不肯陪同前往。程晖说：“那你要相信我。”颜贵莉连声说：“相信相信，没有一点点不相信。”过了片刻，她才犹犹豫豫吐出真话：“没生过孩子的女的，成天看着这样的孩子，会不会受影响？”程晖问：“影响什么？”颜贵莉就说：“也生出这样的孩子来。”程晖一愣，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经过颜贵莉这么一说，他才骤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样的怪人和怪人身后的世界感兴趣，他们甚至连一点点好奇心都没有，只觉得厌恶，只想躲开。他就有，本能地有，也有可能，他本来是没兴趣的，但去过那间黑屋之后，他的内心某处就有了一道裂缝。就像他在日本推理小说里看到的，催眠术里有一种惊吓催眠，催眠师本来跟人好好地说着话，突然大喝一声，让人惊愕，惊愕的瞬间，就是他乘虚而入的瞬间。
不过，程晖一向对人对事，都是直升式地产生兴趣，又断崖式地失去兴趣，在这件事上能保持几个月的好奇心，已经算是罕见。几个月后，那断崖虽迟犹到。冬天来了，路边的白杨一夜掉光了叶子，灰色的骨头一样耸立着，提示着一段对北方人而言，过于漫长的情绪萧条期。程晖也陷入情绪萧条，再没去看过姐弟俩，成天窝在家里，办公室也很少去，偶然听说那姐弟俩在特殊教育学校融入得很顺利，寒假就回了家——他们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事，那封遗书，也已经交给了姐弟俩，至于他们怎么挨过去的，程晖并不怎样关心。
第二年夏天，程晖换了单位，离开了原单位，也离开了那片街区，却突然接到前同事电话，电话那边，不确定程晖是否还记得宋家姐弟，先小心问过：“记不记得有两个被父亲关起来的孩子？记不记得那个弟弟？”然后告诉程晖，那个弟弟突然离开学校，一周不见踪迹，学校报警之余，看姐姐情绪日渐低落，联系单位，单位联系程晖：“那孩子很信任你，有没有来找过你？”
“他们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单位。”话已经到嘴边了，还是换了个说法，“我这边也没有线索。”然后又补上一句：“他们不是融入得很好吗？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有问题学校也不知道。程晖赶到学校，见到宋乐葵，她变化不大，照旧悒悒不乐，跟人说话时站在窗前，望向窗外：“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最后的关键线索，由一名脑瘫儿童提供，学校外面有一群人，哄走了宋乐原，为首的一个叫高子。一个月后，邻省的警方送回宋乐原，高子及其同伙被抓。程晖这才知道，和宋乐原一起离校的，还有三名聋哑儿童。
这座城是山城，两边倚山，山下平地是貌似正常的都市，楼宇，街道，往山上去的方向，地势就慢慢向上卷，状态也慢慢起了变化。到了山脚，就是铁路、棚户、废弃工厂，住着贫民、游民，常常有瘾君子和各路贼匪出没。特殊教育学校在平地上，门口就是一条山坡路，直通山脚。高子他们那伙人，就在山脚，多年来盯着特殊教育学校，隔三岔五，或哄骗，或绑架，弄几个残障孩童，胁迫入伙，远走他乡、偷抢拐骗，一旦被抓了，孩子们又是未成年，又是残障，又是外地人，派出所也不好处理，往往从轻发落，孩子们又说不清前因后果，不知道主事人的信息，每每让高子从容脱身，躲一阵风声，就又守在特殊教育学校门口。
分明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出走，“那孩子很信任你”这种说法就很值得商榷。这个体系里的人，说话从不说全，挖坑、埋雷和甩责都是下意识，程晖虽然不大会，但也听得懂。
程晖又想起一群贼匪站在山坡路上，看着学校，时不时就会呼啸而下，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人来给他们补充人员，不禁毛骨悚然。阳光下，都市有都市的凶残，山脚棚户有棚户的邪恶，这就是伪饰和不伪饰的区别。
姐弟俩知道了程晖的新单位。宋乐原常常会打电话来，程晖想跟这姐弟俩保持距离，可他又有点叛逆，在别人看来，这姐弟俩是懂得攀附的江湖儿女，一举一动都有心机，同事知道姐弟俩和他有联系，每每含笑感慨一句：“这两个孩子真会来事儿。”程晖却觉得，他们没有阶层观念，对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九八三年，从不知道，也不在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不可能做朋友。
程晖能接住的，就是这一点不在意，他生活里缺唐宋传奇，不缺明清世情。父亲程植桓，就常常以下放时结交的老乡还能上门拜访为荣，老乡进门时把纤维袋子一倒，南瓜、土豆、西红柿满地乱滚，伴随爽朗的笑声和一声“老哥”，这场景经常被他提起。别人世俗的误解，反而更加激发他们一点复古的浪漫主义，这浪漫不多，好在他们进退自如，有能力任性。
特殊教育学校也有暑假，宋乐原时常打电话到程晖办公室，喊他出去玩，穷玩，乡村的玩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玩法，在河堤上乱走，在河边水泵房晒太阳，在穷街陋巷里穿行，在录像馆看一两部片子。有时候会遇到好天气，滚滚的白云从蓝天边上冒出来，或者成群的鸽子在头顶飞过去，宋乐葵常常望着这些景象出了神，脸上的表情变得爽朗，但也就是一瞬间，表情马上就垮了，阴了。
程晖不免会问，你表情跌宕的时刻，是想起了什么？宋乐葵就说：“每次要高兴，要笑出声了，就想起爸爸，就觉得不应该笑，不应该高兴。你没见过他，他颧骨很高，眼窝很深，我们房子里的灯又暗，他盯着你看，脸上黑乎乎四个大坑。只要一想起他的脸，就笑不出来了。被他长年累月盯着，就觉得到处都有那么一双眼睛，在盯着看。”
正说着，宋乐原突然又把脑袋往他身上一靠，喊了一声：“哥哥。”这一次，程晖倒没有手忙脚乱，而是拍了拍宋乐原的脑袋。
程晖有点担心自己是特例，但紧接着听说，本地摇滚圈子里有几位乐手，其父其母的位置比他父亲要高许多，也照旧四处赶场，还有几位也不差，也不做乐手，只是跟着玩。程晖稍稍安慰，以为有种时代迹象在露头，被他窥见一角。
没多久，程晖的断崖又来了，慢慢减少了和宋家姐弟的往来。第二年，姐弟俩转到普通中学，程晖去看了一眼，那时他已经换了部门，换了电话，却刻意没把新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从此断了联系。
要回到生活的轨道上来。他给自己加了一个念头。
二
转眼四年，又是夏天，槐花刚开，满街浓香，程晖在街上等女朋友慕娜，慕娜打来电话说，临时有事，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到。程晖不由得急躁起来，四处乱看，想找家咖啡馆坐下，周围没咖啡馆，倒有家剧院彩带飘飘，横幅招展，正用巨大音箱循环播放“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的歌曲，横幅上写的是“省总工会迎澳门回归演讲比赛”。
演讲已经开始，也没人查票，程晖在后排坐下，看了几个演讲，都是听惯了的激昂慷慨，正要离开，盛装的主持人却走出来说：“下一位演讲者，是由市总工会报送的宋乐葵，她演讲的题目是《像花儿一样开放》。”
从主持人做出邀请的姿态，到这位选手登场调试麦克风，其实是正常的时间间隔，程晖却觉得这间隔有十倍那么长。终于，一个穿着浅蓝色套装的女子走了出来，浓妆，盘了头发，别了一枝粉色绢花，近乎新娘装扮，看不出本来的相貌，不知是不是那位姐姐。程晖正打算再往前走几排，好看个清楚，演讲者开口了，声音也是加了浓妆的，腔调十足，一开口就引得满场鼓掌：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是市总工会选送的选手宋乐葵，我的工作单位是特殊教育学校，我演讲的题目是：《像花儿一样开放》。
童年，是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光，是人生最宝贵的阶段，从牙牙学语，到开始探索世界，童年的每一天，都像喷薄的朝阳，像奔腾的小溪。但我的童年，却和别人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的童年，和我的父亲密切相关。
我的父亲名叫宋宝全，1946年，他出生在旧社会的一个富贵人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也让我的父亲，从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小少爷，变成了新社会的知识青年。1956年，父亲一家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了牧区生活，我和弟弟就在那里出生。1980年，因为爷爷获得平反，我父亲回到省城，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厂工人。
他生性敏感，加上工作和生活的屡次变动，性格变得非常古怪，和周围的人相处总是出现问题。在车间里，如果有人扎堆谈话，他就觉得是在议论他，如果有人冲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他也觉得吐的是他，立刻就会冲上去和人家吵架。
七岁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弟弟上小学一年级，父亲的车间里丢了贵重东西，所有的人都被询问了，但是，当父亲被询问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异常过激，认为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当即离开车间，冲到小学里，把我和弟弟拉回了家。一路上，他告诉我们，外面的人都很坏，人心最险恶，只要他在世一天，他就不会再让我们和外面的坏人接触。
我们从此被关在了家里，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即便是有亲戚朋友上门，也很快被父亲打发走。街坊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每当他们问父亲，他就说，孩子们回老家去念书了。
父亲用木板钉死了所有窗户，又在大门外加了一道铁门，两道门的钥匙，都被他拴在身上。为了让我们断绝出门的念头，他不停地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非常可怕，到处都是人贩子，到处都是疾病。他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出此下策。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在家过上安静的日子，他在单位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屈辱，如果我们离开家，他的辛苦就白费了，他的辛苦，也变得毫无意义。
就这样，我们被关在了家里，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也享受不到童年的乐趣，没有朋友，也没有游戏，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我们的失踪担心。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渐渐丧失了对外界的兴趣，语言能力也不断退化，身体也变得非常虚弱，但我们对父亲的说法深信不疑。我们最怕的，不是黑暗的屋子，也不是无人知晓的生活，我们怕的是被父亲抛弃，怕的是让父亲的辛苦白费。
一九九○年，距离我们被关在家里，已经过去了五年，家里才有了电视，但父亲严格限制我们看电视的时间，每天只给我们看两个小时，而且，看什么频道、什么节目，都由他来决定，他一走，电视机就被锁在柜子里。他说，电视也是邪恶的东西，也会传染思想病毒，远远不如书和报纸那么干净，电视上的接吻镜头和暴力镜头，更是会让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即便这样，每天两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刚满十七岁那年，父亲因为和同事打架，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半个月没有回家，但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硬是没有告诉警察，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我和弟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靠着父亲留下的一点米和面度日，我们互相安慰，并且不断警告对方，也警告自己，再饿，也不能走出那道门，再恐惧，也不能撬开窗户。走出那道门，就意味着失去父亲，失去这个家；走出那道门，或许就会遇到很多恐怖的事；走出那道门，或许就会万劫不复。但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在父亲回家前一天，我们终于崩溃了，撬开了父亲钉在窗户上的木板，向邻居求救。最终，工会、妇联、街道办和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行动，把我们姐弟俩救了出来，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不会用电话，不会用热水器，甚至不会穿套头衫。医院的护士，给我们讲个人生活的细节；教育局的老师，帮我们解开心理上的问题；街道办的程晖叔叔，教我们穿套头衫，教我们使用电器。有一天，当程晖叔叔坐在我们身边，给我们讲解电器的用法时，我的弟弟情不自禁地叫出了一声“爸爸”。是啊，爸爸生了我们，养了我们，却也给了我们伤痛，那些来自全社会的温暖与爱，那些有着宽厚的胸怀和无尽的善意的人们，却让我们痊愈，让我们获得了新生。
离开医院之后，我们被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孩子生活在了一起。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三年后，我们又转到了普通学校，正式回归了社会，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并没有当我们是怪物，反而争着给我们当老师、当朋友，有好吃的也带给我们一份。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有一天，同学们拿给我们一个苹果，从中间切开，分给我们吃，我看着那个被切开的苹果，看着苹果洁白的果肉、果皮上淡粉的颜色，还有那对称的轮廓、醒目的果核，那种天然的美，似乎突然醒了过来。我突然明白，即便是苹果，也有这么多种吃法，在那之前，我们从父亲那里知道，苹果只能在削皮以后，啃着吃。
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各种景象喷涌而至。我和弟弟拼命地了解在那之前所不知道的一切，怎样乘坐公共汽车，怎样挑选衣服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我们也学会了和人相处，为同伴的病痛和伤心事感到难过。我们不再是被父亲禁锢的孩子了。我们近乎贪婪地，放开心胸，吸收这个世界的各种营养。
如今的我，已经从师专毕业，回到了曾经让我获得重生的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特教老师。看着那些孩子，就像看见当初的自己，看着他们在阳光下奔跑和嬉戏，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我将竭尽所能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苹果的种法、苹果的吃法，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吸收这个世界的营养。我的弟弟，也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者，用双手养活自己，用自己的劳动反哺社会。
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已经看过了大河，还要去看大海；我们看到了草地，还要去看草原；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数明亮的眼睛、和善的笑容，我们还要去看星辰，看月亮，看无垠的天空和宇宙！
直到宋乐葵鞠躬、谢幕，快步走进侧幕，程晖都没能反应过来，他已经通过她演讲的内容，确认她就是宋乐葵，但她在舞台上的那种慷慨激昂，那种调度自若，却和他知道的那个宋乐葵判若两人。这慷慨激昂的声音经过扩放，在整个剧院回荡，和剧院的空间十分相配，观众再也想不到，拥有这样一种声音的人，是从那样一间黑屋里出来的。
他甚至有点怀疑，工会找人写了材料，又找了专业演员，演她，替她讲，毕竟她的故事特别，值得一讲。这样的事从前有过。又觉得自己非常离奇，脑子里产生的都不是体制中人该有的想法。但不论怎样，总要有个答案。
他出了剧场，绕到后台去，跟带队的打了个招呼，找到了宋乐葵。她穿的还是台上那一身，异常俏丽，越走近，就越觉得她是活的、柔软的，不像台上那样，杀气腾腾，像个纸牌上的红桃皇后。她正用力扯着右边垂下的头发卷，似乎要把头发扯直。看见程晖，她愣了一下，脸庞迅疾堆上笑容：“程叔叔，好久不见了。”
被当众这么称呼，程晖不由得讪笑起来，本想就这个称呼打开话题，但笑完了也就不想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又笑了，说：“确实长大了，完全像两个人。”宋乐葵说：“妆太浓了，老了二十岁。”程晖说：“妆太假，我简直都没有认出来，不过还好，稿子写得很好，是谁给写的？”宋乐葵说：“市总工会请《晚报》副刊的编辑写的，我写的初稿就当材料用了。”程晖说：“应该采访过你好几次，不然不会捕捉到这么多细节。”宋乐葵说：“聊过好几次，还去了街道办，也去了我们学校。”程晖说：“确实用心了。”他又赞叹一句：“确实像换了个人，不敢认不敢认，你们学校太神奇了。”宋乐葵说：“特殊教育学校出来，去读了个师专，刚刚毕业了，又回了学校。”程晖说：“学校的工作好干吗？”宋乐葵说：“要是换个学校，恐怕不一定能干得了，可我们学校，最重要是有耐心，能吃苦，这个对我倒不难。”程晖说：“你以前不爱说话，现在能在大剧场演讲，不简单。”他又模仿她的语气：“‘我们已经看见了无数明亮的眼睛、和善的笑容……’说得好啊。”宋乐葵大大方方回过来：“这和善的笑容里也有你。”程晖心里一暖。
两个人约了几天后再见，那时候火锅刚刚在这座城市流行，遍地都是“肥羊”“肥牛”“谭六姐”“杨二哥”，他们就约了家小肥羊，宋乐葵依约前来，也带来了宋乐原。
舞台下再见，似乎又不一样，宋乐葵又变回沉默寡言的样子，但也能勉力维护场面上的气氛，就是时时会走神，或者低头许久，或者望向窗外，需要时时拉回来。一旦拉回来了，情绪又比上一波折损许多，像一条拉一拉、停一停、跌一跌的K线。程晖隐隐觉得不妥，慢慢也习惯了，毕竟，拖拽此时的她，要比拖拽十七岁时的她，还是要轻松一点。宋乐原则照旧躁动热情，只不过，以前的热情多少有点怪异，现在的热情得体许多。姐弟俩，抑郁和躁动，心理障碍的两个面向，由两人分饰。
姐弟俩对程晖伴侣状况的了解，还停留在颜贵莉时代，程晖又是一人前往，宋乐葵不免就问起“莉莉姐姐”，程晖就说：“分开好几年了，现在的这位叫慕娜。” 颜贵莉曾陪着程晖去见过宋家姐弟几次，送过东西，宋乐葵对她有些感念，就问：“怎么和莉莉姐姐分开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不要麻烦你那么多就好了。”程晖竟不太适应，他的生活里，从没有这种遇事就往身上揽的人，都是向外推托还来不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怎么可能和你们有关系，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本意是要宋乐葵轻松一点，但这话一出来，就像是带了点讥讽，于是赶紧补了一句：“对莉莉来说，谁都不重要。”他觉得还不够，就说：“我和她在一起，好像是缺一个契机，中学在同一个学校，大学也是在同一个学校，家庭情况又差不多，就觉得应该在一起，不在一起说不过去，就没有那个推动力，就像……火箭点火、保龄球甩球那么一下，所以分开的时候也觉得是应该的。”
宋乐原笑嘻嘻地说：“那给程哥介绍个女朋友，一个不行，两个三个也可以，尽管包在我身上。先给你看照片，你喜欢哪个就见哪个。”宋乐葵就说：“别胡闹！”仅仅这三个字，她仿佛就用尽了情绪，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下一句，声音却已经弱了好几分贝：“你混的那些地方，那些人，还是省省吧。”
才知道宋乐原现在在三家夜总会卖花，每天赶在花市收摊前，批些玫瑰、月季、非洲菊，花两三个小时分装了，晚上八九点钟拿到夜总会去，自己不出面，招募了几个男孩女孩挨桌兜售。起初都是从特殊教育学校找人，人均聋哑残，站在客人的台子前，不声不响也不走，后来夜店经理嫌弃，就换了一批看不出异样的孩子，统一着装，卖花的同时还帮助开酒、跑腿，到了节假日，在花束之外，增加一些小玩意儿，焰火、头饰、彩绳、香包。已经做了大半年了。
这卖花生意也不是通过普通门路能拿下来的，只不过姐弟俩恰好有个邻居小哥，和夜总会大佬的女儿谈恋爱，这才匀给他们一点份额，营业额跟夜总会五五分，还要每天给经理进贡。这生意高度依赖那一层脆弱的关系，所以宋乐原过两天就要打听邻居小哥和大佬女儿的感情状况。“还不知道能做多久，做不了就再找别的。程哥你到我们蓝魅来玩，酒水给你打折，看上哪桌的姑娘，我去给你递话。”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哥，完全没个章法，宋乐葵也不阻拦。
程晖觉得酒吧的这份工作不大稳当，就说：“这些地方的生意也不稳定吧，不如乐葵你把学习演讲的方法，给乐原教着点，让他脱胎换骨，也好找份工作。”他本想说“把黑屋子变成大剧院”，又觉得不合适，就及时打住。宋乐葵说：“他学不会！”声音又一弱：“我那都是演的。”程晖不觉一愣，问：“怎么演？要练声吗？”宋乐葵说：“练声不算什么，抑扬顿挫那些一学就会，稿子也好背，我看两遍就记住了，就是要演，演开朗的人、外向的人，内向的人活不下去的。尤其在台上，更要散发热量，把全场的人调动起来。”程晖问：“这个也能演？”宋乐葵说：“照着电视上的人演，照着开朗的人演，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看人，怎么敬酒。没有不能练的，都能练，连眼神也可以练。跑业务的朋友跟我说，跟人说话的时候，要让对方觉得你跟他说话很高兴，光眼神专注是不行的，你要观察，好好观察，人激动的时候，瞳孔会微微伸缩颤抖，你就练瞳孔颤抖。”程晖越发奇怪：“瞳孔怎么颤抖？”宋乐葵说：“转眼珠子，快快地转，轻轻地转，不让人觉察地转。”
宋乐葵随即拉着程晖，往大厅边上走，程晖不知所措，束手束脚地跟着她穿过整个大厅。到了一面镜面墙边，宋乐葵往下拉一拉眼睑，像是要戴隐形眼镜，然后盯着镜面，对程晖说：“看好了。”起初，她的表情并没什么变化，几秒钟后，像是某个神秘马达发动了，她的眼睛突然擦亮了，瞳孔果真在微微颤抖，仿佛为镜子里边的什么人所激励，表情也跟上了，笑肌微微上扬，一张欣悦的脸，像变脸一样蒙在她的脸上。
程晖不禁看呆了，宋乐葵拽着他往回走，边走边说，还有些是教朗诵主持的老师教的，说话要提笑肌，声音里自然就有了笑意，特别是给人打电话的时候，提笑肌最管用，还有，人没走进侧幕之前，绝对不能让脸上的笑容消失，要笑着走进侧幕，至少五步，再把脸挂下来，爱干啥干啥。
两个人就一脸笑容，从大厅众人中间穿行而过。宋乐葵还左看右看，似乎有无数的熟人在座。程晖不由笑出声来。
宋乐原看着他俩走进雅间，笑嘻嘻地说：“去表演变脸了。”宋乐葵说：“禁闭少女的生存绝技，你要不要学？学费不贵，看在你是亲弟弟的分上，就打个八折吧。”宋乐原说：“我才不要学，我天生就有，你学得再好，也是假的，一到家就垮了。”几个人一番说笑，空气也就松动了，宋乐葵也不像刚开始那么低落了，脸上一直挂着笑，真笑假笑不得而知，三个人终归是开开心心吃了饭。
过了两个月，宋乐葵出去巡回演讲，历时半个月，几乎走遍全省。这是宋乐葵成年后第一次出城，既战战兢兢又兴致高昂。
她说，经历了长期的心理建设，出门前，一直有退出的念头，明天就告诉领队，不去了，可到了明天，又被做出决定的恐惧吓退了。那就明天再说，终于拖到出发，还在集合地五十米处徘徊很久，导致迟到十分钟。
“幸亏去了。”宋乐葵最后得出结论。
因为这次演讲，她有了新的友谊。宋乐葵演讲结束，回到市里，程晖请吃饭，算是庆祝，她说个不停，演讲团由五位女性演讲者组成，另外四个女人名叫顾晓君、颜萍萍、李美芳和程秀亚，外加一个领队、一个司机。每个人都有故事。顾晓君是歌唱演员。颜萍萍以前是铝厂工人，前两年下岗了，看到公交公司公开招聘乘务员，报考乘务员，全身心投入工作，是乘务员楷模。李美芳下岗更早，下岗之后摆摊卖小吃，逐渐开起一家小饭馆，生意特别好，又开了三家分店。另外一位程秀亚，是市政公司的会计，她的丈夫在十五年前因为车祸高位截瘫，她不离不弃，精心照顾丈夫，是家庭道德楷模。总之，五个人是精心选拔出来的，照顾到了五个方向。领队叫王越，是市总工会的。这几个人对她都非常照顾。十五天的演讲，五个女人如胶似漆，回来的路上，她们给演讲团命名为“五怪人演讲团”，已经约定，以后要经常聚会。
大家又把去过的地方一一数过来：这个地方盛产苹果，那个地方有一座云雾缭绕的山；这个地方有国际友人创办的学校，那个地方是古代名将建起的军马场；这个地方有杀人狂，那个地方有种植土豆的女企业家。说起这趟旅程，宋乐葵没有了演的痕迹，似乎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空间——黑屋和剧场之外，又有了第三个空间。
程晖身在体制内，知道语言足以搭建各种空间，但没想到除了搭建那些空间之外，还能开出一条向外的路。程晖看到宋乐葵满面春风，就又提起宋乐原的事：“有个单位还是不一样，最烂的单位也胜过单打独斗，你看，如果你不是在你们学校工作，就没有演讲的机会，不出去演讲，也不会认识这些人、去这些地方，不如给乐原找份工作，边找着，边给他弄个好点的文凭。”宋乐葵眼睛一亮，但马上暗淡下去：“恐怕没戏吧，一听他读过的学校，谁还敢要他呢？”程晖就说：“也不是没可能。我试试。”
程晖并没能兑现给宋乐原找工作的诺言。
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其中有一个酒后放言，城里一桩悬置许久的灭门案是他做的。酒友以为他吹牛，忍不住多问几句，细节宛然，不可能是编造的。隔了几天才敢报警，这个男人被成群警察堵在屋子里，审了几天，发现这凶手不是普通人，以前在地方烟草局任职，一年前刚刚辞职。
继续上溯，渐渐追溯出幕后老板，以及幕后老板的幕后老板，最后牵涉到程晖的父亲程植桓，没到入案的程度，但也被视为党羽，就被建议提前离岗休养，工资降了两级。
为了避嫌，没有马上离岗，人已经不来上班了，但大半年后才宣布。
就在那当口，程植桓单位分房子，两幢楼在两个区域，一幢在市中心，另一幢在开发区，非常荒凉，周围还有菜地。程植桓想要市中心的那幢房子，但他已不方便出面，就由赵津燕上门去找管分房子的人。早先他们住过同一幢楼，他常常让妻子做了手工面，送到赵津燕家来：“嫂子，知道你爱吃手擀的，特意给你做的。” 赵津燕以为有十足的把握，就欣然去找，门倒也敲开了，但得到的回答是：“出去等着去。”
赵津燕回家躺了半个月。
依照程序，程植桓的单位，有人离休，要开专门的欢送会，有退休的，攒够三五个集体开欢送会。程植桓没有获得开欢送会的机会，连带着那一批离退休的，都没有开欢送会。
程晖和程照的工作，表面上没有受影响，连谈话也没有，但程晖知道，自己不大可能有什么前途了。他之前的生活过于平顺，看什么都是理所当然，对什么都不大上心，自从有了这样的经历，就突然开窍了。这才发现，周围的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办公室朝阳不朝阳、二十平方米还是十平方米，办公桌是实木的还是贴皮的，都有区别，何况是得意和失势这样重大的区别。
他有段时间患上被害妄想症，总觉得下班路上有人跟踪他，聚在一起说话是说他，买东西都是短斤少两的。有天走在路上，旁边有人狠狠吐了一口痰，他也觉得是在吐他，回头狠狠瞪着那人看，反而把那人看得手足无措。后来，他想起宋家姐弟的父亲，才发现同样境遇下，人的状态都一样。
倒是跟慕娜分手费了些工夫。他主动提了分手，但隐隐约约有点期待，希望她拒绝他，上演一出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古代戏曲。她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貌似云淡风轻地说了句“着什么急”，就再也不肯碰这个话题。他却不知怎的，想起从哪里看到过的四个字：“事不谐矣”，却想不出来出处。从和她见面的地方出来，外面下过一点急雨，大概也有一阵大风，路边的槐树断了几大枝，露出白芯子，掉在地上。这样一番风雨，云还是没有沥干净，还是肥硕的一大团一大团，带点绿意，堆在天上。他沿着林阴道走了两站路，落日出来了，把云的边缘照成金亮。他从没注意过路边有槐树，也从没注意过夏天的天空景象，对于颜色也一向迟钝，现在这平添的感受力有点让他恐惧，像是大脑某处，突然长了一颗敏感的牙齿，永远是遇冷遇酸会被触动的状态。也就是那个瞬间，他突然想起来，那四个字似乎是汉朝哪个皇帝说过的。
这一次见面后，慕娜也成了敏感的牙齿的一部分。以前要见她，从没有过犹豫、估算，但那次之后，不论以何种方式联系她，他都会有一番犹豫，事后也会有估算，他也不敢疑心她，只好疑心自己。总之，两个人见面越来越少，但又不说分手。又过了大半年，翻过新年，慕娜才跟他断了往来。他不知道这算什么，只好去问程照，程照幽幽地说：“她不过是想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明。”程晖居然听懂了。程照又说：“何况去年她本命年，她特意挨过了新年才提的。提这事之前，还去矫正了牙齿，穿了耳洞，算是免了血光之灾。”程晖又听懂了，只是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慕娜心目中需要小心闪避的血光狂徒，也没想到，妹妹竟然冷静清醒到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仔细打量程照，她没有猛然憔悴，也没有突然坚毅，只是轮廓比以前清晰了。觉察了她的变化，他都想问，她是不是也偶然觉得，脑子里有一颗需要用冷酸灵的牙齿。
那时候不知道，其实再拖个几年，过了风头，他父亲的事也就没人提了，他该干什么干什么，熬够了年限照旧会升，也照旧会有人不计较他家的败落。但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看得不远，也没人敢给他打这个保票。
那段时间，他十分颓唐，经常去宋乐原卖花的夜总会找宋乐原喝酒，虽然也得不到什么解脱，但宋乐原那种傻憨的劲头，以及酒吧里末日狂欢般的气氛，还是给他不少安慰。夜总会大厅里都是雅座，没有一两个人的小桌，宋乐原就安排他一个人坐雅座，来了人再换，后来索性一进门就坐吧台。夜总会的人大概知道一点他的来历，还是有点敬畏，跑前跑后地招呼着。
没过多久，宋家的邻居小哥，和夜总会大佬女儿分手，宋乐原的卖花生意宣告终结。下午得到消息时，批来的花正在分装，宋乐原也不十分惊奇，唯一不服气的表示，是把一枝断了头的月季，踩在脚底碾得稀烂，然后把分装好的花束送给了左邻右舍，当天晚上照常喝酒。
程晖知道卖花生意终结后，恍然大悟，自己家的那点基业，其实和宋乐原的生意一样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自己家还不如宋乐原，他还可以坐等邻居小哥的下一场恋爱、下一家夜总会、下一座商场，自己家却在一条路上押上了全部身家，一步输全盘输。果然，不到周末，宋乐原就转行去送啤酒了，顺带着也把程晖带到了新的酒吧。过了半年，往那一片酒吧送酒的生意又让人截胡了，宋乐原就又换了新的酒吧，程晖也跟着换了地方。
三
那是夏天，晚上七点钟，天空还没从那种让人晕陶陶的、夏天黄昏的宝石蓝的颜色中缓过劲来，空气中有一股金银花的甜香，和湖水的那种腥味混在一起，让人惬意又惆怅。路灯已经亮了，孔雀河酒吧的霓虹灯招牌却还没亮起来，屋子里太闷，丹丹和兰兰站在门口，等着送酒车到来。
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有个人穿过湖边的柳树林，向着酒吧走过来，丹丹有点诧异：“这么早就来了？”兰兰有点没信心：“可能是问路的。”一到夏天，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夏天简直是全人类的淡季，是所有生意人的死敌。那个人越走越近，丹丹越发惊讶：“还挺帅的！”兰兰嘲笑她：“这下你可有生意做了！”丹丹故意把手捂在胸口：“哦耶，真的挺帅的，我的小心跳的！”兰兰永远是灰心的：“有什么用，越帅，越到不了你手里，最后都让莲姐半路上杀出来，把人掳走了！”
这时候，这个人已经走到了她们跟前，他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头发浓密，向后梳，灰卡其裤子，白衬衣，都有点陈旧，但旧得刚好。他以一种陌生的诚恳向她们发问：“这是孔雀河？”她们一直热烈地望着他，热烈到连眼睛都湿漉漉的，同时也热烈地回答他：“是，就是这儿。”“还没开门吗？”“已经开门了！”
九点的时候，丹丹和兰兰已经在他跟前打了一个多小时的转了。丹丹总要来擦桌子，故意两只手按着抹布，浑身无力地、慢慢地擦来擦去，擦到烟灰缸跟前，也并不腾出一只手来把烟灰缸挪去，而是甩着一双丹凤眼，表示自己占着手，露出要他帮忙的意思。他笑一笑，把烟噙到嘴角，动手把烟灰缸挪开，烟雾熏到了眼睛，他把眼睛眯上了。丹丹紧紧地盯着他的脸，用娇喘那样的声音，弱弱地说：“爱死你这个表情了！”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兰兰则是婉约的动作派，始终在他身后绕来绕去，手一会儿搭在他肩膀上，软软地停留好一阵子，一会儿从他脖颈里划过去，学蚂蚁爬。但她们倒没多少收获，这样情绪高涨地折腾到十点多，也只知道了他叫程晖，给这个酒吧送酒的乐乐是他朋友，等等。就在这个当口，莲姐来了。
程晖刚看到门口有人走进来，丹丹和兰兰已经拖着戏曲的长腔，叫了一声：“莲姐——”随即迈着戏台上的小碎步走开。眼前是个高挑的女人，看不出年纪，一身复古装扮，穿红色低胸大摆裙，外面披着一件旧夹克，头发上绑着缎带，手里提着黑色垃圾袋，垃圾袋开口的地方，露出一簇染色的羽毛。她一边走，一边扯着头发上的缎带，一边自嘲：“我今天这个打扮！出租车司机看着我，像看一个大礼包！”
她直接就坐在程晖的桌子上，也并不显得非常高兴，垂着眼睛，好像眼影很重，把眼睛压垮了似的，带点厌倦的表情说：“没见过你！”
程晖说：“刚来的，等乐乐。叫你莲姐？”
丹丹突然神出鬼没地站在他们身后，替莲姐回答：“叫姥姥！《倩女幽魂》没看过？我们姥姥是修炼千年的树妖，我们是她收服的女鬼，专门勾引年轻男人来给她吸精血！今天轮到你了！宁采臣！”
莲姐照旧带着厌倦的表情笑了，用沙哑的声音问：“宁采臣，你是干啥的？学生？……哦，不是学生。”她又把头转向丹丹和兰兰，表示她并不是只跟他说话：“上回去唱歌，马毛毛带的人，一个胖逼，口臭厉害得，像是茅坑，这个口臭逼还老往我身上缠，色眯眯地问我：‘你是学生？’我？我像学生？我哪一根毛像学生？我最烦这种没话找话不长眼的笨逼了，我就说：‘我是学生，我当然是学生，我是一个光荣的女大学生！’”
她曲肘横在胸前，做出一个舞蹈的姿势，为“女大学生”配上造型，丹丹和兰兰都大笑起来。
莲姐又回过头来：“那你是干啥的？宁采臣你是干啥的？警察？我觉得你像个警察，牟干豆！”程晖没听懂：“什么牟干豆？”莲姐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无——间——道！”她又把话题引回到自己身上：“一九九八年那会儿，有天，马毛毛问我，有场演出，在工人文化宫，你接不？我说接，老娘那时候穷得连个传呼机都给停机了，咋不接？还是下午的演出，又不耽搁晚上的场子，我就答应了。那时候，我提着一袋子演出服到文化宫去，一进去，疯了，全都是警察，满场子都是警察，台上台下都是警察，卫生间里都是女警察，我一问，是给市里的十佳警察发奖呢。该死的马毛毛，把老娘我卖到警察堆里了，老娘我就没有怕，我是光荣的女文艺工作者，我怕啥？我就大大方方到后台，把衣服换掉，上去给他们跳了一个《辣妹子》，特别卖力，差点没把假辫子甩掉。演完了，吃饭呢，公安局局长还到我们这桌给我敬酒呢，说我演得好，跳得好，要我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下去！”
演出时间到了，莲姐起身离开，手指头点住程晖：“宁采臣，你不许走啊，演出完了我找不到你，可有你好看的！”她又对兰兰和丹丹说：“把宁采臣给我看好了啊，不要让他跑了，也不许截胡。”
他没跑，他跟莲姐相处了一段时间。
莲姐起初说自己叫王菲菲，比王菲还要多一个“菲”字。程晖已经懂得，不能相信这种场合里的人的这种时髦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莲姐又宣布自己叫王蓉，后来，他偶然看到她的身份证，才知道她叫章玉甜，比王菲或者王蓉都好。只是她不觉得。
年龄也是假的。不是说少了，是说多了，实际上她比程晖还要小两岁，看起来成熟老辣，大概是浓妆艳抹的结果，浓妆艳抹也是自我保护。卸了妆，就疲沓而慵懒，什么俏皮话都没有了。有时候恨恨地把梳下来的头发卷了丢进下水道，恨房东有房子自己没有，恨房东既有工资又跟她收房租。有时候振作起来，就又跑上几层楼去，给房东送水果，并且眨巴着眼睛对程晖说：“把房东巴结一下。”中间的分界线，就是装扮或者不装扮，但一旦装扮起来，马上就要出门，似乎装扮了而留在屋子里，是被屋子占了便宜。
程晖觉得，这样打量她，有点冒犯，是把她放在了自己的对面。但有时候他也明白，他之所以细细揣测她，其实是在揣测宋乐葵，宋乐葵是不是也这样？她演讲时浓妆艳抹，演讲结束后低落又容易走神，这中间的分界线是什么？他想起她来，已经不大想起那间黑屋子了。
莲姐一直管他叫“宁采臣”，甚至连他本名都慢慢忘了。宁采臣这，宁采臣那，后来程晖慢慢体会到，这是她们这些风尘中人的习惯，随便起名字，随便换身份，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舞台，搭在荒野里的舞台，拆起来也毫无痛惜之意。喊了“宁采臣”这名字，似乎也能说出很多真名实姓状态下说不出来的话，也是一种浓妆艳抹：“宁采臣你喜欢我不？今天喜欢不？今天喜欢就行了，明天喜欢不喜欢，我不管。明天再说明天的。”“宁采臣你把我带去见见你爸妈呗，哈哈哈哈，你看，只要一提这个事，就把你吓死了，你别害怕，你想让我见，我还不见呢。你们那些人，都虚伪得很。跟你们待一分钟，难受一分钟，待一个小时，难受一个小时。我对你啊，还没到让自己难受的地步呢。”
莲姐不可能住到程晖家去。程植桓和赵津燕虽然失势了，但多年家教搭起来的架子还在。程晖时常住在莲姐租的房子里，两个人过着没晨没昏的日子，房子是三室一厅，其中一间，房东锁了，里面放了些不用的东西，所以价格比两室一厅还要便宜。程晖索性替她交了房租，但即便她不用交房租了，心情不好的时候，照旧把头发卷揉成一团，丢进下水道。没晨没昏的日子，也照旧人来人往，演出的搭子，新朋旧友，时常来吃火锅、做饭、喝酒，和程晖出现前一个样。唯一的变化是，以前在屋里吃火锅、吃饭，通常在桌子上铺报纸，程晖来了之后，嫌铺报纸低档，去外面裁了一张玻璃桌面，又置办了个花瓶，偶尔插一把花。程晖的气力也就到这里了，没晨没昏的沉落，也有一种罗曼蒂克。
宋乐原知道了，颇有微词，开玩笑说：“莲姐哪有我姐姐好。”像是要把一层窗户纸戳破。程晖不知为什么，觉得心惊肉跳，生怕他继续说下去。好在宋乐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些日子，已经知道轻重，马上换话题：“莲姐选的这些男的，真真都不错，帅，讲义气，不小气，她换一个男朋友，我们就多一个朋友，她找了你，对我来说就没啥意思，我并没有多个朋友，就等她把你换掉吧。”
那段时间，宋乐葵又参加了一个演讲团，到处巡回演讲。这次有了新主题，她不讲被禁锢在黑屋子的往事了，大概是连续讲了几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这次讲他们学校，如何善待特殊少年儿童，如何改变他们，给他们新生活。程晖和宋乐原去看过一次，地点就在莲姐以前演出过的工人文化宫。时代进步了一点点，一点点进步也体现在了宋乐葵的妆容上，她打扮得没那么像新娘了，现在流行像空姐，或者北上广职业女性，头发不盘，妆也没那么浓，也照旧能看得清眉毛、眼睛，可见以前为了照顾剧场灯光的妆容理由，不过是个谎言。
看过那场演出之后不久，工人文化宫就改换了门庭，变成一家演艺酒吧，名字也改了，叫“曼陀罗”，流行歌、秦腔、二人转、相声、杂技一时齐备。开业满一周那天，程晖跟着莲姐去了，看她在各个包厢奔走敬酒，正百无聊赖时，却看见一个穿着酒水销售的红裙子的女孩，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痛哭，过去问了两句，才知道有一桌客人要了一瓶588元的红酒，等她开好酒端过去，那桌人却矢口否认，说他们并没有点酒。这么一来，那瓶酒的费用就要她全部承担。程晖又多问了几句：“你一个月赚多少钱？”“顺利的话，不到800。”“你家住哪里？”“西原区，距离城区三十公里，每天往返。”程晖叹口气，准备把这瓶酒买下，正跟着女孩到吧台去付款，莲姐下了楼，拦住两个人，问了事情的原委，冷着一张脸，对他们说：“先别买。”
只见莲姐双手摇着大摆裙，冲着那一桌人去了，程晖紧紧跟上，到了桌前，听见莲姐竭力压制着怒火的语气：“你们是不是要了一瓶红酒？”那桌全是男人，嬉笑着左顾右盼：“没有啊，谁要了红酒，你要了吗？你要的吗？都没要，不知道谁要的。”莲姐说：“你们最好想好了再说，我再问一遍，你们是不是要了一瓶红酒？”那桌人不知她什么来头，语气弱了一点，却照旧否认。莲姐伸手指向空中，做发誓状：“那就是杂 狗日的要的红酒，路上让车撞死的要的红酒，没泡子（睾丸）的要的红酒，乱枪打死的要的红酒，生烂疮的要的红酒，儿子没屁眼的要的红酒。”放音乐的已经得了线报，故意把音乐声音调小了，全场都听得见莲姐的声音，所有人都朝着这边看，约等于是当众处刑。
程晖紧张得全身缩紧，一手扶着一根柱子，一手攥成拳在裤兜里，脑子里急速回放看过的香港电影，不知是该抡起一只酒瓶，还是去掀桌子，隐约想起莲姐以前的片言只语：“抓住一个往死里打。”“先打带头的。”不知那桌人里，哪个算是带头的。
没有打起来，毕竟是在有人看场子的地方，在场的也多半是卧虎藏龙，于是调停的调停，下话的下话，咋呼的咋呼，又有人吆喝着“喊李哥”，十面埋伏的样子。还没等楼上包厢的人出来，那桌人不但出了那瓶酒的钱，还额外又买了三瓶算作赔偿。
女孩过来感谢莲姐，莲姐又换了语气：“你别哭了，哭哭啼啼的不吉利。你爹妈就不应该生娃，罩不住自己娃的，就不要生娃，让姑娘到这种地方赚钱的，就不要生娃。”听起来是责骂，其实更多是痛惜悲悯。
回去路上，程晖问莲姐：“就不怕那桌人带刀带棒？”莲姐白了一眼：“带就带了，我就没有怕，他们会砍会杀，我们就不会？你以为吧台下面一档放的都是啥？”程晖又问：“那他们要是在外面堵咱们呢？”莲姐说：“他们不敢，当众一次打趴下，后面就啥事都没有。这个场子他们以后不敢来了。”程晖又问：“那万一呢？”莲姐说：“那就活该倒霉。”她又白了一眼他，说：“就这么一条烂命，不要就不要了。”说到这里，莲姐突然换了惊异、不满的语气说：“不对，你是要看着小姑娘让人欺负吗？”程晖说：“我不是要把酒买下来吗？”莲姐说：“那不行。小姑娘不但让人欺负了，还欠了你的人情，是不是要以身相许呢？谁知道你和那桌子男人是不是一伙的，下了这么一个套。”程晖叹口气：“在这些地方混，就算今天不上套，明天也免不了。”莲姐说：“不是有你了吗？不是有我了吗？反正我看见了，就不能让她受这个欺负。能晚一天上套，就晚一天。”程晖又说：“那就连命都不要了吗？”莲姐说：“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少了啥吗？还是多了啥？这种事，是你懂，还是我懂？我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分寸，各有各的道。”
莲姐评判她那些朋友，常用的话是“根本没把自己当人”“不要命了”，颇有赞赏之意。看见一句诗，写的是“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就喜欢得不得了，写在账本第一页。程晖以前不明白，经历“红酒之夜”，稍微明白一点，他们这些人，这些不把命当命的人，是按照古代人的方式来活的，不要命，就是他们的罗曼蒂克，自带芬芳。
还没有从莲姐的罗曼蒂克的芬芳中走出来，宋乐葵又带来一缕芬芳。
宋乐原打来电话，说要聚餐，姐姐有了男朋友，自己有了女朋友，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照旧是火锅，不过是从没去过的一家店，据宋乐原说，是他新拿下的地方，一进包厢，桌子上摆好两箱酒，被灯光一照，金红璀璨的样子。一个个介绍，宋乐葵的男朋友叫卓浩，皮肤黝黑，一头卷发，眼睛精光四射，穿着打扮都落后于时代十年，又奇怪地不显得土，像刚出道的摇滚乐手。宋乐原的女朋友叫项晴，清清秀秀，淡眉淡眼，脖子修长，像是时刻正襟危坐的样子，站起来跟程晖打招呼时，异常热情，兜头就是一句：“程晖哥，谢谢你。”程晖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谢自己，莲姐在一边狠狠戳他两下：“曼陀罗。”程晖照旧没有反应过来，莲姐又说：“588！”程晖依旧不明就里，项晴倒不好意思了，细声慢气地说：“程晖哥和莲姐在曼陀罗救的我。”原来是曼陀罗销售红酒的女孩。
她非常坦率，马上就自报家门。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商场营业员，一家人都在工业区，她小时候还在厂子俱乐部学过芭蕾，后来工业区两个大厂效益不好，父亲母亲接连失业，到处打零工，她别说芭蕾学不了，学也上不了，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卖过红酒，卖过衣服，最近被宋乐原托人送进一家化妆品店，总算安稳一点。
卓浩就更坦率，开场就是：“我是杀了人跑出来的。”全家都在南部农村，山高林密的地方，邻居家因为一点宅基地纠纷，打死了他的哥哥，他埋伏了许多天，把对方家里带头动手的叔叔杀死在村里广场上，然后带着早早准备好的干粮，在山上躲了几天。当地的警察，也都是乡野出身，他们觉得是血亲复仇，跟四乡八邻也都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很使劲找。他偷偷下山，到家里拿了衣服和钱，跑到附近的县级市，在餐馆打工。仇人家找了几年，打听到他的消息，趁着警方开展抓逃行动，又去报案，警察这才到市里去抓人。他得到消息，又跑出来。说起警方的态度，他说：“他们到我们家去，跟我爸爸说：‘你们都有过错，所以我们也留了个口子，不过我们也是压力大，你们儿子要是打电话，你就让他投案自首来，也能争取个从宽，反正也是情有可原的。’”
程晖大骇。他以前受的教育，都是“杀人偿命”之类，念叨得多了，也就当了真。在酒吧混的这段时间，他才知道，未必未必，有许多斡旋和腾挪的余地，眼下又有一个例子活生生地摆在面前，远古传奇里血亲复仇的人，和他在一个锅里夹菜，但所有人分明都不惊不乍，反而一脸热切、一脸仰慕，就连厂办中学教师跳过芭蕾舞的女儿项晴，也双手撑着下巴听得入迷。他不知道是他们有问题，还是自己有问题，但还是按下了自己，但只要目光接触到卓浩，就有些不自然。
然而，有了杀人犯男朋友的宋乐葵，精神反而好了很多，不低落了，也不走神了，满桌子招呼人，给这个夹菜，给那个倒水，似乎她发展出来的那重开朗人格，终于占了上风。也有可能，是父亲眼睛盯着的恐惧，被另一个人的眼睛盯着的喜悦淡化了。总之，她像是把两个平行的性格侧面合在了一起，暂时抵挡了一些噪音。
这顿饭一直吃到火锅店打烊，服务员几次来提醒才作罢，一行人都有点醉意，先是在火锅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又说又笑，直到楼上居民推开窗户怒骂，这才起身离开，一群人又手挽手并排走在街上唱歌，唱的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一群人被火锅店楼上的人骂的时候，程晖有点疑心，卓浩会不会冲上楼去杀人，然而没有。宋乐葵和卓浩在一起的那些天，程晖也时时担心，卓浩会不会把宋乐葵杀了，然而也没有。一起吃饭，程晖也有过担心，卓浩会不会下毒，会不会突然端起火锅来，浇到某个人头上，也没有。程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因此更担心了。
他也担心——以前对宋家姐弟，他是从惊骇厌烦，到慢慢接受，甚至成了彼此生活里不可缺的部分，现在对卓浩，他也有惊骇不适，会不会也逐渐演变成接纳，甚至成为仰慕？人和人，怕的是起心动念，惊骇就是起心，厌烦也不过是另一种动念。
程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在别人那里，卓浩已经有了点威望，甚至慢慢起范儿了。
七月的一天，程晖闲来无事，经过酒吧街，看到常去的那一家已经开了门，就踱进去看看，酒吧里没有开灯，却有一桌人，八九个男人面对面坐成两堆，应该是在谈判，程晖定睛一看，两边打头的人都认识，其中一个就是卓浩。他穿了件行政夹克，脚上穿着黑皮鞋，脖子上围了条丝巾，头发也精心梳理过，跷着二郎腿，斜坐在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一只手在桌子上叩着。他显然已经无师自通地捕捉到一点混社会的精髓，甚至懂得营造一点形象上的反差感。程晖跟两边都点下头算作打招呼，然后走出酒吧，到了酒吧门口，还能听见卓浩的笑声，一种新发展出来的专门用在场面上的笑声，模仿的是港片里的大佬。
隔了没几天，程晖在酒吧里临窗坐着，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在窗外停下，摩托车上的一男一女，拿下头盔，竟然是宋乐葵和卓浩。两个人取头盔的姿势，跨下摩托车的姿势，都像港片中人。整条街也配合，一辆双层巴士，摇摇晃晃开了过去，霓虹灯依次亮了，临街的啤酒座，人声骤然鼎沸，四下里细细碎碎的音乐也同时变了，变成关淑怡、莫文蔚唱的，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印度音乐。街上走过去的每个人，忽然都有了性感点，这个的面容格外精致，那个的腰身紧致，有人穿着白背心，皮肤淡棕，在人群里一闪而过。如果有可能，这一条街上的人，都可以爱一遍。三十几岁，他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触。那一刹那的心胸激荡，是宋乐葵和卓浩引发的。
隔壁正在装修的夜总会也配合，有人在夜总会门口停下一辆车，卸下来两个人形廊柱，廊柱上有雕塑，仿的罗马雕塑，两个白色裸人，一男一女，一只手枕在头后面，另一只手揪着衣带，掩着关键部位。有人一锤一锤，敲开包装在廊柱外的木头架子，两个白色裸人，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当天晚上，程晖梦见自己站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山岩前，起初无所适从，低头却发现脚下有一把雕刻刀，他懵懵懂懂捡起雕刻刀，一刀一刀在山岩上雕刻，也不知道要雕什么，不过几刀，白色山岩上浮现出一个人体，竟然是他自己，比他的轮廓更清晰，眼神更丰富。雕像越来越清晰，他越来越慌张，四下张望，没有人，只有荒野，荒野尽头，是亮着灯的城市。
梦是梦，现实是现实，现实是，莲姐先烦了，先开的口：“宁采臣，你吧，其实没啥意思，没啥意思的一个人。刚开始看着你帅，整整齐齐的，大大方方的，和我们不一样，没处过这样的人，那就处一下，处多了，就觉得没意思，也不好玩，也不幽默，跟我这些朋友也玩不到一起，床上也就那样，每次都是我主动，我都觉得我像个性饥渴的婊子。我们不合适，我带不动你了，你找个愿意带你的吧。”
程晖已经多少了解了她们，她们并不和现有的评价体系冲撞，只是另外开辟了一个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体系里，占据首要位置的是情感能力、性能力、讲义气以及好玩，别的体系里的成功者，在这个评价体系之下，都得败下阵来。程晖虽然喏喏应着，还是有点不服气：“我变化挺大的。”莲姐说：“那要看跟谁比，不说远的，你就跟卓浩比，你连个摩托都不敢骑，喝酒都不敢喝醉。还跟我们说都市传说，什么一个人到酒吧里喝醉了，醒来躺在浴缸里，腰子让人噶了。不让我去酒吧喝酒，不如把我这个人噶了。程晖，我们都三十多了，你还比我大一点，我们都别浪费时间了。”
好在莲姐和程晖之前的女朋友都不一样，虽然分手了，宋家姐弟和卓浩、项晴张罗聚会的时候，但凡叫她，时不时还会来，喝一点酒，偶然也露出一点幽怨的样子，甚至抱怨几句：“你们程哥哥不要我了，我哪配得上他。”似乎是程晖先提的分手。总之，面子给足。
有天走在街上，街边的店里正在放《辣妹子》，程晖就想起初见莲姐那天，她说自己伴着《辣妹子》卖力跳舞，差点把假辫子甩掉，不由得在街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到路人都惊异地看着他，他越发止不住笑。她就有这个能耐，让人愿意记住，愿意想起来，想起来的时候当街大笑。他没她有意思，的确。
那一两年发生的事不少：宋家的老房子拆了，原地补偿了两套房子；宋乐葵照旧上班，还经常出去演讲，演讲题目换了，换成迎接北京奥运主题下的行业赞歌；卓浩为了避风头，时常去外地；项晴去了电信公司的声讯台上班；程照有了男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程植桓和赵津燕终于想通了，在海南买了房子，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海南待着。
宋家得到新房子的事，程晖是最后知道的，几种补偿方案里，宋家姐弟选择了补偿两套房子，这样一来，有五十平方米就要按市场价买下，宋家姐弟钱不凑手，但没朝程晖借钱。程晖知道后，拿了五万块去找宋乐原，宋乐原说：“钱已经凑够了，没敢押住一两个人借，就这个人借五千，那个人借一万，几天就凑够了。朋友们都讲义气得很。我们借谁的钱，也不能借你的钱，哪怕房子不要了，也不能借你的钱，你帮我们太多了，报答不完了。”程晖尴尬地说：“也没帮什么忙。”宋乐原说：“从我们十五六岁帮到现在，一直帮一直帮，我也不知道把你叫爸爸呢，还是叫叔叔呢，还是叫哥哥呢。”程晖说：“那缺钱也不跟我说。”宋乐原说：“那不能说，再说我心里有数呢，能找到钱，实在不够了，最后一个找你。我但凡来找你了，那就是实在没办法了，你就一定得帮我们。”宋乐葵也在一边笑说：“换了新房子，你也就敢去我们家了，再不像以前，送到路口就各种借口赶紧走了。”程晖没想到他们竟把自己看得清楚透亮，有点尴尬，就笑了起来。
还没搬进新房子，卓浩和宋乐原惹事伤人，宋乐原一个人把事情顶下来了，卓浩一旦进去，身份就会曝光，故意杀人加上多年在逃，必然是死罪。宋乐原揽到自己身上，也就是一两年。项晴也表示，愿意等宋乐原出来。倒是宋乐葵忧心忡忡，她担心的倒不是这一年两年，而是担心宋乐原在里面学坏，五毒俱全地出来。她来找程晖，对程晖说：“他跟我一样，学什么东西都很难，但也跟我一样，学什么都很容易。”程晖瞬间就听懂了。
程晖想起陶主任，他有个战友，在司法系统工作，现在应该到了高位了，恐怕能帮上忙，就专程上门去找他，说了事情原委之后，特意指出：“这孩子就是当初您让我当联系人的姐弟俩里的弟弟。”陶主任不由得愕然，问：“让亲爹关在家里的那姐弟俩？”程晖说：“咱们解救出来的。”陶主任愣了一小会儿，似乎在努力回想那姐弟俩的故事，然后对程晖说：“没想到你和那家人还有联系，是他们找的你吗？”程晖说：“一直有联系，没断过，等于是看着长大的。” 陶主任说：“要是他们缠着你，你就跟我说，你这人面情软。”程晖说：“那倒不是，一来二去，就熟了。”陶主任再度愕然，停了一会儿，最终答应帮忙。过了一两天陶主任回话，说战友没有揽这事，不肯揽事的原因是：“这事太小了。”他又说：“也就一两年，很快过去了，让这孩子长点教训。”程晖听了这话，知道他是真的找过人了，就再三谢过。陶主任又问：“我这两天啊，还一直想不清楚的就是，你们一直有联系？”程晖说：“一直有联系。”
程晖随后请了陶主任吃饭，倒也不是为了答谢，就是为了和旧人见个面，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从前的几位同事，包括退休多年的董大姐。几个人一边叙旧，一边不住感叹，认为程晖放弃得太早了，如果当时稳住，不加理会，等到时间把程晖父亲的事情洗淡洗白，也就慢慢起来了，不像他现在这样，没职位，没职称，对象也没有，婚也不结，和一群社会上的人混。程晖辨得清真伪，知道他们都是出自真心，就端坐聆听，聆听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也有点后悔，甚至也略微畅想了一下，如果当初“稳住”，这七八年下来，自己会是什么处境。
一行人出了包厢，程晖就看见餐厅大厅墙壁正中挂着一张画，画上画着三个人，两男一女，形貌清奇，凑近一看，是任伯年的画。他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就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任伯年”三个字，等有空再查。
从餐厅出来，他送走了陶主任、董大姐，却收到莲姐发来的消息：“我记得你说过一个英华集团，和你爸爸有点关系？”程晖愣了片刻，回复说：“怎么问起这个？”原来莲姐正在西原区的一家酒吧里带队演出，遇到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名叫龙龙，聊起来才知道，龙龙的父亲当年也出了事，和程晖的父亲是同一拨。不过龙龙的父亲当时比较年轻，根基不稳，判了实刑，前两年才刚刚出来，一身的病，回老家休养去了。她就问程晖，知不知道龙龙的父亲，有没有这么一档子事。
程晖刚刚喝了点酒，加上陶主任和董大姐使劲感慨两个小时，煽起他的一点情绪，听了莲姐说的事，不由得有点感怀身世，就跟她说，都先别走，我马上过来。他拦了辆出租车，司机不肯走那么远，于是他又拦了一辆，花了一个小时，到了那家酒吧，莲姐等不住，早走了，留下龙龙等着他，龙龙先转告了莲姐留的话：“还有好几个场子，不等了。”然后对程晖说：“那时候我还小，啥事都不知道，不知道也好，不知道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现在还挺好的。”
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落魄沉郁的谪仙，带点伤感的坠落，说话都带点颓废的讽世。龙龙脸色暗沉，双眼皮割失败了，穿着黑色镂空花的T恤，半小时抽了五支烟，对场子里的事津津乐道，跟程晖聊了一会儿，知道对方非我族类，半小时后，便更加频繁地到门口去抽烟。程晖等在酒吧里，听舞台上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张惠妹的歌，还是十年前的那几首，自觉无趣，就到门口去，跟正在抽烟的龙龙打了个招呼。他站在路边打车，拦了一辆，司机就说不想走那么远，第二辆依然，直到第四辆，司机才终于肯去市里，上了车才知道，这一区的出租车不能进城，能进城的是从城里送人过来的。龙龙就站在门口，看着程晖打车，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关窍。
第二天，他看到手机备忘录写下的“任伯年”三个字，就在网上查任伯年的资料，于是知道昨天看到的是任伯年画的《风尘三侠图》，红拂对镜梳妆，李靖在客栈庭院刷马，虬髯客骑驴经过，驻足观望。再翻，还有一张，还叫《风尘三侠图》，才知道那并不是唯一一张《风尘三侠图》，任伯年对红拂、李靖、虬髯客的故事着了迷，二十年时间里，反复画，换着花样画，客栈初见的三个人，并辔而行的三个人，馈赠财产和接受财产的三个人，骑驴远去和送别的三个人。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每个场景，任伯年都画过，每张都各有气息，尤其是骑驴告别的那张，没有点缀山石林木，大面积留白，反而更有种前路苍茫的感觉。
又看到任伯年在一幅《苏武牧羊图》中写的十二个字：“身居十里洋场，无异置身异域。”看到“异域”两个字，程晖异常喜欢，而且让他想起莲姐对“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喜欢。一张画，十二个字，就让人入迷，就能瞬间给人盖上钢印，大概因为，那些字里，就是一条命，就是一生仅有的几次大笑，就是无尽的血色黄昏，就是唱着来又唱着去。
他以为是他教着他们姐弟俩，实际上是他们教着他的时候多，他们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的门。从此，他只看得见和这个世界有关的人和事。一间大厅里，挂着十幅画，他看见的只有《风尘三侠图》。
陶主任和董大姐历时两个小时，对程晖的劝诫，一张画就抹平了。当然，能被一张画抹平的，是本来就会被抹平的。
四
在宋乐原为新屋筹钱的时候，程照恋爱。宋乐原坐牢的那两年里，程照结婚。程照被丈夫金建频繁暴打的时候，宋乐原刚刚出狱。出狱的宋乐原，果然和以前不大一样了，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不行就把这男的做掉算了，不然后患无穷。”
程晖也这样觉得。甚至，在宋乐原提出这个方案之前，他已经有过这个念头，设计了基本的谋杀过程。在二十年前，程晖不会有这种想法，他对“命”的了解，模糊而懵懂。正是这二十年里，他目睹和亲历的“命”之轻贱，“死”之轻易，让他勾勒出了“命”的轮廓，一个个人，要死就死了，要没命就没命了，层层叠叠的死，堆积出了偌大虚无。“命”是如此具体，是青翠的面容，是肌肉骨骼，是母亲拿出来的新衣服，套在孩子身上，又扯展下摆；“命”又是如此荒唐、如此瘠薄，随时沦入畸零，随时陷入色情；“命”就是一口气，一根悬吊在刀锋上的丝绳，一个随时没电的机器的投影，如同本地老人常常说的一句话：“人假得很。”在这虚无里，他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自任了“命”的执行官，似乎也没什么不妥，甚至，没有这个原因也可以。
金建只知道，这是爱面子的一家人，斯文又虚伪的一家人。他在去银行办事的时候，认识了程照，只不过是几次轻佻的试探，他就知道她是那种人。她是那种在严肃多、活泼少的家庭里长大的人，对“自己没有”“自己不是”有好奇心的人，对有点匪气的人有偏爱的人，对生命力和荷尔蒙有崇拜的人。从学生时代开始，这样的人他就见多了，他知道，对于她们，他是有吸引力的。他不断强化这种吸引力，皮衣，油头，笃定的语气，那时他还不知道，兄妹俩在这一点上，从不同路径走到了一起，而程晖走得更远一点，已经遁入偌大虚无。
和程照结婚前，金建就经常动手，推推搡搡，或者用指尖用力戳她两肋，有一次在争吵中，他突然把她推倒在沙发上，整个人坐在她的胸脯上，看她拼命挣扎，近乎窒息。但程照已经迷了心窍，照旧和金建偷偷领了证，领证两个月之后，才告诉了程植桓，那两个月里，她每想起自己隐瞒了这样一件事，程植桓和赵津燕一旦知道了，会怎样捶胸顿足，快感就增加一分。她得到的痛苦、羞辱，因此都得到了转化，转化成对父母的羞辱，也再度转化成了快感。
结婚后，暴力不断升级，坐胸脯逐渐成了常事。有一天他又摊牌，在外面欠了八十万，如果程照不帮他还，他还会欠更多。
股市高涨那一年，金建失踪了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年底的时候，股市落到最低点，他回来了，欠的八十万变成了欠一百二十万。程植桓跌脚，打算把这个窟窿给补上。程照开始觉得不妥，那种用自己的屈辱和痛苦刺激父母带来的快感，不再转化，不再投射，屈辱失去了转化的可能，就结结实实地变成了屈辱。
程晖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在事态无法收拾的阶段。他痛定思痛，放在以前，他们家大概率不会出这种事，程照甚至没有机会和这种人交往，即便出了事，也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程晖见过朋友家如何处理经济纠纷，眨眨眼说“吓吓他”，带到公安局去一通问话，永绝后患。他家已经没有这种威慑力了，金建也是刺探清楚了这一点，才敢这样嚣张。
程晖不免恶向胆边生，这些年，他不是没有过恶向胆边生的瞬间，但那些瞬间涌动，最终都被他消耗掉了，抚平了。唯独这次，他不打算消耗心头的恶意。他们过去有过权力，尝过权力的味道，用权力解决问题是习惯，这种权力不行，另一种方式的权力也好，但那另一种权力，或者要从头建立，或者要亲自上阵。程晖已经知道了，他也可以亲自上阵。
宋乐原先忍不住了，对程晖说：“不行把这个男的做掉，他的这些事，就算上了法庭，未必能判，就算判了，顶多两三年，等他出来，越恨你们了，事情更没这么简单，后患无穷，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他平时说话，兴奋热情，神经兮兮，永远像是要过年，这一次不兴奋不热情，异常沉静，程晖就知道，非如此不可了。
程晖决定让这事自然一点，先按照应该有的程序流动，这样的事情里，一个斯文的哥哥会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约着金建在公开场合见面，谈了两次，程照也在，两次都闹到掀桌砸碗，路人报警，去派出所调停。这就够了。
那时候城里又出了一件事，另一件离婚案，几经调停，司法介入，终于到了上法庭的阶段，判决之后，男方在法庭外捅死了女方。
就在那当口，宋乐葵他们学校放假，她就和宋乐原一起，带着程晖和程照，回了趟他们出生长大的牧区，名义上是散心。程晖知道这肯定不是他们的真实动机，但还是喊着程照一起去了。
两个小时动车，两个小时汽车，先到了市区，那里原本是县，后来撤县设市，城市的规模也扩大不少。再往下一级的地名，姐弟俩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出门前曾经向父亲的老朋友询问过具体名称，或许那里的地名改过了，怎么都查不到，更不知道具体村社，但四个人还是出发了，一路上不断打听。因为这一路走走停停，波折不断，心理上的距离就被拉长了，不但觉得距离那个地方越来越近，甚至觉得距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越来越近，周围的景色和建筑，似乎也在配合他们的感触，不论新旧，都是一种旧模样。
终于到了县城的汽车站，汽车站也有一种旧模样，显然经过多次翻新，但关键的地方还是散发着一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味道，地面是朱红色和白色碎石压成的水磨石地面，售票窗口是用土黄色的木格子做的，可以向左右推动，有人在抽卷烟，有人在咳嗽，下午三点的天光，从狭长的窗户里透进来，也带上了暮气。一个高大黝黑的男人，站在那道光里向上望，他一动不动，定在那里，光线里的灰尘涌动，说明这不是静止画面，听到他们在向人问路，那人转过身问：“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这个男人圆脸，杏眼，一脸络腮胡，和宋乐原、宋乐葵的相貌有几分相似，目光很重，但很柔和，身上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机车夹克，双层领，厚实斑驳，一只同样厚实斑驳的背包放在脚边。宋乐原向他重复了自己要去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不远，不过不好找，我可以带你们去。”宋乐原说：“你本来要去哪里？”这人说：“我去哪里不要紧，我可以带你们去。”他自作主张，在街上拦了一辆小面包车，谈好价格，回头招呼他们上车。
车走了一段，那人问他们：“是要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去吗？”程晖就指向前排：“他俩出生的地方，现在回来看看。”那人说：“你们长到几岁走的？”宋乐原说：“四五岁。”那人语气就有点黯然：“四五岁就走了。在这边待的时间太少了。”宋乐原说：“所以地名都不记得了。”那人说：“不要紧，我帮你们找到。”他又问宋乐原：“出去的人，都是岁数很大了才回来看老地方，你们才多大？”宋乐原报了年龄，又说：“就是想回来看看，想得很。”那人说：“这个叫消足印，都是岁数很大的人才想着消足印，回到以前待过的地方、想过的地方，把以前留下的印子消掉，就安心了。”宋乐葵说：“消消乐。”那人笑了：“说得对。”他又交代了自己的身世，也是在这边出生，在这里长大的，一直没有离开：“227厂知道不？不知道？我家就是227厂的。”他说了些227厂的故事，227厂的建厂事由，建厂过程中的艰辛，和父母生活在厂区的其乐融融，食堂、大澡堂、俱乐部的电影。他又说起某天晚上，俱乐部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在草地上看露天电影，看着看着，天上突然出现一个米黄色的圆盘，投下一束光，照在看电影的人群里。被那道光照到的几个人，后来都有点疯疯癫癫，其中有一个甚至得了癌症。
宋乐原听着听着，不免要问：“你现在还在227吗？”那人说：“不在了，227没人了，全都搬走了。”宋乐原说：“那你现在在哪里？”那人说：“就在县里，他们走了，我留下了。”宋乐原说：“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人说：“就在这里过日子。”宋乐原说：“为什么不出去？”那人说：“也出去过，出去过两年，再回到227，走到厂子门跟前，腿都打战。再回到大城市，到了住过的地方，腿也打战。我不喜欢在两头两个地方腿都打战，就回来了，过几天去看看227，看熟了，把它放在心里捂热了，腿就不打战了。”宋乐原说：“那我们到了我们住过的地方，腿是不是也要打战？”那人说：“你们走的时候小，没有多少感情，没有感情就不会打战。”
其实不远，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也的确不好找，国道换成省道，又换成县道和乡道，最后一段就是泥巴路了，俄罗斯油画中的那种路，路中间有车辙，车辙里积蓄着雨水，映照着落日的光。路两边歪歪斜斜的水泥柱，拉起铁丝围栏，那人向他们解释：“一家有一家的草场。”
到了村里，的确有几排红砖平房，破旧不堪，应该是从建好之后就再没有翻修过，里面还住着人，有几户房门大开着，隐约可以听到电视的声音，但看不到人，举目四望也不见人。宋乐原和宋乐葵站在那里，为那个房子到底是不是他们住过的地方，讨论了一会儿，最后一致认为，不是这里。“有一片白杨树林，不过白杨树也可能砍掉了。”那男人大步走开，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过了十几分钟，他和一个本地人一起出现，然后告诉他们，场部在一九八二年搬迁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一九八二年之前的场部在另一个地方，离这里不远，不过没人住了。
五个人又一次上了车，司机也并没有怨言，那人就自作主张对司机说：“等一下给你加钱。”走了十几分钟，路边又出现几排平房，平房后面有一片白杨树，白杨树中间，有一座小小的水塔，水塔上，用油漆写着的一个数字：003。油漆已经褪色，但还能看出来是蓝色的。宋乐原和宋乐葵同时说：“就是这儿。”
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屋顶都塌了，窗户都被拆走了。破烂的房子里，还有些旧衣服旧鞋子，墙上还挂着旧挂历，最近的一份挂历，也是一九九五年的了，画面上的人物，是穿着戏装的刘雪华。几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又在四野里晃了晃。太阳要晚上八点才落山，但这会儿已经有点摇摇欲坠的意思，颜色已经晕开，把丝丝缕缕的云染成火红色，六个人的腿和身子也被拉得如同天梯，投在一片被染得火红的草地上。
站在那里，程晖突然明白了宋家姐弟带他来这里的原因，他们是在向他呈明死志。
他望望宋乐原和宋乐葵，他们的脸都被落日映得通红，似乎有大火在脸上燃烧。这两张脸，他从二十多年前看到现在，逐渐觉得这两张脸上的一切都如此亲切，他们也回他以同样的亲切感。他曾试图厌恶、躲避、看淡、忘却这两张脸，但最终还是被他们征服了，每一次躲避，最终都导致了双倍的亲切感，他们甚至敢于跟他亲切地谈论如何谋杀一个人，杀人的可怖，这些都被这两张脸的亲切掩盖了。这种由事件、时间累积出的亲切感，和他跟程照的亲切感完全不同。程照不知道这些，她此刻正披着一条毯子，在草地上踢石头，她根本无法想象，这几个人沉默着，凝望着，却在开着会议，一些决定已经在这次沉默的会议上表决。
回到县城，天还没黑，那个带路的男人，简单地和他们告个别，就大步走开了。等他走了，程晖才想起来，现在汽车肯定也停运了，他会去哪里呢？晚上住哪里？似乎要给他一个答案，他们在街边的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男人从窗外经过，还穿着那身衣服，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走过街道。程晖急忙追出去，那个人已经不见了。程晖怀疑他是进了某家店铺，于是挨个冲进还开着门的店铺寻找，向每个店老板比画着他的身高和着装，却再也没能看到他。程晖再次回到街上的时候，街道尽头来了一股小小的旋风，一个移动的漩涡，沿着街道一路钻了过来，快到他身边的时候，他避让了一下，那股旋风又旁若无人、摇摇摆摆地，向着街道上游去了。
金建是三个月后死的，醉酒夜归，从一座桥上掉进了河里。一周后，尸体在下游的回水湾被打捞上来，没有外伤，没有中毒。从桥这头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来看，他一个人上了桥，上桥之后没人尾随，也没有车辆经过——那是一座正在维修的桥，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通车了，据说以后也不大可能通车。合理推断，他是倚靠在桥的护栏上的时候，掉进了河里。
民警也来找过程照和程晖问话，两个人的表现都中规中矩，都在情理之中，程照掩面痛哭，程晖说：“这个烂 早就该死了。”别的一概不知道。当然，重点是，醉酒后出事，在这座城市，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何况是金建这样的人，出什么事都不奇怪，这件事在他的人生K线上，只是一个略微的凸起。
过了几天，宋乐葵来找程晖，她说：“我想过段时间再找你，但再一想，以前经常来往的，突然不来了，也很奇怪。”他们没有约在酒吧或咖啡馆。“出来散步。”程晖知道她是怕隔墙有耳，毕竟到处都是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就依约出来，在闹市走了走。见面第一句话，宋乐葵说的是：“我本来想，不知道也好，但还是想知道，我就问你，是你还是他？”程晖说：“我。”宋乐葵说：“你？！”程晖说：“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吧？”宋乐葵说：“我是觉得你没这个必要，让乐原去就好了，你又何必，你跟我们不一样。”程晖说：“血亲复仇血亲复仇，就是要血亲动手，别人动手算什么。”宋乐葵说：“乐原去也一样的。”程晖说：“我就是怕乐原动手，所以抢在他前面先动手了。”宋乐葵没想到有这样一个答案等着她，震惊得半天没有说话。程晖一笑：“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
他做了很多准备，观察了许多天，熟悉了金建的行动规律，设想了各种场景，推演过各种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桥梁维修，金建每晚步行过桥，给了他一个机会，他知道，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不能错过。一旦桥通车了，就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桥两边有监控，偏偏桥上没有，程晖没有从两头上桥。他从三公里外，同样没有监控的河岸，下到河滩上，沿着河滩一路走到桥下，顺着桥墩子爬上去，在桥外的维修通道上等着，看到金建走过去，悄悄翻过扶手，趁着他在桥上站着的那一会儿，抬起他的双脚，把他丢进了河里。扔一个活的醉汉，要比抬一个醉倒的醉汉容易，全是借力。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完事之后就打包烧掉了，因为看过各种案例，织物极有可能在水泥墩或铁丝网上留下丝缕。所以衣服选了便宜的工作服，鞋子选了胶鞋，都是在附近县乡不起眼的小店里买的，因为根据衣服、鞋子留下的痕迹，可以判断出价格，根据价格，又可以缩小嫌疑人群。
大概因为肾上腺素加速释放，他在鹅卵石遍布的夜晚河滩上走了三公里，不觉得累，爬桥墩也没有费力，就是横卧在维修辅桥上的时候，害怕身体冷下去，冷下去就没有激情了，幸亏就在那时候，金建上桥了。
当天晚上，他浑身燥热，反复复盘每个细节，房间和被子都似乎越来越热，他不断掀开被子，在床沿坐了起码有十次。第二天，为了掩饰睡眠不足，他喝了两杯咖啡才出门见人。
做过某事，就回不到没有做的时候了，知道了一件事，也就回不到不知道的时候了。程晖给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每个问题的前提都是“如果没做过会怎样”，而不是“做过之后该怎样否认”。但他也深知，真正的解脱方案，是这座城市给的，这座城市的饮酒风气，金建这样的人的人生轨迹，避免了进一步的深挖，无形中让这座城市成了替罪羊。事实上，所有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空间谋杀案，是空间癌变的结果，把一个空间设想成凶手，把自己设想成这个癌变空间的执行者，逃脱罪责的可能性就增大许多。他碰巧知道这些，利用了这些。
程晖宕开一笔，说起他们去牧区时，遇到的那个领路人：“等到分开，我才发现，根本没问那个人的名字，也没留他的电话，好像他来，他带我们去你们住过的房子，都是顺理成章的，顺理成章到像一个幻觉。我都忍不住想问你，问乐原，我们那天是不是真的遇到过这么一个人，我们那天是不是看到了草原，看到了你们住过的房子，那天到底是晴天还是阴天？”宋乐葵说：“是晴天，还看到了太阳落山。”
临分别，宋乐葵叮嘱：“再有这样的事，让乐原去。”语气平常，仿佛在交代帮忙搬家或者跑腿打杂。程晖说：“你父亲替你们做了决定，把你们关在黑屋子里，你难道也要替你弟弟做决定？这可不是帮人搬家打杂。他也是个人。”宋乐葵说：“我们这些人，哪有什么主体性，即便是你，又有什么主体性。不如随性。”她又说：“不要跟我讲道理，我做过几百场演讲，会演会讲，你讲不过我的。再有这样的事，让乐原去。”
宋乐葵没有想到，第二次又有了这样的事，程晖也并没有让宋乐原去。
三个月后，“五怪人演讲团”一起参加了一场葬礼，逝者是程秀亚的丈夫窦丰威。
当年的“五怪人演讲团”的人物介绍里，这样描绘程秀亚：“她不离不弃，精心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九年来，窦丰威从没生过褥疮，也从没有出现过其他并发症，程秀亚则获得了‘家庭美德建设’先进个人、‘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今年元旦前夕，几家重要媒体报道了程秀亚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九年的事迹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4小时内，有将近300名读者打进晚报的市民热线，对程秀亚给予问候和赞美。他们认为，程秀亚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这个年代所稀缺的，是值得大力弘扬的，也希望这样的报道再多一点，这样的贤妻良母再多一点。”
现实没有这么激昂，甚至会让人难堪。自从发现自己没有康复的可能后，窦丰威就开始要求安乐死。妻子照顾他的时候，他说：“让我死。”单位领导（单位保留了他的工资待遇，并且申请了各种补贴，逢年过节前去看望）带队慰问他的时候，他用虚弱的声音感谢了到场的人，然后说：“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死？”二〇〇三年，一群大学生来到他的病床前，装作对屋子里的异味若无其事的样子，为他朗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他说：“让我死吧，你们谁帮我一下？”二〇〇九年，一群小学生，在街道大妈的带领下，来到他家打扫卫生，还用朗诵的语调对他说：“窦伯伯，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就在他张开嘴，准备说话的时候，程秀亚飞快地捂上他的嘴，用最快速度把小学生们推出了屋子。在没有人的屋子里，他嘴唇翕动，说的是：“让我死。”
一九九五年，他哥哥带着一岁的孙子来看他，有那么几分钟，只有这个孩子和他单独在一起，孩子把枕头蒙在了他的脸上。如果这个孩子有十岁孩子的力气，他可能就如愿了。一九九八年，有个协助安乐死的案件上了电视，他叫他的家人一起来看这条新闻，他们还是不理会他，他们全都筋疲力尽，不能再容忍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期间，无数人死去，无数人遇到车祸、火灾、谋杀；无数人因为最简单的原因死去，中暑、感冒，甚至有个高考状元，因为着急吃一个馒头被噎死，而他却毫发无损。那个神奇的馒头，比中奖彩票还难出现在他生活里。他还活着，看来，还将继续活下去。他还要忍受护理人员在窗户前晃来晃去，或者面无表情地为他扎针，或者在他床边削一只苹果、一只梨子。他恨死了种出苹果和梨子的那些人。
窦丰威和程秀亚的儿子不喜欢这个被死亡气息充满的家，时常发火吵闹。二〇〇三年，“非典”暴发，程秀亚的儿子不巧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程秀亚生怕他携带什么病毒或者细菌，会感染到窦丰威，于是给防疫部门打电话，报告儿子体温，儿子被带走隔离。所幸他并没有感染，但还是被隔离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儿子回家，但从此不再和父母说话。
“五怪人演讲团”的每次聚会后，宋乐葵带回来演讲团几个人的最新动态，也包括程秀亚丈夫为死去做的努力。几个人里，宋乐葵最能理解程秀亚的处境，一面在剧场演讲、热泪盈眶；另一面，要面对自己的丈夫，以及屋子里昏黄的光线。这是程秀亚最无法理解的事，不论家里换了什么样的灯盏和灯泡，只要过一段时间，屋子里的光线就会自然变得昏黄。
程晖似乎懂得这种昏黄之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程晖就有那种感觉，似乎八十年代昏黄的色调，到了九十年代突然调亮了，从街景到电视里的琼瑶电视剧，都骤然亮了一倍。从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似乎又亮了一倍，曝光过度那种亮。新世纪的亮度，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调整的，而是两三年就调亮一次。程晖经常想，如果大脑里有一双眼睛，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亮度，而不至于瞎掉。
对那些在雪亮的时代，依然能保有某种程度的昏黄的人，他有好感，宋乐葵和宋乐原也是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程秀亚也一定是这样。
在金建溺水三个月后，宋乐葵说起程秀亚家的事，因为肺部感染，窦丰威住院接受治疗，她和“五怪人演讲团”里的其他人已经去看望过了，他浑身插满管子，极度痛苦，看到她们，对她们说话发不出声音，根据口型，宋乐葵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她已经从程秀亚那里听过无数次了。程晖问：“什么科？几号床？”宋乐葵说：“怎么，你要去看？”程晖说：“看看也行。”
两个人一起去看望窦丰威。在医院对面的超市，两人购买了窦丰威需要用的东西，程晖想要买个花篮，被宋乐葵阻止，因为不知道患者会不会对花粉过敏。三天后，医院宣告窦丰威死亡。
参加完葬礼，“五怪人演讲团”几位成员，缓缓从山坡上走下来，顾晓君说：“最近我有点邪门，看望过的病人，都去世了，要不要去庙里拜拜？”李美芳就说：“不过是碰巧，顾老师总是往自己身上揽事。你这个样子，我们但凡有点事，还哪敢见你。”颜萍萍说：“不过也好，秀亚也就解脱了，我替她长舒一口气，以后谁家有这种麻烦，就请我们的妙音死神去看望一下，都解脱，都轻松，也算是个功德吧。”宋乐葵一路听着，若有所思。
她知道这可能有点匪夷所思，但还是去问程晖，照旧约了散步，到了见面的地方，没头没脑就是一句：“是宋乐原还是你？”程晖说：“我。”宋乐葵说：“你？”程晖说：“我。”他又说：“程大姐也就解脱了，你也不用为她担心了。”宋乐葵听出这话里有点买一送一的意思，简直大骇，她这才明白，“让乐原去”纯属多余。他本来就有点跃跃欲试，一心想要得到他想象中那个命若微尘的罗曼蒂克世界的认可，一旦从一次谋杀里获得了掌控感，他就急于尝试下一次。他和那些杀人狂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目前还在耐心地等待和精心地选择动机，一个建立在正义公理基础上的颠扑不破的动机，不过，也仅仅是目前，也许有一天，他判定什么是正义的，什么就可以成为动机。
宋乐葵不免要问：“怎么做的？”程晖说：“你一定要知道？你一旦知道了，就回不到不知道的时候了。”他想了想，补充了一句：“也没有多么天衣无缝，人也做不到天衣无缝。我只不过利用了人们的想法，一个瘫痪在床上躺了二十几年的人，出什么事都不意外。就像金建的事，也不过是利用了人们的想法，一开始就把目光引开了。”宋乐葵说：“不知道也好。有次去探望窦大哥，他说，他最恨的就是，总有人坐在他旁边削苹果，削好了喂给他吃，他如果不吃，人们就在床头柜上放一张纸巾，把苹果放在纸巾上。这下好了，再也没有人坐在他旁边削苹果了。”说完，歇斯底里大笑起来。
笑完，又对程晖说：“你咋不问，为什么好久没见到卓浩了。”程晖说：“是啊，好久没见了。”宋乐葵说：“分开了。”程晖说：“为什么分开了？”宋乐葵说：“我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当初他出去打那一架，为什么要拉上宋乐原。因为他知道，宋乐原一定会给他顶罪。”程晖说：“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他真这么计划的，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吧。”宋乐葵说：“我就是知道了，有的时候，知道一件事，不需要什么证据的，就是丝丝缕缕的，今天心里咯噔一下，明天又咔嚓一下，突然就明白了。当然也没有这么玄，就是有一天，我突然看清楚了，卓浩是有算计的，处处都有算计，他不是你我看到的那么又热血又天真。有算计的人，不会只留下一件事不算计，所以我就明白了。”程晖说：“当时都不明白，但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明白了。”宋乐葵说：“当时不明白，当时和你一样浪漫。何况，我们这种从特殊环境出来的，看人看己，都是另一个标准，时时处处，不觉得自己会被接受，不觉得自己竟然配得上，而你竟然对我好，你竟然接受我，为你走十万里路也可以，为你死也可以。”程晖说：“古代的侠客，是不是也都这样？”宋乐葵说：“不这样又能怎样？之所以轻易就把命交出来，不过是交到别处也没有水花，不如就这么潇洒一下，听个响。”程晖说：“那你还一次两次跟我说，‘让乐原去’。”宋乐葵说：“我可以糊里糊涂送出去，但不能是你处心积虑骗过来。我们就愿意在你这里听个响。”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程晖和宋乐葵都有种跑一万米跑过临界点的感觉，再跑就不难了，再跑就畅快了。哪怕跑完之后，双腿照旧要酸疼一阵子，但那最后几千米的自在是真的，值得铭刻在心，作为下一次起跑的动力。
程晖后来有没有“让乐原去”，她不知道，她宁可他这么做了。过了那个人对人了解的临界点，不知道也等于知道了，知道一次就知道全部。她愿意听个响，用命也行，至少也能有些许涟漪。在别处不行，别处没有一点点响动，哪怕用了一条命。
那正是地产业的加速期，宋乐原在场面上认识了一位地产老板，要宋乐原去他那里工作。宋乐原打听过，薪水不错，可以倒腾一点建材，还可以跟售房部的搭个线，在楼盘开盘以后，押下两套小房子，等个半年，房价每平方米涨个一两千再卖掉。
地产老板看上一块地。那块地的主人是个老爷子，二十年前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始终有个田园梦想，就以极低的价格，在河边的荒草滩上，买下三十几亩地养猪、养狗、种菜、种花。那块地长着芦苇，布满挖沙留下的水坑，水坑里都是毒蚊子，但对于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事，在他站在芦苇丛中，拍打着胳膊上的蚊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想象到，这里种满蔬菜和鲜花，铺一条红砖小路，再堆几座假山之后的样子。他在城里做生意，只要有点时间，就开着一辆破吉普回到那块地上去干活，其余时间，就在高速公路边出口处那几个卖石头的厂子转悠，看石头，买石头，再拉到那块地上立起来，慢慢盖起几排平房，又挂上一块牌子：天骏奇石园。一家农家乐就初具规模。但来过一次的人，都被毒蚊子叮得浑身是包，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奇石园生意始终萧条。
那时候，一块砖才几分钱，光是把这块地用红砖和铁丝网围起来，就花掉他将近十万块钱。十几年后，路还是没修到那里，奇石园也没火起来，砖头倒是涨价到了三毛钱一块，亲朋好友笑话他，干的都是歪打正着的事，地没赚钱，砖倒涨价了。可惜在荒地里风吹日晒这么多年，砖都酥了，已经卖不上价钱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买青砖，不过十几年下来，恐怕也被人偷光了，总之是不合算。
就在那时，老爷子的女儿，突然有了个追求者，黑衣黑裤，匪气十足，特别容易动气，不住纠缠，好说歹说都劝不走。半年后，老爷子得到消息，新城区马上就要开发到他们那里，这个追求者，其实是某个地产公司的老板的侄儿，他们想要人，更想要那块地。这场恐怖的恋爱，拖拖拉拉谈了快一年，地产老板邀请父女两个人去吃饭，父女俩知道来者不善，又带了三个亲戚，但到了包厢，眼前却是一张能坐二十个人的大圆桌，十几个人不停地给老爷子一家人灌酒，老板自称“亲家”，并且不停地说：“今天就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今天就进洞房。”“不给我这个面子，就把你的园子砸烂。”
宋乐原说，经过那场酒宴，他就知道了所谓“鸿门宴”其实是什么样，没有暗藏机锋的对话，也没有什么斡旋纵横，就是一帮匪类亮明意图，大呼小叫，周围还有人不停走动，舞刀弄棒，给人压迫感。酒宴结束，一群人要用一辆七座车，把已经半醉的老爷子一家人拉走。几个人推推搡搡，宋乐原实在看不过去，另外拦了一辆车，把那一家人送走了。老板似喜似怒地戳了一下他的胸脯：“你胆子真大啊。”再没提这个事，他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过了一个月，老板让他到堆建材的地方去一趟，进了院子，门就关上了，四条大狗狂叫着扑过来。
宋乐葵看了视频，四只狗显然都是经过训练的，不是一拥而上，而是各司其职，呈对角线站住撕扯。之所以有视频可看，也是为了证明，和人没有关系，如果有，也不过是没有关好狗。
宋乐原身上穿的衣服，是宋乐葵买的。宋乐葵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完视频，在视频停住的地方，向画面伸过手去，似乎要把那件撕破的衣服弄好，旋即又收回手：“我们把自己一点一点养大，一点一点变好，精神弄正常，每天吃饭，穿衣服，长大，长好，不是为了让他们乱日乱弄，放狗往死里咬的。”
她去停尸房，是程晖陪着去的。程晖第一次觉得，命是虚无的，死却是坚实的，冷却的身体是坚实的，没有魂魄的面容是坚实的，刀锋上的丝线被割断了，死亡像个墨绿色的果实一样，坠落在银色的、脏污的金属推车上。
宋乐葵去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住院之前，宋乐葵说：“你不用做什么，什么都别做，你要是想做什么，只会逼着我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做。”程晖沉默很久，点头答应。也是因为这次住院，程晖才知道，多年来，宋乐葵断断续续在看精神科，长期服药，之所以不肯住院，是怕留下住院记录，影响工作。
程晖去医院看过宋乐葵几次，有次在探望区遇到另一个人来看宋乐葵，是“五怪人演讲团”的领队王越，她面容年轻，头发却已经灰白，一脸诚恳、不大得志的样子。两个人刚刚搭上话，宋乐葵出来了，照旧俏丽，只是脸色非常苍白，眼皮松了，杏眼不那么饱满了，三个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王越只好微微笑，还是宋乐葵开了口：“王队长，你看着我挺正常的是不是？其实我不正常，我知道我不正常，我这些年就是在演，演正常人，演没有问题的人；跟着别人学怎么生活，看着别人敬酒，悄悄学，回家悄悄练；看着别人亲热地勾肩搭背，悄悄学，学着跟别人有肢体接触，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接触，都是学的，学会了又能怎么样呢？那又不是我，我没有我，我什么都不是。”王越说：“那一路你演得很好，后来都演得很好，他们都说你性格开朗大方，情商很高。”宋乐葵说：“演了也没有用，最后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人连命都快没了，还要去拉双眼皮，那就是笑话。”王越说：“你要是需要法律援助的话，我们——”宋乐葵说：“不要了不要了。”
和王越一起出了精神病院，王越说：“我终于明白，当初推荐她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说的‘这姐弟俩，学任何东西，都要付出十倍于别人的努力’意味着什么。确实，学来学去都是一场空。”程晖说：“是啊，他们学什么都很难，其实我们学什么也都很难，只不过人们放过了我们，没放过他们。”两个人也不说什么话，静静走了一段路。到了地铁站，程晖想起和宋家姐弟去牧区时遇见的那个领路人，怕和王越失散，特意留了王越的电话，记在手机上，怕记错，又重复了几遍。两个人就此告别。
几个月后，宋乐葵出院，辞职，卖掉一套房子，离开这座城市。走的时候，也并没有和程晖告别。从那以后，她在朋友圈发的动态都和旅行有关，有时候是在那些危险的地区，中东、东南亚，更多时候是在西部跋涉，荒原、沙漠、丹霞、绿洲、雪山。程晖不知道宋乐葵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计划什么，他慢慢悟出，他看到的这些内容，是她分过组的，就发给他一个人看，所以没有别人的点赞互动，尽管他们拥有许多共同朋友。给别人看的，都是那些看不出真实动向和想法的，一些人生道理，一些大彻大悟，佛或者道，拈花微笑或者泡沫幻影。
她的旅行持续了五年时间，和任何一个旅行者没有两样，甚至，连那种被夸大的，对旅行的热情，也没什么两样。直到有一天，程晖在新闻里看到，那家地产公司的老板，在爬山的时候坠崖身亡。那座山，宋乐葵最近刚刚发过朋友圈。他知道宋乐原的仇报了。几天后，他接到宋乐葵的电话：“你在吗？最近不出去吧？出来散步。”
他并没有立刻见到她。第二天，他们各自所在的城市开始封锁，封锁持续了一段时间。隔离彻底解除后，她也并没有动静。他之所以没有催促，没有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因为他知道他们最终能够见面。他已经开始相信，她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道理。这种道理，是那个已然消逝的古老世界的道理，满载飒飒精魂，被无数个血色黄昏染红，经过无数次证明，又被无数次推翻，但总有人加入证明的队伍。他相信她，像相信一支古老的队伍那样。
他照旧闷头生活，走同样的路线，去常去的几家餐馆，在早已败落的几家老点心铺子，买点绿豆糕和老蛋糕，偶尔在路边老太太摆的摊子上买双鞋垫，到固定的盲人推拿店接受推拿，右边胸脯有点闷疼，他也没有去检查过。一直到第二年秋天，她告诉他，她替他报了一个徒步大会，在西部的荒原上。
“来，出来散步。”
五
程晖已经确认，他是从认识宋乐葵和宋乐原的时候，开始变得有点异样的。他和周遭的一切，变成了水里和水外的关系。也有可能，他本来就在水里，而他们再度印证了这件事。
自从认识他们，他每每坐在公共汽车（后来是地铁）上，听到路人的日常对话，都像是在水里听到的“今晚吃啥”“你们现在在哪里跳舞”这样的日常对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像是加上了一层特殊音效。有时候他盯着他们，他们也反过来盯着他，他丝毫没有掉转目光的意思，他们于是很快挪开目光，他则任由自己又落回水里。在那些把他的水下之人的身份坐实的人一个个死去或者离去之后，他就沉得更深，水上的声音就更模糊难辨。
在去往西部的高铁上，周围的人声也像是从水上传来：“你吃个橘子不？”“厕所在那头，你走错了。”“下了车，我们先去吃烤肉。”这些日常的话语，带着咕隆咕隆的水声，把窗外的景象也打湿了。碧绿的麦田，粉红的荞麦田，闪亮的大河，红色屋顶的村庄，山顶上孤独的小庙，都被水声打湿了。他带着一种久违的喜悦，享受着这晴朗的一天，以及这些湿润的风景，一遍遍默念：“好。”
这次，他们没有用沉默开会，都是直接说出来的。宋乐葵在电话里说：“我筋疲力尽，累得很，我已经没力气了，我演不下去了，我要死，让我死吧。”他当时只说了一个字：“好。”此刻也在一遍遍默念这个字：“好。”这个“好”字，是这件事专用。
他们约在一家酒店大堂。他进了大堂，就看见一个男孩，穿着一身红色的户外风衣，坐在大厅沙发上，红衣男孩一看到他走进来，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厅一角的茶座屏风后去。程晖有直觉，这个男孩和自己有些关联，就站在那里看着屏风，屏风上画的是敦煌故事：九色鹿、王子舍身饲虎。屏风后人影晃动，一个人影晃到屏风边上，停了一下，宋乐葵就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明黄色的户外衣服，那个男孩站在她身边。
后来才知道男孩是个哑巴，十八九岁，精悍，挺拔，相貌清奇，有时候英俊得惊人，有时候丑怪失神，不知道他是如何集中了这样两种特质。宋乐葵向程晖解释他的来历：“是以前学校里的学生，父母亲都不在了。”
他们三个人，白天就跟着徒步团一起行走，沙漠、戈壁、丹霞、峡谷，晚上在餐厅就餐。用餐结束后，有歌舞表演，也有人在台上发表演讲，讲述徒步如何改变了自己，徒步的重大意义，自己将如何把余生献给这片大地，然后高唱《壮志在我胸》《朋友的酒》和《蓝莲花》。哑巴少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几天时间下来，程晖不得不觉得，宋乐葵用徒步大会，用一个忠心耿耿的古代少年，在她和他之间，设置了一条缓冲地带，用来缓冲多年没见的生疏，用来丢弃那些凝结成块的戾气、仇恨和尴尬。等到徒步结束，团员四散而去，他们就能凭借这条缓冲地带，和从前的时光连接在一起。
酒店就在丹霞荒原边上，赭红色的山丘和石柱，每天都要被落日点起的大火焚烧一遍。这场“大火”，直到晚上九点才逐渐熄灭。在那两三个小时里，天空中滚过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云团，大红、粉红、淡红、深红、紫色、橙色，被镶上不同的边，银色、深蓝色、灰色、黑色。“你要在一个地方待得足够久，才能看到这个地方的朝霞和晚霞。”徒步团里刚刚认识的一位大哥，这样告诉程晖。但这里的落日大火，来得实在太轻易了，不需要等待，不需要偶遇，每天都准时点燃，直到人们开始厌烦。人们举起手机，又放下，手机里都存满了落日大火，一场落日大火变成一千场、一万场，被赋予不同的色调，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发布在朋友圈里或者短视频平台上，被无数人看到，直到手机损坏，直到这些平台崩塌、数据消失，那些熊熊大火一样的颜色从哪里来，还要回哪里去。
除了丹霞和落日，联合制造这场秋日大火的，还有秋日的桃树、杏树、枫树、紫丁香、黄栌、槭树、火炬树、红瑞木、漆树，以及遍布荒野的红蓼、碱蓬。程晖从不知道，到秋天变红的，不只有枫叶，其他植物同样有一段酸碱反应，进进退退，直到那场内部的熊熊大火彻底占了上风。最让人觉得意外的是火炬树，程晖以前看见的火炬树，都在城市边缘地带，在垃圾场，在铁道边，那些火炬树的叶子，松松垮垮挂在树枝上，邋遢又零落。但这里的火炬树，却茂密蓬勃，鲜红夺目，红色的枝叶笼罩所有的窗户，把所有的光线都染成红色，漫布下一个红热幽闭的世界，似乎除了红叶之外就没有别的事物。
来到这里，两个小时就会被这种红热催眠，会神志不清，会陷入迷醉，用讲枕边故事的那种语气说话。在徒步还在进行、徒步者挤满酒店的时候，这种催眠还没有显效。那些红色的山丘、红色的树木，就像举起摆钟催眼仪的催眠医生，在一边等待，即便有人落了单，不慎陷入这种迷醉，也会很快有人走过来，说：“你们怎么还不走？拖拖拉拉。”“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以此扰乱这种迷醉。当徒步大会结束，徒步者离开，留下的人就会被这个红热幽闭的世界麻醉，最深沉的往事，最不加掩饰的自我，都会瞬间显现。
他和她，还有哑巴少年，终于等到所有人离开，终于等到堆积在他们中间的块垒消失。她让哑巴少年坐在楼下，坐在他们视野可及的地方，坐在火炬树撑起的红色帐篷里，哑巴少年端坐在那里，手撑在膝盖上，像个经过军姿训练的军人。她看看哑巴少年，看看窗外的火炬树，她终于可以在被火炬树笼罩的房间里，沉浸在迷醉中，用那种讲枕边故事的语气说话：“我老觉得整个人都长满了霉点子，所以一定要找个干燥的地方，太阳强烈一点的地方，阳气足一点的地方。我知道这里，我来过这里，我们就来这里。”
她给他看一篇文章，文章就存在储存了落日大火照片的手机上：“还记得那个帮我写了演讲稿的编辑不？他其实还写了另一篇稿子，用了化名，发表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这篇稿子就很好，它和演讲稿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
那篇文章前面，引用了一段伊丽莎白·鲍恩《苹果树》里的文字：
房子里静悄悄的。她一定仍还在房里站着，两眼直愣愣地仰望着什么东西……她的模样既害怕，又让旁人感到恐惧……望着什么高高悬挂在上方的一件东西。从她那游移不定的目光看来， 她正在注视着的那个东西似乎不是固定在那儿，而是悬挂着，或者还在那儿微微地摇晃。屋子里一片寂静。然后……他把耳朵贴得离房门更紧了些……啪嗒……啪嗒……啪嗒。响了三次……好像有三只苹果从上面掉落下来。
这是苹果。这个念头进入到他心里，而且留了下来，清晰得惊人，透过阴暗的透明体而看上去变得黑黝黝的，充满了凶险。这个关于果实的念头……想到它从枝繁叶茂的树干高处掉落下来，落在那间紧闭着的、空气恶浊的房间里……这念头像个幻觉似的轮廓分明。
然后是正文：
房子里静悄悄的。还没到开灯的时候。父亲看着两个孩子，他和孩子们什么都不做，他只是看着他们，墙上有一只钟，在幽暗中失去了确定的位置，钟走动的声音像是响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出生在富有的人家，在那些年头里吃了很多苦，他活下来了，但他可能疯了，在车间里，如果有人聚集在一起说话，看到他走过来，还看了他一眼，那他们一定是在说他，一定把他讲得不堪入耳，回到车床边，他的双手依然愤怒和紧张到不能抓住任何一个零件；如果有人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那也一定是在吐他，毫无疑问，是在吐他。有一天，车间里丢失了一件昂贵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被盘问到了，盘问到他的时候，他冲出车间，冲到他的孩子读书的小学，冲进教室，在教师惊讶的目光注视下，把两个孩子揪了起来，拖回他们的家。两个孩子，姐姐八岁，弟弟七岁。
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两个孩子，开始有人看到窗户内有孩子的脸在向外张望，但没多久，窗户就被木板封死，再没有人看到一点孩子存在的印记，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一点哭泣，看不到一点发霉的饼干的碎屑，也听不到指甲抠在木板上的声音。
孩子到哪里去了？去乡下了。每天早晨，他照旧戴上黑框的眼镜，匆匆地锁好门，神色严峻地骑上自行车，去他的工厂里上班。直到九年后，人们冲进他们的房子，把两个孩子放出来。报纸上，把这场行动称为“解救”。
报纸的照片上，他坐在一间空房子的中间，像在接受审判。依旧戴着黑框眼镜，穿着一双胶鞋，双腿都紧紧地并在一起，他反复告诉别人：“外面的人太坏了。”
他不会说他们在那间房子里的生活，孩子们也不会，这些都靠我们用想象来填补。十年里，在木板封死窗户的房子里，他看着两个孩子，他们什么都不做，他只是看着他们。他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这是属于他的模样，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这副模样看久了，就让人感到恐惧，就会觉得，有些什么在他脸上荡漾，有些什么正在抽离，他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生物或另外一些什么东西，除了尖叫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打破这种梦魇般的静止不动。他看着他们，这是他的果实，他疯狂地需要理由把他们保存起来，如果可能，他可能会让他们回到他自身。他可能还给他们弄一些吃的东西，非常可怕的、难以下咽的东西，在那间紧闭着的、空气恶浊的房间里。这真是个让人发狂的故事。
被解救出来的孩子，先被送进特殊教育学校，然后被送到普通的学校。在特殊教育学校，有一天，他们的同学拿给他们一只苹果，从中间切开，分给他们吃，看着那只被切开的苹果，看着苹果洁白的果肉，果皮上淡粉的颜色，还有那对称的轮廓、醒目的果核，非常非常美，那个姐姐突然说，苹果还可以切开吃？在这之前，他们只从父亲那里知道苹果是削皮以后，啃着吃的。
我写过这个新闻故事，在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缺陷，快乐地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现在，我要说，这个结尾，是编造的。
她望望楼下，望望端坐在火炬树下的哑巴少年，把他托付给他：“那个孩子，你要愿意，就让他跟着你，不然你孤独得很。你要是不愿意，要是不怕孤独，就让他到别处去。你不要为难，他的命跟我和弟弟的一样，轻得很，就到你这里，听个响。”
他说：“好，我带着他。”
她说：“一直带着。”
他说：“好，一直带着。”
她说：“他年初刚满的十八，我就把那套房子给他了。”
他说：“好，他也有个依靠，还有别的事吗？”
她像是经过艰难的思考：“应该没有了。”
他说：“你看过那种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吧，结束的时候，就会出很多字幕，把那些原型的结局告诉你。我们也出个字幕吧，你想不想知道那些人的结局？”
她说：“好啊，你说你知道的，我说我知道的。”
他说：“陶主任退休了，董大姐去世了。”
她说：“莲姐跟一个开救援车的司机结婚了，在网上开了家小店。项晴现在在阿根廷。”
他说：“我爸爸在海南去世了，程照去海南了，和我妈妈住在一起，每年五月回我们这边。”
她说：“顾晓君当上歌舞剧院的副院长了。颜萍萍没有转成正式工，后来去卖保险了，业绩很好，带着一个小团队。李美芳的餐厅全关门了。程秀亚当了一段时间月嫂，后来开了家菜鸟驿站。王越到区上工作了，一直没升上去。”
他问：“给你写演讲稿的编辑呢？”
她说：“二〇一四年世界杯，他在报社值班，边看足球边喝酒，死在报社了。他特别爱喝酒。”
他说：“你们的邻居小哥哥，出家当和尚了。乐原告诉我的。”
她说：“卓浩在后来让抓住了，死刑。”
他说：“那个送我们到场部的男的，我还是没找到。我很想念他。”
她说：“我也想念他，眼睛大大的，一脸大胡子。”
他说：“酒吧一条街拆掉了，孔雀河酒吧不简单，一直开到二〇一八年。”
她说：“我演讲的剧场也拆了，盖了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曼陀罗酒吧关门了，那地方又变成文化宫。”
她说：“那座桥炸掉了。二〇一九年。”
他说：“颜贵莉现在当官了，慕娜的父亲也出事了，慕娜去日本当代购了。”
她说：“你呢？”
他说：“我现在是个杀人犯。”
她说：“是啊，早都丧心病狂了。”
他说：“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有人杀过人吗？”
她说：“没有。”
他说：“杀过吧，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杀过几个人。直接或者间接，知道或者不知道。”
她说：“字幕走完了吗？
他说：“走完了。”
她说：“不放首主题歌吗？”
他说：“来一首。”
她说：“什么歌？”
他说：“Nope。”
听了一会儿，她说：“像是西部音乐。”
他说：“是啊。”
音乐响了很久，她对他说：“可以了，这首音乐可以，等一下我走的时候，就用这首音乐。”
他说：“不好好选一首音乐吗？”
她说：“随便选一首就可以。这首很好，现在觉得好就是最好的。”
他静静地审视她，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容说：“好。”
一阵静默之后，没有经过商量，没有经过对方允许，他们开始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她说：“你老了。”
他把一只胳膊枕在后脑勺，仔细打量着她：“你也是。”
她说：“那你想着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说：“好，我想着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她说：“你这里有颗痣。”
他说：“这里还有道疤，二〇二一年动了一个小手术。”
他使自己起兴，她就在一边静静等待着。他对她，以及她对他，怀有的不是情欲，从来都不是，这有点奇怪，他们对别人都性致勃勃，唯独他对她，她对他，只有禁忌，这禁忌与生俱来，像一种乱伦恐惧，一旦这种禁忌消失了，他们就无所不能，但唯独不能再度拥有情欲。他们是亲人、朋友、同志、知己、搭档、雌雄大盗、同案犯，唯独没有肉体关联，一旦他们破除这一层禁忌，他们就可以是所有的关系。
他耐心地把她放成平躺，弓着身子，极其温柔地调整好枕头，归拢她的头发，然后愧疚地笑一下，伏下身体，开始和她做爱。没有情欲，却比情欲更加汹涌，他们一起连着过去三十年的时光，连着死去的人，连着草原上跳动的火苗、秋天的落日和这红叶的怒涛。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和过去的一切发生更深刻的联系了，和过去时光的证人做爱，好像也就和时光做爱了，甚至是和过去所有的空间做爱了。他知道她怀着同样壮阔的愿望。
火炬树慢慢摇动，把光线过滤成红色，在他们的皮肤上投下树影，在他们身上和白色的床单上，投下暗红、鲜红和灰黄的颜色。他和她，都对这个秋天满怀感激，对红色的丘陵、对这个夏天适度的干旱和对徒步团所有的人满怀感激，天时地利人和，都无可挑剔，布景做得很好，气氛刚好，甚至那种打扰也刚好。他们知道彼此已经放下一切心事，他们关心的，就是此刻火炬树的暗红、鲜红和灰黄，他们无比亲切，像一切关系的总和，像一切秋天汇合成的秋天。
在这鲜红、暗红和灰黄里，他也会有点走神，但走神的时间，一瞬就等于一百年，那一瞬里，他已经知道接下来的事了，就像迷信的人信奉的，早上的第一件事顺利，那么一整天都顺利。这个秋天，这些火炬树，已经如他们所想，那么接下来的事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他们会走下楼，带着大事已了的平静。她会用手语和哑巴少年交流，少年连连点头，露出欣喜的表情，然后看向他，他将会知道，她已经把他们之间的契约告诉了哑巴少年。
他租了一辆车，他会开着车，带着他们走进丹霞、荒原，走进那些连绵不绝的红色山丘，在荒原最深处，在没有人可能抵达的地方，她会下车，向他告别，就像以前无数次告别一样。他会把自己带来的东西交给她，告诉她使用的方式和用量，还会递给她一瓶水。她会带着这些东西，越走越远，一直走到碧蓝天空和红色沙丘之间，矿泉水瓶子在她手上闪闪发亮。
他会跳下车，站在荒原上，看着她走远，看着矿泉水瓶子反射的亮光，看着她慢慢变成天地相接处的一个点，这个点在地面蒸腾的水汽中，变得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她会到达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她会躺在灼热的大地上，等待太阳把自己晒干，等待太阳消灭所有的霉点子，包括这些霉斑的宿主，包括她作为宿主的一生。
平地里会起一股旋风，像一个灰影的陀螺一样，沿着她消失的方向，呜呜地旋转过去。在旋风消失的时候，黄昏也就来了，熊熊大火在这个世界燃起，不用等待什么人惊叹、拍摄、储存，就迅速燃尽，迅速成为灰烬，回到它来的地方。
他会拍拍哑巴少年的肩膀，他会看见少年脸上的泪水。他没有泪水，也没有惆怅，他还要回去，回到他来的地方，去迎接谢幕后的偌大虚无，那比任何痛楚、任何欣悦都要深广。
原载《天涯》2025年第2期
原刊责编 林森
本刊责编 杜凡
三十年时间养大的故事/韩松落
很多年里，我想写小说，却不能写小说，所以，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我心里萌发，然后被我存放起来。《风尘三侠图》就是这样。
1992年，我高中毕业，待在家里，时常到我读过的中学对面的县文化馆阅览室去看书报杂志，在一本《民主与法制》里，我看到一个案例，一个父亲，把自己的一对儿女，在家里关了十几年，父亲被判了刑，一对儿女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回归社会。这个故事令我震动，最震动我的地方，可能和别人有所不同：新闻故事所描述的那种幽闭无望的生活，和那种生活里的细节，与我家的生活多有相似。
此后二十年，我又看到和听到很多类似的事件，新闻里，现实中，我有点惊讶，把孩子关在家里，会成为一种非常隐蔽，但也绝非孤例的精神症候的现实呈现。2010年，我还看到了欧格斯·兰斯莫斯的电影《狗牙》，它讲述的也是这样的故事，只不过做了寓言化的处理。
因为对这种（不是“这个”，而是“这种”）故事的念念不忘，这二十年里，我用各种方式写过这个故事，新闻故事，城市故事，《风尘三侠图》结尾部分出现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在2005年写的“晚报新闻”专栏中的一篇。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小说的开始。
2022年，我接到“小鸟文学”的约稿，约稿要求很简单，一篇两万字以内的小说，我于是开始写这个故事，最初的名字叫《禁忌与甜蜜》，它的设定和《风尘三侠图》没什么两样。写了一万字以后，失去了写下去的动力，就在此时，我跟随上海星外星唱片公司的采风团，去新疆博尔塔拉采风，我寄希望于旅途中的刺激，希望这种刺激帮我完成小说，于是我带上了电脑。但直到旅程结束，也没再多写一个字。
就在回程的飞机上，在飞机启动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以女儿参加的巡回演讲作为线索，写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几乎是首尾俱全地、完整地降落在我心里。此时已经是3月2日，距离截稿只有三天，落地后我立刻开始写作新故事，三天写了一万五千字，这就是我的小说《五怪人演讲团》，收录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春山夜行》里。
去年年底，我再次启动了《禁忌与甜蜜》，这次虽然写得磕磕绊绊，但终于能写下去了，从起初预计的两万字，写到了三万字，最后是五万字，其实还可以更多，六万或者七万字。一个普通人，逐渐成为法外之徒的过程，故事在秋天的火炬树和西北的丹霞地貌联合燃起的大火中结束。这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场秋天的熊熊大火，就是我下一篇小说《报纸拼图》开始的地方。《报纸拼图》的核心故事，也来自我在2005年写的“晚报新闻”专栏。
写作过程中，有些轻微的溢出和轻微的失控，比如《风尘三侠图》这个场景，就是突然出现的，后来也用它作为小说的名字。
三十年时间养大的故事还有很多，写了一些，还要继续写下去。DeepSeek已经很能写了，但不要紧，我是为我自己而写。
作者简介
韩松落，70年代人。1995年开始创作，小说及散文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说界》。著有《春山夜行》《晚春情话》《怒河春醒》《敦煌，人间四季》等。获郁达夫小说奖、《花城》文学奖、《芳草》文学奖等，两次入选《收获》文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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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
被命运围剿的三个人，与唐传奇中的风尘三侠形成隐秘的对位关系。过惯“正常生活”的主人公，卷入了被命运囚禁的两姐弟的生活，开始见识各种“不正常”，竟逐渐成为“杀手”，而这貌似人性堕落的过程，满溢的却是对生命巨大虚无的醒悟、对柔弱心灵的慈悲。这精微且强劲的张力，正来自文学中所蕴含的幽幽人心。
杜凡：
仿佛跌入一场由文字筑造的盛大梦境，醒来后忘记了故事，但记得梦里那近乎音乐性的美感，记得曾叩击心脏的每个节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