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公报》是继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晋话报》和《晋乘》之后，山西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在省城太原创办的又一份重要革命刊物。它不仅是山西出版的最早的对开日报，而且是山西新闻报业界在晚清民初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该报的主要创办者及总编辑是著名的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元勋、山西近代报刊业的先驱王用宾。

《晋阳公报》总编辑王用宾其人

王用宾（1881—1944），原字利臣，因慕章太炎之名，改字太蕤，号鹤村，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法学家、爱国诗人。

他20岁入太原府学，后进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1905年，王用宾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以革命救亡图存的道路。后来，他跟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先后任河东兵马节度使、山西省议会副议长、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大元帅府参议、河南省府秘书长兼代理省长、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晚年，他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被委以闲职，自题所居为“半隐园”，1944年病故。

王用宾一生著述、诗词流传不少。仅在他逝世前的四五年间，便创作了近千首诗词作品，并有遗著《中国历代法制史》《半隐园侨蜀诗草》《半隐园词草》。

王用宾在山西近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新闻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日本时就创办了同盟会山西支部机关报《第一晋话报》，海外出版、省内发行，试图通过办报来唤醒国民意识，探索救国之道。后在山西保矿运动中，王用宾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卖国行为，言辞激烈，受到当局封禁，《第一晋话报》也因此于1906年11月第9号后停刊。1907年9月，王用宾等人又在东京创办了《晋乘》，但因经济拮据，只出了三期。1908年2月，为方便在省城开展革命宣传，王用宾回国出任《晋阳公报》总编辑，但因学业尚未完成，不久后又返回日本求学。1909年，王用宾学业完成回国，适逢日本欲谋取安东至奉天的铁路建筑权，王用宾撰文《为安奉铁路敬告国人抵制日货书》万余言，分别在北京、汉口的5家报纸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公使提出抗议，王用宾被迫离开北京返回山西，重任《晋阳公报》总编辑。

《晋阳公报》创刊始末考

《晋阳公报》是如何创刊的？在著名报刊收藏家王海勇的“三晋革命文献馆”中珍藏着一册文献，是出版于民国25年（1936年）的《晋阳日报卅周年纪念特刊——三十年来之山西》。我们从中找到一篇由《晋阳日报》社长、《晋阳学报》创刊人之一的梁硕光撰写的《本社三十年来之史略》，文章勾勒出了从《晋阳学报》《晋阳白话报》《晋阳公报》到《晋阳日报》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窥得历史一隅。

清末，国运衰微之际，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受其影响，一群山西大学堂毕业的学生怀着“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的救国理想，共同倡导成立了晋阳学报社。由此，《晋阳学报》成为了山西省内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目前还没有见到存世的《晋阳学报》，但有些文章将《晋阳学报》记成了《晋学报》，应是错误。）

根据梁硕光的回忆，报社筹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正式发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六日，并正式向官府申报备案。报社最初有编辑、印刷、发行三个部门，由武绍先担任总理，统一管理工作，刘劝功、杨阶三代表股东分别担任总董事，郭允叔担任主编，还有庞东生、张瑞生、仇少楼等担任重要职务。最初，报社资金由山西大学堂的同学们募集，每股二十两银子，计划募集一千股满额，但最终只募集到三百多股，便先行开办。梁硕光特别指出，由于当时“民智未开”，人们对报刊内容并不感兴趣，为了普及学报、宣传启蒙思想，报社借鉴了稗史的体裁，又在正刊后附以《晋阳白话报》，刊登一些浅显易懂但旨意深远的文章，“旨远言近，亦劝亦惩，颇博社会之欢迎”。然而，刚刚毕业的学生们缺乏理财经验，不久后便出现了报费拖欠、股本亏损、经济拮据的局面，业务几乎陷入停顿。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天。彼时，旅日的同盟会成员刘绵训和王用宾刚刚回国。考虑到他们曾有过《第一晋话报》和《晋乘》的办报经验，且以文才著称，同盟会骨干赵戴文极力推荐他们承办报务，得到了股东们的同意。经教育协议会决定，报社聘请刘绵训为总理，王用宾为主笔，在《晋阳学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股本，重新扩张，修改章程，并采用日报体例，更名为《晋阳公报》。这一举措借助了公家的力量，推广销路，督促收回报费，声誉大振，销路甚广，让报社扭亏为盈。事实上，此时的《晋阳公报》“本革命之微意，发扬自治精神”已经成为了同盟会进行舆论宣传的阵地。梁硕光评价王用宾道：“以其如椽之笔，对于清季粃政，口诛笔伐，时申大义于天下。”

王用宾对《晋阳公报》的创办情况亦有记载。他在《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中写道：“山西留学日本之学生，自王用宾、谷思慎、何澄于前清乙巳年（1905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先后介绍加盟者百余人，并组成‘同盟会山西支部’。为在省内开展革命宣传，遂编印《晋话报》（即《第一晋话报》），由王用宾、景定成、刘绵训、景耀月诸同志分任撰稿之责。旋以言论激烈，为晋当局禁止发行，乃复议创办《晋阳公报》日刊。此公报倡议于东京，设立于山西省垣，以便推销各州县；推武缵绪、仇元璹主其事，并推王用宾归任总编辑，于丁未（1907年）十月发刊。当时山西除官报外，民办日报此为第一家，销行甚广。”

王用宾与梁硕光的回忆文章，其实略有出入。第一个问题在于，《晋阳公报》到底是谁提议创办的？根据梁硕光的说法，王用宾是在赵戴文的极力推荐下才被聘为主编的；而根据王用宾的说法，他在东京时就倡议办报。第二个问题在于，《晋阳公报》的创刊时间是何时？梁硕光在文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是说了王用宾等人是在1907年冬回国的。而王用宾说《晋阳公报》是在1907年10月发刊的，这与他所说的“倡议于东京”相隔太近，显然也应存疑。根据目前存世最早的实物，即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晋阳公报》第43号，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908年7月1日），该报逢阴历三、六、九出版，月出九期。如果出版从未间断，那么可以推测创刊日期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1908年2月14日）。根据另一份实物，即“三晋革命文献馆”馆藏《晋阳公报》第104号，出版于宣统元年正月十六日（1909年2月6日），往前推算创刊时间应是1908年3月5日，与前一推算还相差6期，说明出版存在间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