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伴随丧亲而来的“哀伤”，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母亲的离世，让李昀鋆陷入哀伤，她也由此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并遇见了很多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

秦小姐16岁那年，父亲因为肺癌脑转移意外离世。此后的14年，她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直还停留在过去。外表上，她的生活和一个普通女孩别无二致，考大学、读博，处理父亲撂下的“烂摊子”。下班回家后，电视上照常播放着《快乐大本营》这样的综艺，看到好笑的情节时她会“嘿嘿”一笑，日子一切如常。

只有秦小姐清楚，纵使她建造高楼大厦一般塑造井然有序的外在生活，但再怎么努力，其实只是在掩饰自己废墟般的内心——父亲离世多年以后，她的哀伤像皮球一样持续膨胀。她这样比喻道：“围绕着城中这个破烂的大窟窿，盖了圈大楼房。我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城中村’，外围再好，都掩盖不住中心的那一部分，就是个大窟窿、城中村。”

秦小姐是研究者李昀鋆的第18位研究对象，也是“丧亲”（be‐reavement）经历的讲述者。父亲的离世，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哀伤”（grief）从未过去，秦小姐的精神世界仍在发生余震。

做研究时，李昀鋆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福利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2017年8月到次年9月，她为撰写博士论文展开了漫长的访谈，研究方向是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如何与哀伤共处。三年后，她凭借这项研究顺利毕业。如今，将近五年过去了，突破重重阻碍，她的博士论文得以出版——在一个避谈死亡的社会，要找到愿意呈现哀伤议题的出版社并不容易。

我们谈论丧亲，常常忽视了年轻人的感受。参考西方社会的数据，大概可推算出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约占年轻人群的3.4%～11%，庞大却隐蔽。年轻子女被期待在葬礼后“必须坚强”、快速“恢复正常”，任由自己浸泡在悲痛之中会被视为不正常，公开谈论哀伤更是不合时宜。李昀鋆逐渐意识到，哀伤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心理问题，更关乎既定的社会文化。

李昀鋆既是研究者，也是一位因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

自决定要研究这一群体以来，她常常被质疑“你为什么要研究丧亲”。社会普遍认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只要时间够久，我们便能治愈丧亲之痛。可是，对她而言，她的哀伤从未过去，她没有一天不因为想念母亲而流泪。

她坦承，研究的缘起有些自私，她想知道因丧亲而起的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论文已发表、著作已出版，她的哀伤至今仍未消失，但她再也不想去治愈它了。

“我没有一天停止对母亲的思念”

2014年夏天的一天——李昀鋆记得是7月25日，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的她在学校自习时，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妈妈中风住院了。她下一秒起身赶到医院，看见母亲躺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处在昏迷之中。

“你会想象母亲一直在挥舞她的手，她想抓住你，在ICU没有人能陪伴她，她该有多害怕呀。”直到现在，她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躺在病床上，手心和脚底还是会发凉。

尽管每天只被允许进入病房十几分钟，但她不肯离开医院半步，同时想象着母亲的灵魂正在脱离肉体，看着守望在病房外的自己，她会否不忍离开？她写道：“即使我卑微地向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神灵祈求母亲可以醒过来，哪怕最后我要放弃学业变成照护者也没有关系。”

4天后，她还是永远失去了母亲。7月29日之后，伴随着母亲离世，此前存在了22年的李昀鋆也一并消失了，她的人生被硬生生劈成了两半，一直没从噩梦中醒来。

葬礼结束后，李昀鋆回到复旦继续学业，考了雅思，顺利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方向的博士项目。在外人眼里，母亲逝世的悲伤，在葬礼仪式结束后随即飘散，她的生活很快就恢复到了“正轨”。

可是她没有一天停止过对母亲的想念。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在为母亲而流泪，那是一种无法遏止的生理痛感。她承认，母亲离世前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甚至在高考考得不理想时，她也没怎么掉过眼泪。但在失去母亲后，眼泪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当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她说“该走出来了”，家人也逐渐变得不理解时，她曾经也质疑自己：“为什么我还是走不出来？”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距离母亲去世仅仅过去半年而已。

研究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起初，这并不是李昀鋆的研究计划，她原先专注的是长者研究。刚上博一时，李昀鋆还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智豪教授专长丧亲研究——“还是叫Wallace比较顺口”，接受采访时，她喝了口水说道。

直到有一天，她偶然在学院官网看到介绍Wallace的页面上出现“丧亲”这两个字，眼泪不由得“唰”地直流下来。后来她顺利联系上Wallace，请他担任博士论文导师。不过，当时她并没有向对方提起自己的丧母经历。

博一下学期，Wallace开了一门关于丧失与哀伤的课，题目就叫做《与哀伤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