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1936年，鲁迅去世后，钱玄同撰文纪念，提出他的三个“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一个人童（少）年时期的创伤，会影响他一辈子。能够超越的，寥若晨星。很多人是蒙昧无知，倒相安无事。如果觉悟了，反观自身，就很危险。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又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大概是自画像。“抉心自食”，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鲁迅自己也多次说到自己的“黑暗”。他说：“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他又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周作人说他是“虚无主义”，不是没有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人性情养成的最关键时期是三到十五岁左右，也就是童年、少年时代。太早没有记忆，太迟影响也就有限。鲁迅正是在十三岁遭遇家庭变故，忽然从小康之家坠落下来。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种“侮蔑”是周作人没有体会到的。1922年12月，鲁迅已经四十二岁了，他写作《呐喊·自序》时，还在痛苦地嘶喊：“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每次读《呐喊·自序》，我就无法自制，会被深深地带进去。其实，鲁迅的文字都有这种情感，让人无法拒绝和逃离。他在厦门时，《写在〈坟〉的后面》一文写到夜的体验，真是令人无法释怀。还有《怎么写——夜记之一》说，“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提到窗外的丛冢、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和前面的“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都是读者很难忘怀的文字。

鲁迅的创伤性记忆，一是他少年时家庭的变故，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家道沦落，备受族人的欺辱和旁人的歧视。他在自传中说，“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写作《呐喊·自序》的时候，鲁迅已是中年，名满天下，回忆当年，还是创痛至巨，《父亲的病》也是血泪斑斑。

二是母亲给他娶的妻子朱安。我曾撰文认为，没有朱安，周树人就无法脱胎换骨成为“鲁迅”。因为朱安，鲁迅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一直过着独身生活，长期的性压抑对他的性格、心理肯定会有大的影响。他之所以仇猫，不能说没有这个阴影。《寡妇主义》一文中，他写道：“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酸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1910年11月15日，给许寿裳的书信中，他说：“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