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是古老的宗教。寺庙历来是文人墨客参访问道的重要场所。苏轼对于寺庙、对于僧侣是敬重的，早年在四川时，就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和胜相院，认识了惟度法师和惟简法师，听他们讲佛和历史掌故，受益匪浅。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三苏父子启程赴京，一路走走停停，寺庙成了他们歇脚投宿的好去处。苏轼也有“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和子由渑池怀旧·自注》）的记载。至京师后，父子三人暂无安顿之场所，遂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在此备考。三十多年后，苏轼闲暇之余，多前往兴国寺浴室院游观，发现中书舍人彭汝砺“亦馆于是”。岁月沧桑，物是人非，“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之后，苏轼又携秦观来此拜访僧惠汶。秦观得以“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后陈慥“寓棋簟于”太平兴国寺，苏轼与范百禄更是“数来从之”。

嘉祐元年秋，苏氏兄弟二人在开封景德寺应试。苏轼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开始崭露头角，名满京城。当时，苏轼才情舒张，继续住在兴国寺备考礼部会试，越明年，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艳四座。然不久，其母程夫人病逝，苏轼兄弟及父亲苏洵只能返回故里。至嘉祐四年（1059）四月，守孝期满，父子三人决定举家离蜀，再往京城。

苏轼凤翔期满还朝，获得个虚职殿中丞，至治平二年（1065），原本想谋一番作为的他失去了妻子。丧妻之痛对苏轼打击甚深，后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为证。再过十一个月，父亲苏洵病逝，这对于苏轼来说，可谓悲切痛心。治平三年（1066）六月，苏轼、苏辙兄弟扶灵返回故里，一舟两棺，着实凄凉。人生突变，尤其在生死面前，人变得如此渺小。也或许是岁月磨难，生死冲淡光芒，消磨了韧劲。待守孝期满，苏轼再度还京，已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了。苏轼因应试声名鹊起，从嘉祐元年至熙宁元年，已历十二年多的时光，其间，虽然谋得一些职位，但多为闲散之职，在朝廷也与主政者政见不一，多少有些郁闷，相比当初的高光时刻，产生了心理落差。更为不幸的是，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父母、妻子，两度守孝。在不幸和磨难之间，在生死茫茫之间，苏轼访寺寻僧的心态、心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到任三日，苏轼就前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孤山幽深，古刹名蓝，苏轼到访后，心情舒坦，作《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访僧问道，不就是寻求内心的平衡、平静吗？此时经过仕途颠簸周折、尝尽人生苦辣酸甜的苏轼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平衡、平静，也因此，他和僧人达成了一致，彼此心近了，多了理解和认同。

杭州名刹众多，高僧亦多。原本对佛寺甚喜的苏轼，此时便与僧侣有了更多的交往，有的甚至成了他一生的挚友。“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以诗赠名僧清顺、可久二人。可久工于古诗、律诗，居祥符寺，清苦耿介，不善与人交往。“门前歌鼓斗分明，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青灯无语，岁月静好，尘俗罗网，不过是自寻苦恼罢了。仕杭州，在苏轼人生履历中，不算发配，也谈不上苦难悲壮。但大抵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大量涉猎佛事，访僧问道，参悟世事，研究佛典，这或许是他排解内心孤独的需要，也或许是人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对万物有了自己的认识。

在杭州期间，苏轼与高僧往来频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一是上天竺的辩才法师。辩才名元净，乃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弟子，道行高深。“即之浮云无穷，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雾之中。”（《辩才大师真赞》）当时苏轼次子苏迨体弱多病，三岁仍不能走路，苏轼送苏迨至辩才法师处落发，取名“竺僧”，后苏迨行走自如，苏轼感念：“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赠上天竺辩才师》）苏轼对辩才法师多有尊重，称其为“老师”，“取老师意，剃度一人”（《与辩才禅师二》）、“闻老师益健，更乞倍加爱重”（《与辩才禅师四》）、“老师必能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与辩才禅师五》）等。后苏轼从杭州还朝，对辩才甚为思仰，“别来思仰日深”（《与辩才禅师五》）。

苏轼在天竺寺与另一高僧慧辩禅师也交往频繁。慧辩大师与辩才大师同是明智大师弟子，善思辨。苏轼常前往与之参悟，听其宣讲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