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周杰伦的《双截棍》红遍大街小巷，在劲爆的节奏中一句话闪过：“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

初登场时，这首歌从歌手到作品，均被视为非主流中的非主流。剖开内里却发现，这首浑身带刺的歌主张的，却是极为平和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

这是一个有趣的呼应。约两千年前，首次提出“仁者无敌”和“浩然之气”的孟子，其一意主张的儒家学说也是“非主流”。

和思想生发的熠熠光辉不同，历史上的先秦，是打仗时“舟中之指可掬”（ 船中战士的断指可以被手捧起来）的晦暗时代。据司马迁著述，孟子游历时，各国主流是商鞅、吴起、孙子、田忌等人的御人和兵法之术。下至小国邹国，上至大国齐国，无不忌惮邻国的武力威胁，时时活在弱小即毁灭的恐惧中。

今人或说，孟子主张的“仁”“义”，实在是一种自然选择，有什么值得额外说明？但在以德为黏合剂的小共同体瓦解，而君主言必称利的战国时期，孔子在100 多年前所宣扬的思想，本就不是显学，当时更显迂阔。

前有孔子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百年后，自认作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却选择重新扛起大旗，对唯利是求、以武立国的诸君主，重述“仁”“义”的重要性。

在一个竞争为上的社会里，屈服于武力与利益是简单的事。只要有一人如荀子所言为己所谋，其他人将不得不卷起来同样为自己所求，最终形成丛林世界。但孟子却指出了另一条积极的生存之路：行不忍之心，推不忍之政。在他的思想中，“人”是政治的目的和尺度，而将人与野兽区分开的，是道德的心性。若将这些人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推行，“天下可运之掌上”。

基于这一思想，孟子对自我有极高的认同感。他如刺头般遍历列国，将自己视为君主的老师，处处兜售自己的仁政。后世回望先秦，往往感叹孔子的思想是这一黑暗时代的明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在孔子身后，正是孟子这一同样不世出的思想家，将其补阙与发扬。

如今，孟子思想所由的“小共同体”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但在这种社会中滋养起的不忍之心、浩然之气，仍旧充塞天宇。

从性善到民本

孔子述而不作，到了孟子，一个重要发展，是将儒家学说逻辑化、理论化。

一本《论语》，多次出现孔子论仁，每次都是在不同情境下，回答不同的问题而来。仁究竟是什么？孔子在回答颜回时，仁是“仁者爱人”，也是“克己复礼”；回答子贡关于仁的提问时，仁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面对冉雍时，又说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说过，巧言令色，少有仁者。

孔子的仁很广博，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社会伦理，也是政治理想，也是礼仪规范。到了孟子这里，还像老师那样就不行了，他将仁进一步明确，并且作为他的儒家学说的基本起点。

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是仁呢？是人的恻隐之心，或者不忍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人们普遍都有的，既然如此，说明人性本善。那么，君主也是如此，只要君主以这种心理顺着去发扬，行相互关爱的政治，做到施仁政，天下也就可以变好了。

孟子所在的时代，多战的背景催生出人们对人本性的讨论。天下士人曾济济于稷下学社，共同讨论治人之法。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人并无确定的本性，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正如告子所言，“性犹湍水也”，水哪里有缺口就向哪里流，就像人性并没有善恶之分。

但孟子否认这种虚无的说法，在他看来，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是普遍且自然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这是人和禽兽的区别。所谓的行善，其实没有多么高大上，它出之自然，就是“不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什么是不忍之心呢？现在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了，人们本能地都会产生惊惧同情之心，这不是因为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的，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可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同理，人们普遍具有四种心理，恻隐之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就像看见孩子坠井时本能地想要去救；羞恶之心——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和厌恶，所以人具有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辞让之心——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们一般会保持谦让礼貌；是非之心——人们也能够辨别基本的对错。

这四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界强求的。它们是区分是人还是禽兽的关键。没有这四种心，就不算是人。而有了这四种心，人性就会继续发展。

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