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惠栋以“述而不作”奠基了乾嘉汉学，开一代“尊汉抑宋”之风。他在解《易》中，确立了汉学诠释经典的基本理路：以复古作为手段，以求真作为目标，以恢复绝对的原始话语，使解释能够无限地临近和相似于真实为任务，并保证文本诠释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有效验证。惠栋在复《易》古本、求《易》本义之“述”的过程中，亦有“易理”发挥之“作”。但与拥有考证性、认识论、存有论等不同层级的“实事求是”相比，惠栋的“述而不作”缺少义理解析之思辨性、哲理性、系统性，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独创性思考。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乾嘉汉学的先行者的惠栋，其对“述而不作”的运用于后世产生了深刻而悠远的影响。

关键词 惠栋 汉学 乾嘉学术 述而不作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２２－０９

长久以来，“实事求是”似乎已成为乾嘉汉学的代名词。郭嵩涛说：“雍乾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强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①钱穆讲：“汉学贵实事求是。”②作为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实事求是要求诠释者在理解与解释文本时，运用知识的考古，从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出发，依由训诂通义理、还原主义等理路进行探寻，以呈现经典内部的固有之道。其中，“实事”指“对象”，“求”指“方法”，“是”指“目标”。然而，“实事求是”有着自身的限度和边界，拥有考证性、认识论、存有论等不同的层级结构。作为乾嘉汉学的开创者，惠栋在最初创建汉学诠释范式时是否已然实现“实事求是”，实属存在争议的问题。惠栋言自己所做的工作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③从实际效果上看，他的汉学成就多传承家学重“古义”之风，将经义存乎古训的治学见解，扩大成为经典诠释的一般原则。其努力的方向是以“述古”兼“述己”的方式呈现己见，从意涵上看更符合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范式。当下，学者对于惠栋汉学研究的讨论成果颇丰。有言其对１８世纪汉学重建与转型之贡献者，①有讲惠栋易学于汉学之影响者，②亦有专门探寻惠栋对汉儒易学复兴者。③ 而学者们对其方法进行归类时，多以“实事求是”谓之。笔者认为，惠栋乃清前中期首标汉帜以引领一代学风者，他通过辑佚汉儒“古义”并据以解经之“汉学解经”进路，架构出乾嘉学术的“汉学”典范。此典范尚处于发展成熟阶段，其更为侧重的是“述而不作”，并未上升到具有理解哲学意味的“实事求是”层级。换言之，“述而不作”偏于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还未触及“实事求是”之存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今日以“述而不作”认识惠栋汉学，可能更为贴近于实际，有助于更为真实地理解、还原尚处于开创阶段的乾嘉汉学。

一、惠栋“汉学”及其解《易》之思

惠氏一门四世传经，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四代皆推崇汉儒治经之法，强调“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④的门径，以“尚家法而信古训”的方式推阐古义。作为惠氏门中治经的佼佼者，惠栋中年以前学博而杂，五十以后专心经术，尤邃汉易，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等，开启一代风潮之说。在他看来，求义理必应复归于经典，经之义必存乎于训。经典多古字古言，故须循着“识字审音”的进路探求。因为两汉经说“去古未远”“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⑤又讲究师法、家法，能存孔门精义，且在佛道盛行以前，尚未杂二氏言，所以治经必遵守汉儒古训，以之通经释义，如此才是征实可信的诠释途径。

众所周知，两千余年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以经典及其诠释为核心的两大体系——“五经”系统与“四书”系统。宋明理学家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根据，促成“四书”系统彻底替代盛行于汉唐的“五经”系统，进而强调“师心自用”，张扬义理而缺少训诂支持的“宋学”诠释思维大兴。在力求获得作者“立言本意”的旗帜下，诠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到了明末，阳明心学之思在解经活动中被无限放大，断章取义、悬解妙悟式的解经方式层出不穷。作为反思的结果，乾嘉学者大声疾呼：“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⑥他们要改变明末学风的空疏浅薄，要为经典诠释找到一种有效验证的方法。所以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⑦治经必须讲究经、义、训之内在联系及一贯性，识字审音后明古训以通经义是必由的进路，是故辑存汉儒旧注并根据“汉学”理路以释经乃为做学问、明道的正确门径。

惠栋对于乾嘉汉学之风确立的重要作用是明显的：是他率先区分了汉、宋学差异，主张“尊汉抑宋”，并设计出清代汉学“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的经解范式；是他较早地重新提出汉代家法与师法的概念，明确了家法与师法在解经活动中的重要性，“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⑧鉴于惠栋的学术声誉，大批学者如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等围绕其身边，高扬“尊汉”，以考据方法治经，探寻汉儒“古义”，更据此理念发展出清儒新十三经注疏，乾嘉学者由此夯实“崇实黜虚”理念，开一代回归经典之学风。对此，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确然以汉易标宗名家者，自定宇始。”①

惠栋汉学，就旨趣而言，申明了一种据经典以考论义理的意向，且含有经世致用的终极关怀；就方法而言，创建出博考汉儒古训，据以训解经典的学术途径，既关注经典的历史脉络，又希望能沟通古今语言，让训诂学成为理解经文、探讨义理的核心手段；就解经形式而言，标榜依古训以通经，将经典诠释立基于以“述”为主的征引考据中。惠栋在治经重“古经”“古义”，其成就大者当属“易学”。他早年撰写《周易本义辨证》六卷，辨证朱熹之说，已有“汉学”特质。乾隆初年，又作《易汉学》七卷，辑存亡佚已久的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诸家《易》说，借以梳理两汉经师之传授源流。晚年更撰写《周易述》四十卷，包括上下经、十翼之注疏。另有《易例》二卷、《增补郑氏周易》《易微言》《易大义》《易法》《易正讹》等。

惠栋解《易》总的思路是，以复古作为手段，以求真作为目标，以恢复绝对的原始话语使解释能够无限地接近于和相似于真实为任务，并保证文本诠释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有效验证。他一改清初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张烈《读易日钞》等对朱熹《易本义》中义理的发挥之态，而以汉儒经注作为诠释文本的基础，明确尊古返汉的治学立场，排斥魏晋以来的义理易学，大规模辑佚和复兴汉代易注。需说明的是，汉易中充满了阴阳灾异、天人相应之说，因此惠栋易学中亦存在不少阴阳象数。有时，他还以象数的内涵作为论述重心，将解经重点建基于以象数为立说的解经体例与内容上，致使其哲学性的表述张力不够，无法形成具有高度思辨特征的逻辑性论述。然立足今日视角观之，惠栋所进行的绝不是纯粹的象数之说，他不惮于以象数说理，而是有着自己的义理建构。他只是主张建构方式以“述古”形式出现，以致原创性思想创造不足。

惠栋《易》学首要的努力方向是复原《周易》古本。之所以要“复原”，是因为汉易传至魏晋隋唐时期被注入大量包含老庄思想的玄学义理，排斥汉易取象、互体、纳甲、卦变之说。到了宋代，易学旨向主要表现为“因经以明道”而不务文字训诂，《周易》诠释变得高度哲理化。元明两代直至清初也都是宋易的发展期，随着朱子学被极度推崇，朱熹易学的正统地位被实际确认。惠栋对此情况极为不满，认为其荼毒扭曲了《周易》，明言自王弼注通行以后，汉儒易说几皆散佚，故自己的工作就是要致力于文本古字的考证，透过诂训与讲求实证的方式，复原《周易》原始经典的本来面貌，进而获得《周易》之本来古义。于是，他将经典的本义付托在经典的语言文字之全面复原，以为恢复经典文本的原始状态，才是经典诠释的正确途径。

那么，惠栋为何会如此用力复原古本？原来根据儒学理念，圣人经典文本的根本价值在于“正名”，即将现象世界统统规范化，从而达到调整社会秩序、维系伦理纲常的目的。所以经典诠释对于封建王朝统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经典的误解会导致相应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纲常紊乱，而对经典的抛弃更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失控和伦理纲常的失范。② 惠栋有感明代学术空疏，学者言经多弃文本而“清谈”，使得朝廷赖以立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发生混乱，而积成亡国之危，故认定必须“返经汲古”，从寻找原典出发重新恢复原始儒家话语体系的神圣权威，通过对经典学说的“返本”和“正名”来调节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通过对原始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化制度的诠释来达到借古鉴今、经世致用的目的。但究竟什么是经典文本的原始状态呢？惠栋与乾嘉学者一致的意见是：真书而非伪书，正文而非谬文，古本而非今本。